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方面代表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再次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中共中央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函文中说：

“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就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殷，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附列于后，倘此十二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蒋）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蒋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

中共中央的坚决态度，使蒋介石的企图完全落空了。

3月6日，蒋介石在没有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参加的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上发表演说，一方面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仍然大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老调子，可他同时也不得不宣称：

“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3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方面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他写道：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全体参政员先生公鉴：

鱼电诵悉。诸先生关怀团结，感佩同深。4年以来，中共同人为维护民族抗战与国内团结，心力交瘁，早为国人所公认，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惟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一·一七”命令之后，敌伪抚掌，国人愤激，友邦惊疑，莫不谓国共破裂之将至。中共中央睹此危局，自不能不采取适当步骤，力挽危局，以保团结，乃向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迁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上。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耿耿此心，曾有前电致参政会秘书处，略述梗概，当蒙洞察。嗣后参政员同人中颇多从中奔走以图转圜者，泽东等感此拳拳之意，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2人提出临时办法12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同时，即以此意通知参政会秘书处，亦未蒙政府置答。泽东等所提善后办法与临时办法诸条件，乃是向泽东等为参政员之政府当局提出请求解决，以为泽东等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之标准，政府固有予以解决与否之自由，泽东等亦有出席与否之自由。泽东等爱护参政会之心，今昔并无二致，如能在此次会期内由于诸先生之努力促成，与政府诸公之当机立断，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后行。泽东等接受政府之聘请，为团结，为抗战也。皖南事变以来，对于国共团结所加之深重裂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泽东等一日碍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泽东等目前所处环境与诸先生不能尽同者，其故即在此。

谨布区区，尚希谅察。

中国共产党参政员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伯渠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3月上旬，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3科科长胡立教和作战科科长叶超，在突围中脱队后到达盐城，向刘少奇汇报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围击的情况。

3月1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将胡立教、叶超汇报的皖南事变经过，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中共中央。

3月12日，毛泽东鉴于蒋介石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及参政会3月8日在董必武缺席的情况下选举他为驻会参政员一事，周恩来仍然肯定是防御性的，便致电周恩来，解释说：

“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住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在会谈中，他表示由于先前事务繁忙，因此不便接见中共代表。对于皖南事变和一个时期以来各地的政治压迫，蒋介石推脱这不是他的意思，是下面人做的。他还说：

“国共本无事，地方摩擦即国民党内也有，不算什么。你们不应拿来做宣传，日本人即无事也是要造谣的。中央决不会再来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战，那是中央的失败，但你们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们的失败。”

蒋介石还表示，一些具体问题如释放被扣人员、继续发饷等可以提前解决。周恩来提及到防地、扩军等问题时，蒋介石只是含糊其词地说：

“你们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

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了。

3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复电给著名旅美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说起这位司徒美堂先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原名叫司徒羡意，字基赞，又名彭柳，1868年出生于广东开平，1873年丧父，1877年失学，在新会县城一家小店当杂工。1880年，由其母借50元龙银，乘轮船到美国谋生，在三藩（即旧金山，华侨粤语译作三藩）市“会仙楼”食馆当厨工。1885年，他拜堂盟誓，加入三藩市洪门致公堂。1886年，他打死了一个吃“霸王饭”的白人流氓。司徒美堂从小学过武术，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六七人不能近其身。这年他20岁，见到这白人流氓吃“霸王餐”，气愤不过，三拳两脚就结果了他，为此坐了10个月苦役监，出狱后，替一个华侨家庭管带孩子。1894年，他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工。随舰到过南美及西欧一些国家。1894年冬，司徒美堂在美国波士顿致公堂内另立系统，组织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旗号。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1898年，他与几名中国海员辞职，回到波士顿，推小车沿街出售水果蔬菜肉类谋生。1904年，孙中山赴美活动，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05年，司徒美堂在美国纽约成立“安良总堂”，自任安良堂总理，被称为“大佬”，尊称为“叔父”。法律顾问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后任美国总统）。1931年，司徒美堂领导侨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持19路军上海抗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发动美东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远在美国纽约的司徒美堂觉得“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便以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名义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说中国的抗战“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需要出财出力，甚至出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要求蒋介石停止反共行为。

因此，毛泽东在3月14日给司徒美堂的复电中一方面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一方面又强调说：

“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

3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农村调查》（内容包括毛泽东早年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一书，写了一个《序言》（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的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10个有10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

3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中写道：

一、从何白《皓电》（去年10月19日）开始的第2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3月6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CC系和政学系之间，CC系和复兴系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CC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5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三、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11月9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12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地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

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12月25日的指示，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3月24日至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柳亚子缺席的情况下，指使八中全会将在皖南事变后谴责了蒋介石，并拒绝参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的柳亚子开除出国民党，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吴玉章、林伯渠、张曙时等人在柳亚子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第二天，从延安发去电报，对他慰勉有加，赞颂备至。陈毅也给柳亚子寄去了一首诗：《沁园春·慰柳亚子》。

不久，柳亚子也在香港发表声明，以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宣布“正式”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这一消息后，对柳亚子的这一惊人之举，称之为“一件值得中国人民庆贺的大事。”

后来，柳亚子于11月间在《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一诗中写道：“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