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余保，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舲舫乡洮水村，1926年投身革命，被选为洮水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8月当选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1933年4月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8月，红6军团西征后，他奉命留在湘赣边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7月被推选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坚持湘赣边3年游击战争。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奉命赴湘赣边江西莲花棋盘山作改编工作，谭余保误将陈毅当作国民党的说客，大骂他是叛徒，并将他捆绑起来，用烟管敲他。陈毅气愤至极，也骂谭余保是土匪。后经陈毅苦口婆心地宣讲政策，谭余保才半信半疑，派人至吉安新四军通讯处了解了真相，一面给陈毅松绑，一面说：“陈毅同志，我把你吊了几天几夜，你也把我吊几天几夜，算我赎罪吧！”陈毅说：“你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没有错嘛。”此后，二人把这支330余人的队伍带出大山，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2团2营，开赴抗日前线。此事传到延安，毛泽东称赞谭余保是“政治很强，粗中有细”。

且说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30年代初期党内的斗争，他说：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忘记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就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

张启龙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上井冈山的途中，因病回到了家乡。1931年湘赣省委成立，王首道任书记，张启龙任省委常委兼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事部部长。1932年2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1933年，他遭到王明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了湘赣苏维埃副主席职务，罚做劳役，被迫与妻子李贞（本传前面说到的开国女将军）离婚。1934年8月起，他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随红6军团西征，后参加创建和保卫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10月起任红2方面军6军团供给部部长。1936年红2方面军党委恢复了他的党籍，到陕北后任红6军团党委常委兼军团统战部部长，1937年底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校管理委员会委员；1938年调马列学院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

张启龙见毛泽东这样说，激动地说：

“主席，我们在湘赣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倾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倾错误，我们是‘左’了。”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说：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

张启龙又汇报说，1933年以后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贯彻到湘赣苏区，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被错杀了。1933年4月，曾两次到井冈山巡视的袁德生亦蒙冤被捕，遭到长时间审讯折磨。1934年4月，他被害于泰和县赣江中，年仅40岁。

毛泽东沉痛地说：

“袁德生是个好同志，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8年12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加紧防空与锄奸》的社论，号召全体军民加紧防空，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慌情绪，做好锄奸等各项工作，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开展一场反击日机残酷轰炸、屠杀无辜平民的斗争。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写了一封信，要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面交邓宝珊。他在信中写道：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

12月6日晚，蒋介石在桂林会见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组织合作关系采取跨党的办法的提议，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

“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二、如果此点可谈，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三、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答复说：

“第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第二，跨党的办法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办法。第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

蒋介石说：

“如果你们考虑合并的事不可能，我也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12月8日，毛泽东把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找去谈话，他说：

“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我们现在钱虽然少，但是还有，饭不好，但是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3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是饿死呢，是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开荒种地，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来一个动员，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毛泽东的话既严肃又风趣，一下子解决了大家想解决又找不到办法的问题。3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大家都会赞同第3种办法。”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说：

“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

毛泽东笑着又对萧劲光说：

“至于军队的任务嘛，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此时，周恩来尚未到达重庆，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参加了约见。蒋介石再次提出关于两党合并的问题，他说：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是不变的。”

他还对吴玉章说：

“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说：

“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我‘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现在世界上固然有只要一个党的强国，如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纳粹，但也有各党并存的强国，如英、美、法等国。”

蒋介石蛮横地说：

“他党可以并存，就是共产党不能并存，如不取消共产党，我死也不会瞑目。”

他还威胁说：

“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那么，国共之间的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2日这一天，日军飞机7架次第3次空袭延安，军民们听到警报声立即隐蔽。城防高射机枪齐发，日机投弹40余枚，仓皇逃跑，毁民房100多间，无人员伤亡。

12月13日晚，毛泽东在由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讲话说：

“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毛泽东还说：

“各机关要振奋精神，积极参加生产运动。”“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作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12月14日，日军飞机第4次空袭延安，来袭飞机共7架次，投弹45枚。延安军民损失甚微。

12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社论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已经遇到一些困难，估计将来某些地区被敌占领，边区主要交通线被封锁时，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质困难。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困难，迎接困难，准备办法战胜困难。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

社论号召在边区内广泛开展生产运动。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都要“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

1938年冬，经毛泽东批准，林彪由夫人张梅陪同前去苏联养伤。

笔者借此机会分别介绍一下林彪和罗瑞卿各自的婚姻和爱情。

前面已经说过，林彪自1925年以来，一直写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而无妻子之实的汪静宜改嫁。到了陕北之后，他才把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射向了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的陕北米脂姑娘张梅。张梅原名叫刘新民，1919年出生，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皮肤细嫩，人称“陕北一枝花”。1937年夏，林彪与张梅结为夫妻，一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女儿林小琳。到苏联后，林彪一待就是3年。在这期间，周恩来在1939年由邓颖超和革命烈士遗孤孙维世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后来孙维世留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这时候，林彪和张梅两人因性格冲突，感情不和，越闹越僵了。林彪经过接触，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孙维世。1942年2月他只身回国，动身前告诉孙维世说，他已经和张梅离了婚，并信誓旦旦地说，要在国内等孙维世学成归国后就和她结婚。可后来林彪回国不久就遇上了叶群，第二年他们就结了婚。林彪让去苏联治病的罗荣桓捎给仍在苏联的张梅一封信，说他已经重组了家庭。后来张梅回国后，在1954年另嫁了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的徐介藩。

罗瑞卿则是在林彪和张梅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林彪赴苏疗养的1938年冬天，初识他的第一任妻子拱平。那时候，抗日军政大学组织了一场特殊的报告会，给学员们作报告的是32岁的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听报告的是抗大入党8个月以上的年轻党员。坐在前排的一位秀丽端庄的女学员，名叫拱平，她是抗大5大队女生队学员。

拱平，1919年生于江苏南京，12岁时考入南京有名的汇文女子中学，17岁考入金陵大学，是金陵大学有名的校花。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长千方百计地追求拱平，拱平的父亲也答应了这个师长的请求，却遭到了拱平的拒绝。不久，拱平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抗战爆发后，她从上海到了江西，又从江西到了重庆，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中，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由此奔赴延安。

拱平对台上威风凛凛英姿勃勃的首长一举一动都看得非常仔细。此时的罗瑞卿是一表人才，英俊魁梧，干练洒脱。他的报告既显智慧又见学识，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博得了台下学员们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正值芳龄的拱平于朦胧之中已有几许青春少女对优秀男子的爱慕崇拜之情。散会之后，她没有马上离开，静静地站在大门外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不大一会儿，罗瑞卿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出来，见拱平一个人站在那儿，便关切地问：

“同志，你等谁呀？”

“我……”

拱平见首长站在自己跟前，有些慌乱，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罗瑞卿见状，又亲切地问道：

“你住哪里呢？”

此时，拱平的情绪已经渐渐平静了下来，她回答说：

“抗大文工团。”

罗瑞卿微笑着说：

“喔，我们是一个方向啊，一道走吧。”

自此，罗瑞卿与拱平由相识到彼此爱慕，逐渐加深了感情，组成革命家庭便水到渠成了。于是，罗瑞卿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和拱平结为伉俪。半年后，罗瑞卿奉命率部奔赴抗日前线，拱平因患妇科病不能随军行动。不久，组织上让拱平到重庆去治病，拱平竟在中途遗失了组织介绍信。由于没有任何组织和熟人能证明她的确切身份，拱平在重庆苦苦支撑了两个月后，又被人劝到了成都。在成都，仍然没有人相信她。就这样她糊里糊涂地脱离了党组织，开始了一个人的孤身奋斗。后来，当拱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底打听到罗瑞卿的消息时，罗瑞卿已经在1941年4月3日与郝治平举行了婚礼，小孩也有几岁了。后来，拱平在1949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享受副司局级离休干部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