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间，彭雪枫将他在太原的工作情况电告毛泽东：经与阎锡山多次协商，在太原新满城街30号设立电台，彭雪枫以上海某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活动，对外称“彭公馆”，从此正式沟通了太原与陕北的空中联系。阎锡山暗示说：“鉴于眼下情况，与贵党的关系尚不能公开化。”
毛泽东看了彭雪枫的报告，十分高兴，他对周恩来说：
“可以答复彭雪枫，应当尊重阎百川先生。”
3月19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拟好的谈判条件回到西安。张冲到机场迎接。
3月20日，周恩来将带来文件交给张冲，其主要内容是：
甲、中共方面承认：
一、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二、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有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之。四、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任命。五、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及其他直属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等部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交通队、卫生队、修械所、教导队等。在3个师上设某路军总部。红军原有骑兵合编为一个骑兵团。红军改编后之总人数，不少于4万3千人。六、其余处置：原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安置，红军学校俟办完本期后结束。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
乙、国民党方面保证：
一、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二、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三、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的宪法。四、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使共产党亦能参加。五、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
3月22日，周恩来与张冲同机飞往上海。
3月下旬，西路军已经有1万多人战死，8000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或失散。1936年10月出发时的21800余人，幸存下来的只有700余人了。
大病缠身的王树声在踏上西征之路时率领的是千军万马，回到延安的仅有8个人。王树声本人是只身一人一路乞讨才回到了延安。
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原名王宏信，1923年春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在校长、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启发下，阅读进步书刊，加入该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4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
西路军中沦为乞丐的领导人不止王树声一人，李聚奎、朱良才、方强、杜义德、郑维山、陈明义等无不沦为乞丐，他们也是一路乞讨，死里逃生，方才回到了延安。领导人员尚且如此，而那成千上万的战士们，特别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女战士们，他（她）们所遭受的杀戮和蹂躏，又是何等的残酷，何等的不堪啊！
当西路军惨败的电文传到延安后，那一天晚上，一阵阵哨声把抗大学员们召集在操场上，林彪走上讲台，面色严肃，声音低沉，传达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他还没讲完，会场上已经是哭声一片，许仕有和红4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一般。林彪用手敲击着桌子，要求大家安静。可会场上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下来，林彪不得不草草宣布解散。
许仕有被搀扶到宿舍里，他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一场大哭。王建安、陈赓红着眼睛苦苦相劝，许仕有还是绝食了一天。
毛泽东感觉到，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口头上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他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这一天，周恩来与张冲转赴杭州，准备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蒋介石谈判。
3月24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的意见，以信函的方式递交蒋介石。
3月25日，周恩来会晤宋美龄，提交了中共中央15条书面意见。
次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他特别声明说：
“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一、领导全民族的抗日，保证领土主权完整，达到民族独立和解放；二、实现国内和平统一、民主自由，达到民权主义为成功；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民生的幸福。”
蒋介石则表示，不要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和他本人合作。周恩来又强调说：
“一、中共非投降，红军非改编，而是为民族国家利益愿意拥护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种合作立场完全是诚意的、互信的，愿意坚持到底的。
二、中共这种大的改变，必须给以解释的机会与时间，并望谅解其困难”，因此有些问题必须声明和解决，如：（一）苏区改成边区（18县）；（二）红军改编3个师后，人数请容许在4万人以上；（三）请设立指挥总部；（四）中央军政人员只任联络；（五）学校办完这一期；（六）增加红军防地。
“三、以后一切都预力求就成一片，向心的而非离心的，并愿以拥护统一及抗日之精神影响各省。”
蒋介石听后，故作轻松地说：
“这是小节，容易解决的。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行政区可以保持完整，你们可以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确定，我也决不再打共产党了。”
蒋介石还说，只要共产党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在合作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周恩来见他如此坦诚，便在3月30日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杭州。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延安看了范长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非常高兴，就挥毫写下了一封龙飞凤舞的亲笔信：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仅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字，匡我不逮。
致颂 撰祺！
弟 毛泽东 3月29日24时
信中提到的“谈话”，是指他3月1日同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祭黄陵文”是他撰写的清明节祭黄帝陵的祭文。
原来，国民政府在3月份决定清明节派员祭扫黄帝陵，并通知共产党派陕北苏维埃政府人员参加。毛泽东感觉这是一个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于是便挥笔写下了一篇极其精彩的四言古体祭文。其全文待后详录，以飨诸君。
3月底的一天，抗大师生列队在广场召开批判张国焘的大会，毛泽东、张国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
上午8时，会议开始了，毛泽东先讲了话，提出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接下来是代表发言，会议秩序井然，可是当发言人说到西路军惨败之时，有两个学员突然闯上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着他的头要他认罪。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制止。会场又恢复了平静。
许仕有年少时在少林寺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毛泽东允许后，钱钧清了清嗓子，说出了张国焘一段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钱钧说：
“我们军中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搞了十几次腐化……”
“不许你污蔑我！”张国焘听不下去了，不等钱钧说完，一拍桌子，大声喊道：“同志们啊，我张国焘是搞马列主义的，怎能搞这个呢……”
他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会场上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振臂高呼：
“打倒假马列主义者张国焘！”“张国焘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剥去画皮，还其真面目！”“让他讲清楚！”
口号声淹没了张国焘的辩驳，他摇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妈拉个屁，你还赖账！”
钱钧更是火气冲天，他一边骂一边冲上主席台，脱下一只鞋子，照着张国焘的长脸，“啪”地就是一击。张国焘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他慌忙伏地摸眼镜，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毛泽东，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抗议！我抗议！”
张国焘以手捂着脸，大声叫喊。此时毛泽东正在点烟，一支烟还没点上，一切都发生了。身手敏捷的钱钧已经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打，高声问道：
“谁打的？”
钱钧嚯地站了起来，朗声答道：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毛泽东说着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
钱钧又一次立正：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中止的批判会又继续进行了。许仕有再也难以平静下去了，他的心里好像开了锅。他是了解钱钧的，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没想到张国焘的生活竟是这样的腐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又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排斥异己的政治错误，想到了被张国焘活埋的二哥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杀害的战友，这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可是错误归错误，也不能墙倒众人推啊！他更接受不了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
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同志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与上述略有不同，说的是张国焘在一次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检讨会上，许多来自红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他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钱钧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主席台，脱下布鞋，朝他脸上打去。全场震惊。张国焘起身捂脸，举起一只手吼道：
“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赔礼道歉。他说：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说道：
“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毛泽东说：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张国焘依然是满腹牢骚：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
“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4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给中央政治局写检讨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对他暂时不做组织结论。
欲知张国焘能否改过自新，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就西路军的惨败，与其说2万多名红军指战员是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杀戮，倒不如说是张国焘的罪恶之手葬送了他们。张国焘这个以肃反为名屠杀了无数革命志士的刽子手，后来在叛党投敌之后，身无立锥之居，最终流落在异国他乡，落得个冻饿而毙于加拿大的可悲下场。这可真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前车之鉴，后来作恶者能不慎之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