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医科大学举行建校10周年庆祝活动。毛泽东在任弼时等人陪同下来到学校，详细地观看了学校建校10周年展览，挥笔在留言薄上写下“办得很好”4个大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参观之后，毛泽东在学校礼堂对师生们讲了话。他首先祝贺医大建校10周年，向师生们问好，然后说道：
“抗日有许多工作，学医治疗伤病员就是其中的一种工作。做学生的要好好学习，学好了要全心全意为全体军民服务。做老师的要好好教，要教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还以庸医杀人、良医治病的事例，对师生们进行教育。
11月7日晚，毛泽东为了更加有效地粉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为中央军委起草并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一、一般问题。
（一）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二）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因此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对敌屈服的右倾观点；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空喊决战，急躁盲动，缺乏忍耐持久的韧性的“左”倾观点。
（三）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3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根据地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我们的观点还停留在前一阶段上（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项英在前一阶段就主张精兵主义是错误的，但如我们在现在阶段还不提出主力的精兵主义，也将犯错误。
（四）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即民兵，模范自卫队及青抗先或青年自卫队）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3%左右。当然这些比率是大概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具体化。为坚持对敌斗争，我根据地之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必须一致努力，来进行上述的军事建设。
二、地方军及军区问题。
（一）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般地说，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区别，在于前者是精干的正规部队，担任较大的战斗任务；后者是游击性极大的地方部队，担任分散游击的任务。前者是统一指挥的，不限于地区的部队。后者是分散指挥的，限于一定地区的部队。
（二）在根据地创立与扩大的阶段，集中全力扩大主力，主力兼军区地方军之指挥，建制亦属主力军，是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已变，故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关系也要改变。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及指挥机关，即军区与军分区。但主力帮助地方武装之责任，不但仍旧不变，且应较前加重。主力军在缩编（不是扩编而是缩编）与充实自己的编制时，应依照前面“一般问题”中所说的比率，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但部队名义不一定要改），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的干部、枪械、弹药等等。在作战时，主力军应规定地方军的一般作战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军是受主力军指挥的。主力应帮助地方军训练部队。但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建制又是彼此独立的，主力军绝对不应该吞并地方军。至于主力军按照比率，遇有损失应加补充时，须由自卫队、民兵、地方3方面酌量动员抽补，以维持相互间应有之比率为原则。
（三）地方军之数量，按照前述比率建设之，但一般最低数目，仍有特别指示之必要。兹规定区应有约50人枪的区游击队，县应有约200人枪的县游击营，分区应有约2000人枪的独立营团。区游击队归区的党政机关指挥；县游击营归县的党政机关指挥；分区则应成立指挥部，不由主力兼，地委书记应兼分区政委；军区则由主力兼，或单独成立指挥，但无论主力是否兼任军区一级，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建制仍是各自独立的。在战争频繁地区，区武装应坚持本区，县武装坚持本县，分区武装坚持本分区，反对逃跑主义（因真正情况不利，暂时移动者，不在此例）及随便调跑。在根据地腹地，区县游击队应同时受分区指挥，到游击区去活动，以锻炼自己和准备将来。在山岳中心地区，过去敌人少到的，应估计到今后必到，迅速建立区县武装，不可再缓，其人员武装数量，可较少于平原地区及边境地区。
（四）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份尤其主要干部应是本地的，故培养本地干部，由地方党输送优秀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军去，乃是头一等的重要任务。地方军之斗争方法、政治工作、服装等等，均应适合本地情况（即尊重地方性游击性）。故空喊正规化，机械地将主力的一套搬运到地方军中去的办法，是不妥当的；限制地方军之独立活动，授以不能胜任的作战任务的指挥方法，亦是不妥当的。
三、自卫队及民兵问题。
（一）为加强各根据地广大民众的自卫武力，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必须更加认真地建立自卫队和民兵，这是目前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上一个极大的问题。但迄今各根据地（除晋察冀外）在这一工作上尚未收到应有的成绩。今后务须加紧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各根据地必将遭受莫大的损害。
（二）自卫队和民兵（包括模范自卫队和青抗先）都是广大民众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不脱离生产的武装自卫组织，但二者的范围与任务却互有不同。在根据地内凡年在16岁至55岁者，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均应登记，编为一般自卫队队员或妇女自卫队队员（当然要注意政治动员，不能单靠强制）。此种自卫队之基本任务是进行群众游击战争，维持根据地内的治安，担任抗战勤务（如运输、担架、送信、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等）。
（三）民兵则是自卫队的骨干，它是下层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是由模范自卫队与青年抗敌先锋队两种群众性的组织，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有身强力壮、愿意武装杀敌的男子，均可按自愿原则加入。其任务是侦察敌情，独立自主的作战，及配合主力作战，袭扰敌人，封锁与围困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少数敌人与武装汉奸之活动，在敌人进攻时领导自卫队掩护群众转移等。
（四）自卫队是全民的群众组织，应按队员居住地区编队，分为中队、分队、小队，人数可不划一。而民兵的编制，则应在可能范围内力求各单位有比较整齐的人数，以便于作战与训练。
（五）自卫队与民兵应由各级（由边区到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统一领导。这种委员会是由各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民主集中的组织，不应采取委派办法。在边区范围内，在武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民兵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县区村各级应分设队部，内部生活应悉依民主原则，各级负责人员均应由选举产生，切勿委派。
（六）整个下层人民武装均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内部生活的民主制度，军政机关不得干涉与代替。但在执行各项基本任务时，应由政府经过同级队部指挥之。民兵平时在总的意图下，应受政府指挥，进行独立自主的活动；在配合主力作战时，应接受正规军或游击队的指挥。各级武委会也不能干涉各种人民武装组织的独立性，其权力只在于统一指挥、武器分配、统一经费与统一教育。
（七）自卫队的武器主要的是大刀与梭标。民兵的武器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新旧枪械（快枪、鸟枪），手榴弹（各根据地甚至各县均应设手榴弹厂，大量制造手榴弹，分配民兵每人2个至4个），地雷，土炮，挨丝炮等。同时在民兵中应专门进行对敌铁道、矿山、火车、公路、工厂的破坏技术训练，以便开展群众性破坏工作。主力军务须有计划地拨出一批枪支武装民兵，千万不可吝惜。手榴弹与地雷这两种主要武器尤应大量制造，普遍发给。
（八）自卫队和民兵的干部，应该是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各地区应从地方上有计划地抽调大批干部，给以专门训练。各地抗大分校或其他军事学校，应负起这个责任来。
（九）最后，中央军委特再重复指出，民兵建设与自卫队建设的中心一环，在于民主集中制度的建立，任何官办委派，都会妨害其发展，妨害其自动性积极性的发扬。同时应指出，在分配任务时，应估计到民兵是人民武装的基于部分，应使用于对敌斗争方面，而一般的抗战勤务，则应多由自卫队担任之。
四、（略）
11月1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彭德怀的名义，从延安给在重庆的冯玉祥发去贺电，祝贺他60寿辰。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各方面发给冯玉祥的贺电、贺词和寿文。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著文并题写“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冯玉祥曾多次派人到周恩来住处，征询革命道理和商讨抗日的主张。他在三户印刷厂秘密印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他还营救过越南的共产党人胡志明和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11月中旬，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上看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不但参加大会、小会，而且还找一些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深深地感觉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真诚的。于是，他根据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和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决定向大会提交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持怀疑态度，曾数度劝阻他不要提出这样的提案。但是李鼎铭还是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毅然决然和姬伯雄等10位参议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了题目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的提案，其内容大略曰：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1、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2、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3、在财政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现象。4、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及消耗。5、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李鼎铭等人的提案提交大会秘书处以后，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在抗战救国的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的兵力向我们进攻，实行精兵简政，岂非束手就擒？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提案的动机不良。
在一个隆冬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毛泽东在微弱的灯光下，反复翻看着引起争议的李鼎铭那个“精兵简政”的提案，用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
“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不久，李鼎铭登上参政会讲台发言，正式将“精兵简政”这一提案提交大会讨论。他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对这一提案表示极为赞成。他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还说：
“正像人穿衣服，冬天穿得多，随着天气气温逐渐升高，衣服就逐渐的脱了下来，到了夏天就穿的很少了。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已不适应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
毛泽东又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批评，他说：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欲知李鼎铭的提案能否被大会通过，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王明在“九月会议”上再一次进行了拙劣表演，妄图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继续对抗下去。由于毛泽东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少犯错误的领导人幡然悔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任弼时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九月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毛泽东还是感觉到“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为此，他写出了“九篇文章”，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不断修改，还边修改边征求意见，以备不时之需。由此可见“九篇文章”是多么的重要！只可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见到，依然被锁在“深闺”无人识，不知何时方能得见天日。
本章所述毛泽东委托江青去看望王明一节，也很有意思。江青对王明说：“我可是讨厌两面派。张国焘也吹捧过我，后来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毛泽东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这句话让人细细揣摩，至今还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