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新区组织和建立供销合作社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
兹将中南局4月4日关于新区组织合作社问题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中南局在这个电报中提出了新区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乡村受土改影响，地主富农已不敢也无力经营土产运销，私营下层商业倒闭，有很大破坏，而国营贸易也无力全部解决土产运销的问题，因此，农民土产品销不出。农民在贸易上第一个要求是把土产卖出去，甚至不大注意出卖土产的价钱。在此情形下，唯一可想的办法，就是由党和政府及农民协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想办法来推销土产，并换回农民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领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推销土产的办法。目前在新区除尽力建立国营贸易并组织私商来推销土产外，组织农民群众的合作社来推销土产，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一个办法。应放手地普遍地在推销土产的基本要求之下来组织新区农村合作社，而不必过分小心，束手束脚，使农民的困难不能解决。为此，中南局4月4日电报中所提出的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些说法是不妥当的，例如：“三分社会七分资本”等。望各地加以考虑，并立即试办。如可普遍推广，应立即予以推广，以便能及时地解决农民的问题。同时，为了使新区合作社组织不致太乱，并避免过多的失败起见，特提出以下各项原则，望各地注意掌握：
一、农村合作社在党的区委领导下以集镇为基点建立基层社，在较远乡村设立分店。
二、合作社以推销土产为主要任务，在土产推销之后，再购回社员所需要的物品卖给社员，而不要将资金和人力用在其他经营上，忽视土产的推销。并须特别注意为那些滞销的土产品打开销路。即使经销这些土产品没有多的利润，亦应尽力经营，而不要只注意在那些行销的土产品上去与人竞销。为了使这个目的明朗起见，合作社的名称在最初甚至可定为土产推销合作社，而不要定为供销合作社。
三、合作社股金，由需要推销土产者自愿交纳，并可用土产品交纳，要推销的土产品多者多交，少者少交，无土产品可销只购买消费品者可更少交，可分数等，由社员民主决定每等最低限额，但愿多交股金者，可以不加限制。
四、合作社盈余分配，暂时亦可只分两部分：即公积金和股金分红。其余社员福利基金、文化教育费等暂时可不要，以后再说。如此，股金分红亦可提高到盈余的40%至50%，公积金占50%至60%。
五、土产品在本地推销，基层合作社可以自办，但远地推销必须依靠省县合作社或国营贸易机关。因此，必须建立省县合作社才能为土产打开远地销路。为此，基层合作社的股金和公积金必须提一部分交省县合作社作为远地经营土产的资金，交多少可由下级社民主决定。同时，为了经营土产品的大批远地推销，上级与下级合作社的资金和国营土产公司的资金可以互相调配统一使用。
六、为了补助资金缺少的困难，对土产品应多作代销、赊销、定销，少作现销。特别对滞销的土产品应该如此。赊销与现销比例，由合作社和社员自由议定。
七、合作社在掌握土产品后，出卖土产品应依照下列原则：1、国家及合作社需要的、在市场上缺少的物资，应优先卖给国家及合作社，并须降低利润若干卖给国家及合作社（无利润或利润太少者不降低），不得高抬价格，优先卖给私商。2、国家及合作社不需要或要不了的物资，可以向市场推销并卖给私商。并可设立批发的及零售的销售店进行广泛的推销。为了便利推销，减低成本，伸长销路，可以有计划地开设加工工厂，并可用租赁、合营、代加工等办法利用私人的工厂、工具和技术。
八、合作社不要兼办信贷业务，农村信贷将来应由银行领导办理。中央已另有通知。又为了使合作社业务不脱离群众起见，应坚决反对合作社去经营那些与推销土产和供给社员必需品毫无关系的而只是单纯的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市场交易。
掌握以上各项原则去经营合作社的业务，同时又注意合作社组织上的民主生活（每个社员一个表决权），就不会使合作社走到错误的路上去，而且也不能把这些办法看作是资本主义路线。因为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而这种合作社商业经营的目的，则是为了推销土产并换回社县的必需品，它虽然也有利润，但追逐利润并不是它的目的，就是说，它对于那些利润不高甚至没有利润但社员迫切需要的土产推销，它也要去经营，而对于那些虽有高的利润但对社员土产推销和必需品供给无关的交易，也不要化费资金和人力去经营。这就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经营的路线。因为它在根本上不以追逐红利为主要目的，股金分红的比例稍大一些，也不改变合作社的根本性质。望各地根据以上各项试办，并将意见和经验报告我们。
中央 5月11日
5月15日，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通过了一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镇反工作的决议。
此前，公安部为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7日批示和5月8日起草的《决定》，于5月10日在北京召开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5月15日通过了会议决议草案，并报请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在《决议》草案中加写了几段话，主要有：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并请各地委将此件一直转发到县委和小城市的市委：
兹将万全县的经验通报给你们，请你们仿照办理。
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了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映如何，请每个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除已写的市）都向我写一个报告，交地委和省委转送给我。我希望全国二千余县委和市委的书记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这些通信收齐后将发一通报，其中最好的经验将如万全县一样转发各地作参考。
毛泽东 5月15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兹将中南局5月12日的指示电发给你们，请仿照办理。中央公安部正在组织15个视察组，每组3人，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区检查镇反工作，定于6月16日由北京出发。请你们即派若干视察组先去各县市实行检查，迅速纠正已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南方面杀人最多，宣传最少，极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从中南局5月12日的电报看来，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必须立即派人下去检查，问明责任，纠正错误，不可一刻延缓。
此电请你们一直转发至地委，并请迅速转去。
毛泽东 5月15日
毛泽东还为转发4军党委关于镇反工作总结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大军区首长并告志司首长：
兹将4军党委对于镇反工作的总结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责成你们的政治部负责督促所属各军，除已作总结报告者外，一律作一次总结报告。拖延不报者应去电催促。
毛泽东 5月15日
5月15日这一天，邵力子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委负责人共32人，组成“中央治淮视察团”，分赴皖北、河南、苏北3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
此前，毛泽东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特意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大字，邵力子命人把毛泽东的题词标在4面锦旗上，准备把这4面锦旗分别赠送给豫皖苏3省及治淮委员会。邵力子说，我们走到哪里，就让它飘到哪里。
当邵力子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欢欣并不能冲洗淮河两岸乡亲们脸上的菜色，穿着褴褛衣服的老人和孩子们，在阳光下曝晒着嶙峋瘦骨，妇女们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来应有的闪亮的神采，劳动热情高涨的千千万万民工们，吃的是野菜粗粮，喝的是稀汤。望着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一样翻滚了起来，他深感人民太苦了，建国的任务繁重啊！他的耳边又响起了毛泽东在1950年深秋对他和傅作义所说的话。是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主席提出要根治淮河，太及时啦！
邵力子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恭恭敬敬地把毛泽东题写的锦旗，献给了那些勇敢的治淮英雄们。他广泛地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勉励大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就这样，这位70多岁的老人，奉毛泽东之命，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踏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
且说5月15日晚，一道红色电波划过长空，从北京传到了韶山。只见电报中写道：
王淑兰同志：
5月9日来信收悉，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弟来京一叙，请持此电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同志，请他为两位文先生购买两张快车头等火车票，并请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5月15日
第2天上午，王淑兰派人前往唐家圫告知文涧泉、文运昌。唐家圫的亲友们欣喜若狂，文涧泉、文运昌立即整装出发，赶往韶山招待所。
5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因在朝鲜战场上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无望，便和国务卿艾奇逊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为”的决策，准备与中朝两国进行停战谈判。
艾奇逊找到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让他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传信给中朝方面：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5月16日下午，毛泽东看了戚本禹起草的秘书室工作报告，就必须重视人民来信问题在给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3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 5月16日
接着，毛泽东起草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提高一级给邓子恢等人的指示电：
子恢同志，并告饶、邓、习：
5月11日电收到。为了不使步骤混乱难于掌握（目前中南、西南两区已有难于掌握的形势，必须严重注意），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必须一律提高一级，不许有例外。在土改区可由省派代表至专区，由专区派代表至县，掌握材料，用电话向专区请示批准捕人，向省请示批准杀人，这样对于捕杀少数人仍是便利的。
毛泽东 5月16日
5月15日、16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连续转载了《文艺报》5月10日刊登的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杨耳所撰写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人民日报》并加了编者按，号召文艺界对《武训传》进行深入讨论。
原来早在4月下旬，文艺界出现的有关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注意。他观看了这部影片，感觉《武训传》的上映以及对武训的大肆渲染，说明在旧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仍然残存着封建主义思想流毒。他便问江青：
“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江青回答说：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审查的。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呢！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泽东说：
“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武训传》剧本和影片进行了认真研究。她找到周扬说：
“《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并没有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周扬听罢，不以为然，他以为是江青在挑刺，便说：
“你这个人啊！有点改良主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毛泽东听了江青的汇报，这才不得不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杨耳的文章并加上编者按。
《武训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说来话长，这部电影是由孙瑜根据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编导、由赵丹主演的一部传记片。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山东堂邑人，排行老七，故名武七，绰号“豆沫”，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后来，他名字中的“训”字，是清政府在其死后为表彰他“行乞兴学”而赐给的，意在“为天下后世训”。
武训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随母流浪乞讨。稍长，他曾给地主扛活，后一直行乞。年青的武训在扛活和行乞的困苦生活中，十分羡慕富家子弟进学堂念书，有时到私塾学堂附近逗留、观望，往往招来欺凌、侮辱和被驱逐。由此他以为没文化是受苦受难的根由，便决心行乞兴学，好让穷人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免受富人的欺压。他为了攒钱“兴义学”，讨得富人的施舍，便装出笑脸，任人拳打脚踢，竖蜻蜓逗人乐，学狗爬任人骑，表演喝脏水、吃屎尿、吞蛇蝎，以博富人的围观、取乐。只要能讨到钱，什么屈辱都能忍受。这样积蓄下来的钱，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委托地主给他放高利贷，购置土地，租给农民。30年的行乞生活和放债、收租，终于攒下了一笔钱，办起了3所义学。他的“行乞兴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嘉奖，死后被称为“义乞”、“乞圣”。
导演孙瑜在谈到编导电影《武训传》起因时说：“远在1944年的夏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就改编成了和现在大致相同的《武训传》电影剧本。”
这部影片自1948年夏开机拍摄，后因淮海战役正酣，南京岌岌可危，制片厂经费困难，被迫停机。1949年2月，上海昆仑公司买来了《武训传》的拍摄权和部分胶片。全国解放后，上海市文化局和艺术界认为《武训传》仍有拍摄价值，脚本由编导者作了部分修改，在1950年12月由昆仑公司完成拍摄，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城市放映。仅两三个月间，北京各界观众就多达13万人次左右，绝大部分人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痴迷。在此期间，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大都肯定了武训和影片《武训传》，说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这些文章还颂扬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是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武训坚韧不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的，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有某种相同之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重在革命武装，一个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武训这种忘我精神，为广大贫苦阶级服务的精神，任何人都会深深地受到感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3月下旬，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的《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发表赞扬或者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30余篇。《大众电影》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与《武训传》放映的同时，1951年还出版了3本关于武训的书，一本是孙瑜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一本是由李士钊编写、孙之隽绘画的《武训画传》；一本是由柏水撰写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这些书同样受到了赞扬。郭沫若也曾为《武训画传》题了封面，作了序言。
直到1951年3月底，文坛上才开始出现了对《武训传》的不同意见。而对《武训传》的严肃批判，则是贾霁在4月下旬打响的第一炮。
文艺界对文艺作品的讨论和批判，并非自此始。早在1951年1月，以陆定一为部长、周扬为副部长的中宣部就开始抓批判工作：1月10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3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和《不拿枪的敌人》。2月10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月间，各种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展开了批判。
4月25日《文艺报》第4卷第1期发表的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说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赞扬歌颂的。
5月10日，《文艺报》又在第4卷第2期发表了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一文。杨耳在文章中说：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表扬“武训精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的‘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但总的来看，此时的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还是一片赞美和歌颂之声，持否定意见的文章只是少数。这便是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杨耳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5月20日，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的位置上。
《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还是头一遭。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了这篇社论的主题。他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点出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毛泽东这一尖锐地批评，同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的文艺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即要求革命作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去描写人和社会矛盾，要求革命文艺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革命作家必须和新的时代相结合写出新人物，新世界。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的措辞激烈，批评尖锐，对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颂扬武训及《武训传》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使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上刊发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短评中说：
“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的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和《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此后，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昆仑影业公司立即通电全国，停止放映《武训传》。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群众性的讨论和批判运动。这次讨论和批判，集中在3个问题上：
一、武训是什么样的人物？二、《武训传》是什么样的影片？三、歌颂武训和《武训传》是什么思想？
批判者认为，武训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他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历代反动派表彰武训，是想老百姓都像武训那样服服贴贴当“顺民”，不惹是生非，不犯上作乱。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值得人民歌颂和学习的。
于是，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以及戴白韬、梅朵等人，纷纷登报公开检讨。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也作了检讨。郭沫若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一文。
然而，此时的周扬却依然说：“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少奇同志，要做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
胡乔木也说：“《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毛泽东没有想到批判《武训传》的阻力竟然会有这么大，他说：
“看到了吧，有人还想秋后算账呢。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欲知批判《武训传》的问题能否彻底解决？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一提到“文化革命”，人们就会联想到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中期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的一个革命目标。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文化革命”方面的活动不得不时断时续。本传前面讲到的他在年轻时创办《湘江评论》等报刊及其发表的有关方面的重要文章，便是他“文化革命”的初期活动，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前前后后的活动，以及这次批判《武训传》，后来在1954年又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等等活动，又何尝不是“文化革命”呢？！遗憾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封资修文化又借尸还魂、死灰复燃，其泛滥程度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说明了新旧文化之间的斗争尚未有穷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