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治平，河北临漳人，1922年出生于河南安阳，1938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4月与罗瑞卿在辽县桐峪镇结婚，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75年4月，罗瑞卿在《忆往事书赠治平》一诗中写道：“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且说193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延安文艺界人士，赴宴者约有100余人。

席间，毛泽东鼓励文艺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创造和演出更多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1月2日晚，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全文如下：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在朱彭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揭穿了中国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国内某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无耻造谣。此外，八路军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亦保卫了河防，现正准备配合西北友军，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八路军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某些守旧顽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认的。这在敌人方面，不但不敢轻视八路军，而且日益增长其畏惧八路军的心理的事实表现上，也得到充分的反证。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中外新闻记者，观察家，旅行家的详尽的或粗略的记载，早已连篇累牍。一切无成见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军的经验，当然不是偶然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八路军之存在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的话，那我们只有一句话答复：认为“无益”者，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4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八路军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第二、八路军以善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出名，但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至今还缺少初步地研究。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没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至必要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八路军当前的第二个任务。第三、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八路军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协同友党友军一道工作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之利于抗战，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因此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第四、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3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但还须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如像过去已经实行了的，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其它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 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日

不久，《八路军军政杂志》在1月15日正式创刊，由萧向荣任主编，在毛泽东、郭化若、王稼祥、萧劲光、萧向荣5人组成的编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1月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原来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和夫人陈璧君以讲演为名，由重庆偷偷飞抵云南昆明。第二天，二人携着“汪派”的干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一行人飞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了“艳电”（29号这一天在电报韵目代码中是“艳”，故称“艳电”），标题是《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提出了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的主张。汪精卫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国民党中央迅速做出反应，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12月31日，“艳电”在香港见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全文如下：

甲、蒋介石驳斥近卫宣言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表示了中国主战派与中和派的开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部分动摇分子已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这特征已经表现在西南西北的高级军官会议上，也将继续表现在即将召集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虽是党务与政务上的进步，一般还落后于军事上的进步。

乙、这种进步将必然推动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但这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最近国民党各报上向本党提出的交出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及放弃共产主义等，以及在华北西北各地的许多摩擦，就是这种限共防共政策的具体表现。

丙、我们的任务：（子）坚决拥护蒋氏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对近卫的驳斥，拥护蒋氏的每一进步，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寅）在打击汪精卫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来间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

丁、到处提出下列口号：（子）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丑）打倒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寅）打倒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汪精卫。（卯）打倒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反对陕甘宁边区的汉奸汪精卫（这条应依照各地情况来写，不一定全部写）。（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德意侵略中国反蒋反共的统一战线。

中央书记处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1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吴克坚、叶剑英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具体工作是由董必武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博古负责组织部，凯丰负责宣传部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蒋南翔负责青年工作。

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议员有146名，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的，那么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地干。”

接下来，会议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选举张邦英为副议长。

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关于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阐述了目前的抗战形势和边区所处的环境，说明边区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总结了边区政府成立两年来在保卫边区和全国的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提出了边区政府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任务。他还强调说：

“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1月17日晚，毛泽东给何干之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何干之在陕北公学教书期间，曾酝酿编写一部《中国民族史》，他把这一设想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泽东

由于战争环境的困难条件所限，何干之后来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写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