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了客人，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递一支烟，要么倒一杯水，旋即离去。来了外国记者，出于礼节，她也要露一露面，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像个大姑娘。一位外国记者记述他对江青的印象说：“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江青还学会了射击、打篮球，她也希望毛泽东多锻炼身体。有时看到毛泽东伏案工作久了，需要休息了，就两手搭在毛泽东的椅背上，说：

“走，到外面打打篮球，练练射击，这对身体有好处。”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

毛泽东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江青很高兴地和毛泽东并肩而行。她想把毛泽东引到操场或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毛泽东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还边走边发议论，他说：

“各人的爱好不同，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一样，不能强求哩。我如果和朱总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谁是‘毛’了嘛。我看，咱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主席嘛。”

江青咯咯地笑了。毛泽东便送给江青一个雅号，一项任务，他说：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毛泽东的新家是在杨家岭的沟口上，旁边还住着一家姓杨的农民。杨家的窑洞和一般陕北贫苦人家一样，只有一个进进出出的门，没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屋里一做饭，满屋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都变成了黑色。门口有一盘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才30几岁，不仅手很脏，脸也不常洗，连脖子都是黑黝黝的。杨家人一看见毛泽东，就热情地向他打招呼，毛泽东便停下来亲切地问长问短，有时还到他们窑洞前站站。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瞧不起，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11月24日，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及其姨侄张则孙来到延安参观考察。

李公朴，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谱名永祥，字晋祥，少时自名公朴。1928年，他考取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半工半读。归国后，他与高士其在南京筹办《徐球通讯社》，与邹韬奋、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1934年，李公朴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第一部中译本《资本论》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5年12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1936年11月23日“七君子”事件发生后，35岁的李公朴在庭审中据理力争。被羁押8个多月的“七君子”被无罪释放。李公朴出狱后到山西调查考察，拜访周恩来等人，并与大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青年座谈。他经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对抗日形势作了全面考察。1937年10月10日回沪后，发表《为全民动员告国人书》等一系列文章，提出“没有全民的动员，就没有全民的战争”。

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延安防空司令部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抗日有生力量，认真地进行了防空部署。林伯渠受命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敌机轰炸延安，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文中写道：

万急重庆

行政院孔院长钧鉴：

延安于本月号（即20日）马（即21日）两日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159枚，死伤军民152人，毁房屋380间。边区人民在此残暴轰炸之下，益加激愤，誓死灭此仇敌。属府本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之抗战方针，紧张一切工作，领导全边区人民为动员民众，驱逐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到底。现对伤亡军民已给予抚恤救济，市面恢复常态，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刻正加强防空设备，以防敌机再次轰炸，惟边区向属疾苦，属府力有未逮，敢祈俯府予赞助，俾有所遵循。

职 林祖涵 有（即25日）叩

11月27日，李公朴拜见了毛泽东，因这天人多，没能很好谈。

11月28日晚，毛泽东来到交际处招待所看望李公朴夫妇，李公朴夫妇急忙到窑洞外迎接，同毛泽东热烈握手，笑语寒暄。走进窑洞，大家围火盆而坐。在座的还有生活书店的职员谷军，他是来投考鲁迅艺术学院的。毛泽东再次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访问参观，并向李公朴了解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出版发行方面的工作问题。李公朴一一作了回答，同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从重庆来延安途中所见、令人忧心的反共摩擦事件，并就他所感兴趣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各校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法、教材、校风以及华北游击区的军事、政权、教育等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战争形势，对大后方的出版发行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

“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总难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华南3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地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泽东关于抗战困难时期新闻出版的意见，使李公朴等人顿开茅塞。李公朴当即表示，读书出版社虽然规模较小，但发展趋势必定走这条道路。他叮嘱在座的谷军，将毛泽东的指示函告重庆书店领导人邹韬奋、徐伯昕。毛泽东又恳切地说：

“延安是一个抗日的实验区，一切都在试验中进行工作，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莫明其妙的坏处。”

希望他们在这里多住 一住，走一走，看一看。 夜渐渐深了，毛泽东该回去休息了。李公朴拿出一本画册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高兴地在张曼筠画的《长城》画幅上题了那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旧作《清平乐六盘山》。

毛泽东走后，李公朴和张曼筠久久不能入睡。他们回忆着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精辟分析和发展趋向的科学论述，谈到毛泽东亲临窑洞会见客人的谦逊精神，以及他穿的一身灰棉军衣。后来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写道：“28日晚上，出人意料地，毛主席到我们的住处——交际科来了。一下子，灯光突然明亮起来，一股热流通过了我们全身。我们的心抑制不住地怦怦跳动着，急忙上前去迎接毛主席，但毛主席已经走进了窑洞。高高的个子，一身灰棉军衣，慈祥地和蔼地笑着。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曾多次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往着毛主席，渴望着见到毛主席啊！现在，毛主席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紧紧地握着毛主席温暖的手，久久不放。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了毛主席，望着他魁伟的身影，慢慢地慢慢地远去。回到窑洞里，我们的心情还一直在激动着。公朴满怀激情地说，‘他这么忙，想不到竟亲自来了’。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

这一次李公朴在延安整整参观考察了一个月，虽然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小米饭，但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宜人，甚至觉得这里的空气也格外新鲜自由。他不顾严寒，拿着一根手杖，每天奔波于沟谷纵横、梁峁交错的陕北黄土高原上，热心的到处参观访问，考察学习。他参观了延安的民众组织，包括男女自卫军、儿童团、农救会、商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协会等组织。男自卫军战时的主要任务是后方运输和交通联络，平时则负责放哨，检查来往行人的路条。他亲身经历了从延安到安塞途中，被农民自卫军盘查路条；看到了农民自卫军自带粮食，自带工具，为扩大修筑飞机场，心甘情愿地出“公役”。关于女自卫军，他曾说，“你不要小觑她是个‘辣椒足’，乡村中的‘土豹子’”，她们出操、查路条、开小组会、讨论国家大事、主持大会做主席，样样都能干。他也目睹了儿童团帮助抗日家属挑水、拾粪、拔草、耕田；观看了由老百姓组成的民众剧团自编自演的活报剧《防空活动》，揭露日军残酷地轰炸延安的情形。他深切地感受到，由于边区政府在不妨碍抗战的原则下，允许民众言论、结社、集会、出版有充分的自由，从而使这些组织在“工作上表现得非常的活跃，并且都能合乎实际的需要，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架子”。他调查了边区的地方政治，了解到边区的村长、乡长、县长都是民众根据民主原则，采取真正的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边区的民众对于选举，也都经过认真考虑，被人拖着鼻子跑的被动现象很少。县长的文化程度，一般来说虽然不高，但都能看文件，写报告，具有执行法令的普通知识，而且对工作负责热诚，和群众打成一片，与民众密切联系，了解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能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李公朴认为，这样的县长是抗战过程中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县长才配称一个“新民之官”。

边区的建设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诸如农业、手工业、合作社以及牛、马、骡、驴的养殖场，土布、毛衣、毛巾、皮革、袜、纸及小规模的机器制造厂，他都一一作了调查。边区政府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合作事业，发动军队帮助春耕、秋收、开荒，取得了很大成绩。近两年内开垦荒田50多万亩，种植树木90多万株，成立合作社150多个，另外还有鞋子、纺织、烧瓷等合作社。他的印象是：“边区政府对于生产建设的事，无时无刻不在积极推进中。”

他考察了边区的司法管理，参加了法庭的审判，到监狱里和犯人谈话，了解了边区的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他的看法是：“没有森严，没有恐怖，一切都平凡，一切都是人对待人的样子。”“边区的法律，罪犯的生活，都能合乎教育原则，都能站在教育的基础上来进行。”

延安的文化教育是他考察的重点，无论是“鲁艺”、“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还是边区中小学、民众识字班、冬学、夜校、随营学校，他都成了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不辞竟去”。不仅研究了他们的教学课程，而且参加过他们的座谈会、讨论会、生活检讨会。边区教育分普通和特殊两种。边区中、小学属普通教育，学生大部分是阵亡将士的后代或前后方军政工作人员的子弟。他们学习的课程主要以适合战时需要为原则，如国文、算术、自然、化学等都与抗战有关。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则属特殊教育，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下，吸收各阶层努力救亡的青年的学校。如“抗大”分军事队和政治队。军事队的课程比较注重军事，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到军队中做军事工作；政治队则军事课程比较少一些，毕业的学生到军队中做政治工作或到敌占区做民运工作。党校和马列学院，是为训练党员与干部而设立的。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研究、世界政治、中日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他对边区教育的结论是，边区在发扬战时教育，增强国防力量，造就大批抗战干部，支持长期抗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通过一个月的详细考察，李公朴认为边区的司法、行政、教育、民运等方面的实施方法，可供全国学习的地方很多。他说：“为着增强抗战力量，为着奠定新中国的基础，我们应当注意这一个实验区的工作，我们应当设法取其优点，推扩到其他地方去。”当然，李公朴在参观考察中，根据自己的见解，也发现了延安存在的缺点。例如，由于缺乏专门人材，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技术上尚表现得不够。又如，集体工作做得很好，个别工作就稍差，有时临时工作还妨碍了经常的工作等。唯其信之笃而爱之深，才直言批评。后来，李公朴在宜川把他的意见进行整理，坦诚相告中共。另一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延安的考察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十分深入细致，因而意见也提得尖锐中肯，又是积极的、善意的。

在延安期间，李公朴还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如艾思奇、柯仲平、高士其、张光年（笔名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等人。同时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像抗大教务长罗瑞卿和11月3日才到延安的音乐家冼星海等。李公朴和冼星海同住“鲁艺”窑洞，还是邻居，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他草拟了一首教育歌，由塞克写词，请冼星海作曲。和罗瑞卿结识，还有一段风趣的插曲。那是在抗大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李公朴夫妇和塞克3人是嘉宾。欢迎大会开始了，主持人罗瑞卿大声宣布：今天，我们延安各界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李公朴先生和塞克夫妇。罗瑞卿乱点鸳鸯谱，惹得全场人捧腹大笑。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一个月的延安之行，给李公朴留下了深刻的良好的印象。他就延安的所见所闻，写下了《革命的摇篮——延安》一文。他写道：“延安是一个实验区，是一个革命的实验区。有人说它是革命的圣地，的确，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青年男女，真像朝圣一样，‘顶礼膜拜’，这是象征着一种人类的希望，人民的愿望，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但作为我来说，与其说它是革命圣地，还不如说它是革命的摇篮。因为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当李公朴离开延安之时，其夫人张曼筠则留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了一年。

再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他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看，还说要让全国人民都看一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八路军派人讲授游击战术。

11月30日，毛泽东邀请来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湘赣特委书记谭余保到家里做客，作陪的是他的老战友张启龙和王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