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湘，又名一苇、祖康、若愚、岳渔，1899年11月5日出生在湖南岳阳，1919年1月中学毕业后到了北京，6月考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赴俄赈灾代表团，12月经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介绍，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12月经罗亦农和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共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书记。1924年秋，他奉调回国出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5年8月接替王若飞任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主要从事军事统战工作，直属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1926年9月，他赴沪出任中共鄂区区委书记。不久，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出任唐生智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唐生智向右转后，他奉命离开唐部，从上海转道苏联学习，1927年10月入列宁学院学习，1928年7月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秋回国，先后任上海中共沪中区委委员、宣传部长、区委书记。他和前任何孟雄、蔡博真一样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后因不接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在1931年1月被开除党籍。他与逃到上海避难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从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活动，劝说19路军蔡廷锴联共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后，他担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主持政府秘书处工作，1934年1月遭到蒋介石通缉，被迫逃往香港，与李济深等一起继续为反蒋抗日进行活动，并与人一起恢复建立第三党。1935年11月，他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组织委员会书记。1937年春，他到北平从事抗日联合战线工作，同老朋友李锡九过从甚密，并结识了杨秀峰、张友渔、张东荪一批教授，李锡九告诉他说：

“毛泽东先生知道你到了北平，他请你到延安去一趟。”

彭泽湘闻言，非常高兴，欣然启程，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一路顺利到达延安，张闻天首先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延安饭店休息。第二天，毛泽东接待了他，初次见面，难免有一般礼仪上的寒暄，毛泽东说：

“欢迎你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你多住些日子。”

彭泽湘说：

“我向往延安已久，现在能到延安来，衷心感谢毛先生的邀请。”

从次日起，毛泽东连续4个晚上到延安饭店看望彭泽湘。他每次都带上一包前门香烟，同彭泽湘一边抽烟，一边恳谈。他分析了国家目前的形势，谈到了中国的历史，询问了上海、北平和两广的情况以及李济深、白崇禧对抗日的态度。彭泽湘反映了一些情况，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在交谈中，毛泽东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令彭泽湘深为感动和敬佩。最后，毛泽东还谈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及有关的方针政策。

彭泽湘在延安期间受到了中共中央的亲切款待，从政治思想上获得了启迪和教益。一个星期后，他要离开延安了，林伯渠送来了毛泽东书写的几封信，托他转交给北平的教授张东荪、郭大中、张友渔、杨秀峰等人。

6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王世英说：

“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们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在上海的潘汉年说：

“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

后来，彭泽湘于7月5日回到北平，向诸人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又召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华北局和北平市的负责人何世琨、王一帆、张云川、周惠生及其他全体干部、部分骨干开会，介绍延安之行的情况，介绍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谈到自己的亲身感受时，他说：

“我这次去延安见到毛泽东先生，开了眼界，很有收获。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我们，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要我们坚持抗日，中国人是可以打到底的。”

且说6月18日，周恩来等代表因国共双方谈判依然没有结果，就奉命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6月18日这一天，徐向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一些人埋怨说：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他一个光杆司令回来干什么？徐向前顶着巨大压力，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深知西路军的失败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徐向前，便爽朗地安慰徐向前说：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徐向前被毛泽东充满信任、关怀、爱护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思想包袱一下子卸掉了。

6月25日，毛泽东在何香凝托人送来的廖仲恺著《双清词草》的扉页，看到柳亚子为何香凝的“寒之友社”成员的作画题写的一首诗，对柳亚子顿生思念之情，便给何香凝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10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作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6月25日

毛泽东在信中称赞的老朋友柳亚子，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到了日本。1929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居住，获悉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十分兴奋，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旗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人自注“两列宁”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是最早运用诗歌形式歌颂毛泽东的诗句。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协助何香凝组织国难救护队，担任副主席兼经济部长，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1932年，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柳亚子写下了《怀人三载》，诗云：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欲知毛泽东何时才能与老友柳亚子重逢，请读者诸君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刘少奇属于海归宗派主义小圈子里不被重用且受排斥的少数人之一。至今还没有见到有人研究其原因，是否因其性格所致，不得而知。他在1937年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接连给张闻天写了4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长信，向“左”倾宗派主义小集团发难，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上引发了激烈争论和众人的围攻。毛泽东明白，彻底清算“左”倾路线的时机还不成熟，刘少奇这种不择时机的出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但他又不能丧失原则，于是便在政治局会议上抹了一把稀泥，既指出“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刘少奇的缺点，又肯定了刘少奇“基本上是正确的”，不但稳定了推动全民抗战的大局，而且也改变了会议不利于刘少奇的局面。同时，他还不动声色地送王稼祥去苏联就“医”，一来治病，二来寻找机会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内的真实情况，其良苦用心恐怕是政治局里其他人都想不到的。后来在全民抗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彻底斗败了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后，他才下定决心，彻底清算党内“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的影响，从前方召回刘少奇，与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党内3人领导核心，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这整个过程无不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胆识和非凡谋略，这也正是他和刘少奇的重要区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