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毛泽东专程从杨家岭走了十多公里，前往延安柳树店医科大学后山的窑洞去看望续范亭、王观澜。他一进校门，就被医科大学的学员们围住了，在众人的簇拥下，视察了学校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厨房，听取了师生们的汇报。人越来越多了，毛泽东又被师生们拉到礼堂里去讲话。他站在讲台上说道：

“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都会蓬勃发展，前途无量；失去生命力的就会枯萎、死亡。”

他指着外头山边的一棵小树说：

“医科大学像那棵小树的生长过程一样，过去是小学，现在成了大学。虽然校舍和设备还很简陋，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会不断发展的。以后，解放了全中国，进了大城市，会发展得更大更好。只要我们真正为人民利益学习、工作、服务，我们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命力。前进中可能会遇到曲折，但是总会不断发展的。”

毛泽东正讲着，一眼瞥见续范亭来到了礼堂，便中止了讲话，走下讲台与续范亭紧紧握手，亲切地询问他的病情。

续范亭对毛泽东非常景仰，他虽然病情很重，但听说毛泽东到了医科大学，还是带病下山到医大来看望毛泽东。他告诉毛泽东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感谢毛主席的关心。毛泽东招呼续范亭入座后，又继续上台讲下去。最后他转过脸，指着续范亭对学员们说：

“如果你们把续老的病治好了，就算你们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走下讲台，与师生们挥手告别，随着续范亭来到他的窑洞里，问寒问暖，嘱咐他安心治病。

后来，续范亭的身体渐渐康复了，便从柳树店移居到杨家岭党中央机关附近，毛泽东让他住在与自己邻近的窑洞里，方便二人见面、交谈。

4月16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一文：

一、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而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

二、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的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都是有利的。

三、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只要中国政府的方针是坚持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只要中国政府对于苏联的援助是用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是用以反对国内同胞，例如今年1月，在皖南消灭新四军及目前在安徽湖北等省大举进攻新四军之所为，只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据苏联的国策，深信苏联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决不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束缚自己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正义行动的手足。日本此次对于限制苏联援华的目的没有达到，是表示失望的！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要说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苏联身上的，而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

四、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谓满洲国者，早为日本用为扰乱苏联与外蒙边疆的工具，张高峰、渤蒙坎两次战争，便是明证，苏联既与日本订立和平中立条约，便不能不把这一问题同时加以解决。在苏联，根据其和平中立政策，无论与日本订约与否，都是不准备侵入东4省的，而日本却屡图侵犯外蒙，而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4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

五、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第一，任何对抗战的动摇是不许可的。第二，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第三，各种反动的对内政策必须停止。循此以行，外援方有所附丽，抗战才可期胜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至众叛亲离，危亡可立而待。我们共产党深望国民党当局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则非仅国民党之利，民族解放事业实利赖之。

4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撰写的《跋》中说：

“10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份，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毫无疑义是错误的。”“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

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中写道：

“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的干部为厂长，不设政委，另以老干部、工人为副厂长，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责监督技术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和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4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照毛泽东的修改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共21条，其中七、八、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九、二十这些条款是毛泽东起草的，他对其它一些条款也作了重要修改。

4月28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他在信中写道：

“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2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新中华报》上正式发表，全文如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60万亩，增加粮食产量40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10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5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七七”事件爆发后，国民党因为要应付抗战，它的内外政策有过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它要维持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首的一党统治，它的抗战政策都是两面性的，服从于它的抗战政策的宣传政策，也是两面性的，这政治上和宣传上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抗战，另方面随时进行投降阴谋；一方面联共，另方面随时进行反共活动；一方面要求精诚团结，另方面强行绝对统一；一方面要求民众参战，另方面强行统制民众；一方面高唱精神动员，另方面厉行思想统制；一方面强调三民主义，另方面修正三民主义；一方面强调文化教育，另方面厉行复古主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为了贯彻这种两面性政策，国民党更采用各样各色的两面性的和虚伪的宣传战术，这就是在进步的东西（比抗战前）中夹着反动的东西，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着反革命的实质；对自己则隐恶扬善，无理说成有理，坏的说成好的；对别人则隐善扬恶，有理说成无理，好的说成坏的；对老百姓及落后分子，则欺骗蒙蔽；对我党及进步人士，则造谣污蔑，并实行“以理论对理论”、“以政治对政治”、“以文化对文化”、“以量胜质”的战术，尤其是利用它的统治地位厉行思想统制、物质统制、检查统制，并滥用“法令”、“军纪”等作武器，来专制军民的口舌与抗议。尤其重庆时期以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更为变本加厉。我们必须展开对国民党的宣传战，以正全国人民的视听。

二、对国民党展开宣传战的总方针，是多方揭破其反动宣传，更加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更加争取广大的同盟军，以便坚持抗战到底，达到抗战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胜利。为此，我党进行宣传战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坚持抗日第一与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坚持真正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并多方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罪行，及其违反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的言论行为，以推动国民党进步分子，争取其中间分子，孤立其反动分子。又一方面，争取社会的广大同情者和同盟军，来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反对其反动的复古主义和一党专制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思想、信仰、言论、研究、创作、出版、教育之自由，要赞助广大中间分子自由主义立场，要同情被压迫、被排斥的地方势力。

三、对于国民党的抗战方面和合理方面的宣传，我们应出以拥护和赞助的态度，但估计它在这方面的两面性、不彻底性（反动的宣传）、虚伪性（掩盖着反动的实质）、局限性（地方的、时间的与问题的局限性），不可笼统地、抽象地、一般地去拥护，而应分别对待之：1、只拥护它的真实进步和真实合理的东西。2、批评它的不彻底性，揭露它的两面性、虚伪性，冲破它的局限性。因为有推进它的进步合理的作用，所以在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有利时，即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否则采用迂回的侧面的方式。3、利用它的进步即合理的一面，以打击它的反动的错误的一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个战术，在对国民党进行宣传战时，需要灵活使用。4、把它的进步地和合理地宣传，变成群众性的鼓动，造成“支票兑现”运动。

四、在反对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一般反动宣传时，我们应以马列主义批评其反动理论，以真正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对抗其修正三民主义，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抗其复古主义文化，以三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解释的和我党所实行的）击破其反动政策。

五、国民党不敢正视现实（由于它自己阶级的没落性），所以在它要表扬自己打击别人时，它就尽量搬出世界上一切没落阶级所惯用的宣传武器，这就是虚伪、夸大、造谣、掩饰。为要击破它的这种宣传，应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立场，我们宣传鼓动中某些夸张的东西是不必要的。

六、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时，应注意以下原则：1、以科学立场，解释共产主义和中共适合中国国情之需要。2、以客观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合于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合于总理遗嘱，合于抗战建国纲领）。3、以真凭实据粉碎其造谣诬蔑，以公开揭露对付其秘密宣传。4、在反对一般的反共宣传中，应当遵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需要以说理明事的态度，去贯彻义正词严的立场，以便争取社会的尤其是中间分子的同情。5、但对于顽强的、有影响的反共对手（人或言论），则应向之进行系统的斗争，直到他全军覆没，哑口无言为止。

七、要同国民党展开全面的（国民党已开始这样做）、进攻的（国民党方面一般是防御的）宣传战。这就是说，要从理论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文艺的（今天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多多少少做了些工作），以至教育的、经济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些方面至今我们做的很少），各方面都建立和巩固我们的作战阵地。要做到这个地步，就要我们有计划的培养和调节各方面的干部（国民党在这方面有极大的困难和弱点），有系统的加深他们的专门研究。

八、在瓦解反动宣传方面，不但应当从外面来击破它，还应当乘隙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宣传堡垒里面去瓦解它，尤其要善于利用其内部矛盾而各个击破之。在反对反动宣传和扩大进步宣传方面，应当同时使用合法战与非法战，应当动员外围军和中间力量，并利用外国宣传机关。为要胜利地使用这些战术，就需要我们灵活地、正确地执行宣传战方面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建立、扩大和巩固外围力量与中间力量，善于处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务求长期地保护宣传战方面的内线工作、外围力量与中间力量。

九、在国民党区域的出版发行工作（党的和同情者的），要以精干政策战胜国民党的量胜政策，以分散政策抵抗其统制政策，以隐蔽政策对抗其摧残政策。因此，需要改变和改善宣传战方面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出版发行工作。

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要能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一方面熟悉我党政策、口号及其实际，熟悉我党和我党领袖人物的言论、文献（国民党中有些颇注意研究我们这方面），又一方面熟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历史，熟悉其文献、政府法令，熟悉其内部派别、领袖人物及言论（国民党颇有一部分人善于引经据典）。但要做到这地步，就必须纠正党内（同样宣传工作干部中）相当普遍的轻视或忽视研究国民党的观点。

十一、要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努力（尤其是宣传工作干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努力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真正在我们宣传战上做到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真正使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洋八股休息退位。但我们宣传工作还远没有做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