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间，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理论概念。

张如心，1908年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兴宁县，1926年2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国民党留苏学生党部领导工作，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9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研究部部长。1931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著《哲学概论》；1931年9月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论》一文中追述道：

“这一次会面的一切真是平凡极了，普通极了，原以为毛泽东总该是特别一些，不同一些，当天若不是别人介绍我还以为他只是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呢！毛泽东对人民亲切，和蔼，诚恳，不摆架子，不耍威风，不装腔作势，这些比起旧式的‘大人物’那‘一套’来说也许是极其平凡的，然而只有这种平凡才是真正的伟大。”

1934年，张如心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先后任延安抗大主任教员、军政学院教育长、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

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期间，亲眼看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进一步地认识，开始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写道：

“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略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此后，张如心在1941年4月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1942年2月8日发表《怎样学习毛泽东》。

张如心还先后出版了多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他主持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一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填补了党史教材空白。他对毛泽东理论的科学、系统、正确的论述，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张如心于1976年1月因病在上海逝世，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主持，陈野苹致悼词，悼词中高度评价他说：“张如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的理论工作、教育工作勤奋努力的一生。”

再说从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并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

日本冈村宁次提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烈、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办法，由以往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长驱直入地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地打击。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配合日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由于战斗频繁，伤亡严重，部队减员颇多。在华北，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不少盛产粮食的平原地区相继变成了游击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然而，任何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毛泽东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相持阶段中这一最困难的阶段，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的困难。”

他号召解放区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有一天，毛泽东去二十里铺参加了一个边区党的会议，当他归来走到延河河滩上时，被稀稀拉拉的几片绿色吸引住了，便停下脚步，瞧瞧四周，原来那是一些长着圆圆叶子的野菜。毛泽东对警卫员说：

“你们看，这是一种能吃的野菜，你们给我搞一点回去炒炒吃，叫老周减少一个别的菜。”

他见警卫员有些迟疑，又说：

“这叫冬寒菜，很好吃，我过去吃过。”

警卫员们这才和他一起拔起野菜来。回到住处，毛泽东接连吃了好几次冬寒菜，他见警卫员们仍然不吃，就说：

“这菜很好吃，你们也可以拔一些来当菜吃，不是现在没有菜吃吗？”

警卫员这才明白过来，毛泽东是教育大家以野菜代替蔬菜，解决吃菜难的问题。

1941年3月，经毛泽东和朱德批准，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进了南泥湾。

359旅原先曾在绥德一带屯过田，但因驻地人稠地少，种粮代价又高，又无经验，结果失败了。此后，为了寻找适宜军屯之地，朱德便和留守兵团负责人来到南泥湾一带考察了一番。

南泥湾是个方圆几百里的平川，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以外，是延安的南大门，属于汾川河流域，是金盆湾的一个乡，与临真镇、马坊、九龙泉接壤。据说在很早以前，这里人烟稠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生产和经济都十分繁荣。到了清朝中期，统治者不断挑起回汉民族纠纷，使他们互相残杀，老百姓为避祸乱相继逃往他乡。从此，这块富饶美丽的平川，变成了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

朱德等人发现此处既是战略要地，土质又肥沃，水源也比较好，是理想的军屯之地，便向中央作了汇报。于是，毛泽东决定，由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主持延安军分区和延安卫戍区的工作，统管全旅的工农业、商业和运输生产；由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湾主持生产练兵等日常工作，将以苏鳌为团长的补充团开进南泥湾屯田。

毛泽东、朱德等还命令警4团在富县一带的槐树庄屯田；命令驻扎在陇东的王维舟的385旅开进沟深林密的大、小风川屯田。另外，豹子川、清泉镇等军屯区的生产活动也开展了起来。

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机关也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开赴南泥湾，开辟出了一个拥有300多亩地的农场。江青曾主动到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在那里一干就是二三个月。

1941年春（这个时间是毛泽东在1965年的批示中提出的），毛泽东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便专心著述，对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下发的9个文件进行了解剖（师东兵在他文章中说是在1941年10月12日以后）。

师东兵在他的《政坛秘闻录》一书中说，这9个文件是：1931年9月20日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王明在1944年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是博古（或李竹生）起草的，绝非我起草的”。括号里的内容是笔者根据另一个材料加上去的，下同）、1931年9月20日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周恩来起草，《王明年谱》说王明让博古起草）、1931年12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博古或张闻天起草）、1932年1月9日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张闻天起草）、1932年2月26日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非全文，起草者待考，张闻天在2月间文章中有“抗日军阀”等术语，与文中术语同）、1932年3月30日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起草者待考）、1932年4月14日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及同一天发出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署名洛甫，即张闻天），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一气呵成写出了5万多字的文章，总题目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史称“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高屋建瓴，文风犀利，思想深刻，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其中还点出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字，刺人的话也不少。他几经修改，仍感觉有点锋芒毕露。为了团结那些犯过错误的政治局委员，他暂时还不准备在党内发表。

后来，毛泽东曾将这“九篇文章”送给任弼时和回到延安的刘少奇看，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是要教育他们，首先争取他们坚定地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据陈晋（《毛泽东传》执笔之一、《毛泽东年谱》副主编）在2017年3月31日发表的《文章千古事》一文中说：

编辑《毛选》（即《毛泽东选集》——笔者注），毛泽东的原则是精益求精。为避免不必要的现实困扰。他舍弃了一些个性鲜明、很富情感色彩的文章。写于1941年9月前后，长达5万多字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便属此类。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这9个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及其政策。

毛泽东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读这9个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笔者注）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

当时没有发表，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

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搁置起来了。不知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这篇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看，还说：“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又批给谢富治、李井泉、陶铸阅看，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既然没有确定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来，在毛泽东心目中，此文未必纯属“历史资料”，其中或许藏伏着立足现实需要让他格外珍惜的东西。的确，这篇长文反映了党的一段历史，一段犯“左”倾错误因而遭受重大失败的历史。毛泽东倾注那样大的心血，摆出那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放纵那样锋芒毕露的犀利文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怎么能让它永远尘封？他相信对后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再则，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现“怒发冲冠”的情绪反弹了。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动手修改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修改完后，一番犹豫，他依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内部印发。如何处理此文，毛泽东心里确实颇为纠结。将近10年之后，毛泽东又找出此文，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又是一番犹豫，结果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一个月后，他逝世了，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复杂心绪。

关于《九篇文章》，笔者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作为中央文献出版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的执笔和副主编的陈晋，一位历史原始资料的见证者，他的话是完全可靠的。为了将这一重要资料完整地呈献给读者，笔者不再拆解，至于毛泽东后来让中央诸领导人传阅《九篇文章》以及反复修改的情况，早已在本传后边多次叙及（毛泽东讲的内容与上述材料略有不同，如时间问题），敬请读者注意。

1941年4月上旬，续范亭满怀惜别之情，告别晋西北人民，被人用担架抬上船，渡过黄河，来到了延安。

续范亭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胃病、肺病复发，在中共中央的催促下，才到延安治疗休养的。当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杨家岭时，毛泽东在附近的山坡上迎接他。

毛泽东对续范亭十分关心，让他住进位于延安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并专门安排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以及院里内科主任黄树则等人为他诊断。

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药品分出一部分，派人送给续范亭，写信告诉他，药品的疗效和服用方法。他听说续范亭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马上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开出英文原名，交给工作人员发电报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设法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