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国坚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要丝毫大意。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这就是：

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摩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9月初，中共中央通知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山西的政治情况。他问毛泽东：

“主席，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

是年秋季的一天，军委二局的战士们发现安塞河滩上有一辆小汽车抛锚了，他们跑上去一看，是毛泽东在外参加完会议后回延安，刚到真武洞汽车就走不动了。毛泽东被大家接到戴镜元所在的机要工作人员驻地，听取了戴镜元的汇报，并应邀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他说：

“你们在二局工作要有长期打算，准备干100年，你们不能干了，儿子、孙子接着干下去。”

他还说：

“古时候人们修了一座拱桥，合龙后就差那么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虽不大，但要求很结实，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难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块打草的小石头，长年累月的磨砺，既光滑，又结实，拿来放在桥上正合适。你们二局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会通报嘉奖的。你们只能默默无闻地做贡献，像那块补桥的小石头一样，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

“你们的工作是一门科学，科学事业的成功，是靠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顽强钻研创造取得的。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登山不怕高，只要肯登攀。只要有毅力，有钻劲，不怕挫折，敢于走‘之’字形路，就能步步胜利。不要怕困难，只要苦干实干，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不怕难，只怕不干。”

9月8日晨5时30分，防空司令部接到了有敌机向延安飞来的报告，立即发出空袭警报。不久，敌3架侦察机轮番飞到延安上空盘旋侦察。

上午9时许，15架重轰炸机由东南飞来，投弹后向东北方向飞去。接着，又有28架敌机由东面飞来继续轰炸。直到11时，警报才解除。前后两批43架轰炸机共投弹200余枚，多数炸弹落在城内北街和西山上，毁房150余间，死伤58人。奉命来延安汇报工作的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钟蛟盘，不幸在空袭中遇难。

9月9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了延安，随同北路慰劳团一起来延安的还有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

这个全国慰劳总会的前身是1938年7月在武汉“七·七”献金活动后成立的“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迁到重庆后，改名为“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简称“全国慰劳总会”。1939年初，“全国慰劳总会”组织了南北两路“前线将士慰劳团”，分赴全国各战区去慰问。他们函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派人参加。“文协”推举老舍参加北路慰劳团，姚篷子、陆晶清两人参加了南路慰劳团。北路慰劳团的总团长是国民党元老张继，团长是贺衷寒。

9月10日下午，延安各军事机关代表百余人，在八路军政治部举行“为敌机轰炸死难之钟蛟盘同志追悼会”。会场朴素肃穆，正中挂着钟蛟盘的画像，下面一张白纸上写着几十位死难者的名字，两旁摆放着很多花圈和挽联。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致悼词并报告了钟蛟盘的简历，他说：

“延安这个小小的地方，为什么日军会出动几十架飞机，频繁地进行轰炸呢？这是因为敌人对坚持抗日的人们，怀着刻骨的仇恨！敌人早就宣布了，要把延安炸平，把边区炸平，还要放毒瓦斯。”“我们今天开这个追悼会，一方面表示我们的沉痛、悲伤和义愤，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性，下一次不要让一个人在敌机的轰炸下牺牲。我们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用我们的伟大胜利来替他们复仇！”

9月10日晚，毛泽东在延安交际处会见了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全体成员，并设宴招待他们。毛泽东还和张继、贺衷寒、老舍等人碰了杯，宴会后一同前往中央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会。

毛泽东首先在欢迎大会上致词。他针对目前的局势提出，全国人民拥护抗战，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告诫国民党说，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要做。

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接着讲了话。张继非常激动，他在谈到“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的时候，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连说“我是罪人，我有罪！”接着，他提高语调说：

“今天情形变了，国共两党正常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虽然有小摩擦，但是这些摩擦是通过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

毛泽东为张继的“自我检讨”热烈鼓掌。慰劳团文艺界代表老舍被请上台去讲话，他还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接着，冼星海指挥鲁迅艺术学院合唱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演出了秧歌剧《查路条》等。老舍听到了《黄河大合唱》，极受感动，连说：

“气魄真大，好热情！”

第二天，延安的《新中华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

9月13日，江青撰写的《我与娜拉》一文，载于《中国艺坛画报》上，她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地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9月15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派八路军344旅旅长徐海东去华中，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后，4支队的干部们觉得名声不好，党不相信他们了，思想很不安定，所以毛泽东就派来自鄂豫皖的徐海东前去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将要到4支队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为胡服，以徐海东的中校副官的名义，在徐海东掩护下，同时离开延安南下。

欲知新四军后来发展的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周恩来坠马受伤一事，本传引用的材料源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是由周恩来坠马时在场的蒋泽民1985年3月20日写给胡耀邦的信以及周恩来坠马时在场的王来音1979年6月的口述提供的。从时间上看，毋庸置疑，蒋泽民的信和王来音的口述材料，都是当局为了批判江青而搜集的。但在这些记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蒋泽民和王来音并没有提及江青。这应该是信史。而与此相反，周恩来坠马是因为江青骑的骡子惊了他的坐骑的说法，却有大致相同的三四个版本。在这三四个版本中，尽管表述不一，归纳起来也只是两个问题：其一是说，周恩来曾经说过，毛泽东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江青有关。其二是成仿吾的版本说，说是毛泽东勃然大怒，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吓得江青不敢回杨家岭。直到第二天毛泽东气消了，她才敢回去。而在这三四个版本的提供者中，没有一个是周恩来坠马现场的当事人。尽管其中之一的成仿吾在党校处理了这件事，但他也不是事故现场的见证人。况且成仿吾的版本，并不是直接来自于成仿吾，而是来自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研究人员米世同。米世同说，是成仿吾1965年回延安时提供的。叶永烈的版本，也是来自于这个米氏，是1992年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得到的。由此看来，这三四个版本并没有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