12月2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说：
“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地采取了这种方针。”
12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5项要求：
1、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2、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3、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4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5、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将以上提案电告周恩来，并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于右任进行谈判；还嘱咐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并告知红军愿意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12月21日，彭雪枫、周小舟致电中央，将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态度开始明朗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彭雪枫是在接受毛泽东交代任务后，于11月12日途经绥远辗转到太原的，他代表中共中央开始与阎锡山正式谈判。阎锡山对彭雪枫的到来，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只限于他本人和他的外甥、政训处长梁化之参与其事，连他的老搭档赵戴文也被蒙在鼓里。
彭雪枫抓住与梁化之频繁接头的机会，催促阎锡山答复共产党方面提出的问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彭雪枫的努力下，双方的徒步通讯站、通商及共产党方面人员交通过境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久，毛泽东又派周小舟以他的秘书身份，到太原协助彭雪枫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彭雪枫、周小舟还报告说：阎锡山在12月21日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益利害为前提，缩小异点，扩大同点。”后来他还说：“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12月 22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方面，前遣彭雨峰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4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1月15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
敬颂公祺！
毛泽东 敬上
这一天，毛泽东在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复信中写道：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2月22日于陕北苏区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同盟成员主要由原福建事变各党派人士和原19路军中上层军官、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推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造时、朱蕴山、梅龚彬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为主席。
12月23日上午，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中楼正式举行3方会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21日来电精神，提出共产党的六项主张：
1、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看了共产党的提案，表示他个人同意，同时表示还须将此意见向蒋介石传达。
这天下午，南京、西安和中共3方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领袖、放蒋问题进行了讨论。宋美龄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方面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我党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周恩来还说，除了蒋介石，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约定次日接着谈判。
12月24日，南京、西安、中共3方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出席，西安方面是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宋美龄说：
“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了让西安方面早日放出蒋介石，在谈判中做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承诺。周恩来非常高兴，谈判结束后，立即把这些承诺归纳为10条，电传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全文如下：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撤）。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政治领袖，我们可先发表消息，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做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在是日午饭后，宋子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6项承诺交给了张学良、周恩来，全文如下：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7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至此，双方意见已经非常接近，最后3方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方法。
谈判达成协议后，蒋介石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回南京分条逐条执行。
周恩来及时把蒋介石答复张学良的6项承诺及最后达成的6项协议，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并说蒋介石不愿意在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他说：
“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用。”
12月24日晚，宋美龄、宋子文带着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一见面，周恩来说：
“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恩来坐。他说：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说：
“不是已经说好了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只要你们都听我的指挥。我让美龄、子文、汉卿代表我和你谈判一切问题。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不签字，怕夜长梦多，再生不测，要亲自护送蒋介石经洛阳回南京。他不听夫人的劝说，独自冲下了楼。 张学良的车子开到大门口，遇见了杨虎城，急忙刹住车说：
“虎城兄，委员长要走了，快到机场去送送。”
于是，两辆轿车向机场疾驶。机场外早已有一两千学生和群众在等候。杨虎城下车后，与蒋介石握手告别。蒋介石怕群众不让他走，急急忙忙对张学良、杨虎城说：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说一遍，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也得承认。”
他说完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张学良已经坐进了飞机驾驶舱。周恩来赶到飞机场，飞机已经升上了天空，飞向了洛阳。他惋惜而无奈地说：
“晚了，汉卿成了窦尔敦了！”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12月26日，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至甘肃庆阳地区待命。
12月26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对张杨的训词》。训词称：
“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它之人更可知矢。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
“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已自认为卤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知我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尔等对于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祗知有国不知其它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马上就扣留了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