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下午2点多钟，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口的操场上举行追悼张思德大会。警卫团全体指战员和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分别列队在操场上。

会场前面的土台子上搭着布棚，布棚正中挂着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党旗下面是张思德的遗像。台前悬一条横额，上书“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土台周围放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圈，正中间放的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着“永垂不朽”的花圈。

会场上一派肃穆的气氛，毛泽东缓缓走来了。他穿着长征时的那件青色粗布夹袄，衣袖上和裤腿上补了好几个补丁，已经褪色的八角帽上，还依稀可以看到五星的痕迹。他一句话也不说，微微低着头走向主席台，慢慢地登上台子，静静地站着。

追悼大会开始了，全体肃立，唱起了庄重的《国际歌》。在与会者向烈士默哀后，毛泽东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那一个由他自己题名的花圈，敬献在张思德的遗像前，面对着烈士的遗容，瞻仰沉默了许久。台下很多同张思德一道长征过来的人都流下泪来，与张思德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胡德山竟哭出声来。

政治处张主任报告了张思德同志的生平简历和牺牲经过。毛泽东慢慢地走到台前，开始致悼词，他的语调沉痛而激动。他说：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的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这篇悼词便是《毛泽东选集》中非常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今天读来还是大有益处。这铿锵的语言，令人反思，警醒，伟大而光辉的思想，催人奋进！故将全篇录入本传，以启迪后世。

9月11日，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率部在河南夏邑地区与顽军作战，全歼顽军一个支队，俘获其支队司令李光明等1000余人。战斗刚刚结束，彭雪枫却被一颗流弹击中，不幸为国捐躯，年仅37岁。

彭雪枫在军中享有“德才兼备，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盛誉。

9月15日，共产党方面代表林伯渠根据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9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电讯稿《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时作了重要修改，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一看6月5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10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10万人，其余37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4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庞炳勋、石友三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9月21日，毛泽东撰写了《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一文，全文如下：

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2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12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7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的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6城。目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120里。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滨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其本上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的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份，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8、9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8月下半月与9月上半月中，连克5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郓城战役，解放村镇600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16里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16里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溧阳3城与宁波的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鄂城、长兴4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一万五千方里，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则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作“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者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易加强武装。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

9月22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查干部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刘少奇又提出，还可以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应了。

9月24日，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名流董必武、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王昆仑、邓初民、黄炎培、张申府、胡子婴、李璜、左舜生等500余人，在重庆集会，要求改组政府，实行民主。

9月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回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他写道：

雪艇、文白两先生大鉴：

9月10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5个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地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9月10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三、两先生9月10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4项，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5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6月4日（于6月5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所提正式12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8条，才是敝党中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作不友好态度；说得正确一点，叫作玩弄无谓的手腕，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4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9月10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吧！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祖涵

9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部署：

一、浙东挺进纵队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用推进方法，沿敌伪区进军，解决顽方地方武装，造成将来大部歼灭顽部的条件。

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跃汇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海岸线愈长愈好。

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浙东区党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春（即富阳）等地的敌伪区的游击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

四、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必需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汇合16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五、建议恢复6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6师军政人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6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目前为了发展苏浙皖工作，故派遣叶飞等先往，部队抽调转移，交替的妥善办法，请与苏南苏中商定电告。

中央 申感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年9月8日为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明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思想正是他几十年革命光辉实践的真实写照。他在悼词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样的警句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为今人竖起了一面照妖镜，让那些“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服务的人，无所遁其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