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1日，春光明媚，阳光灿烂。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如林，歌声如潮。各族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庆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

城楼上红灯高挂，红旗飞舞，许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城楼上，兴高采烈地看着沸腾的广场。他们当中有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有各行各业的英模代表，有志愿军归国代表，有专程来京参加观礼的各少数民族代表，还有一些兄弟国家的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和全权代表张国华等人陪同下，西藏代表团的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也早早地来了，在城楼休息室里等候着毛泽东接见。

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上城楼。彭真宣布大会开始。

不久，典礼司司长余心清来到休息室，通知李维汉、张国华，毛泽东会见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的时间到了，他说：

“请客人去吧！”

班禅穿了身桔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阿沛·阿旺晋美是噶夏政府的噶伦，穿了身藏袍，头戴礼帽。他俩的这身装束，在整个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显眼。当他们走向毛泽东时，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好奇的目光。班禅庄重而又十分恭敬地向毛泽东献上哈达，然后双手合十，虔诚地为毛泽东祈祷祝福。毛泽东慈祥地握着年仅13岁的班禅的手，对他说：

“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

他勉励班禅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贡献。他还亲切地说：

“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你可以给达赖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藏，保护寺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阿沛·阿旺晋美也向毛泽东敬献哈达。毛泽东高兴地接过哈达，举起来，轻轻地挥动，满脸笑容地让周围的其他领导人看。他亲切地紧握着阿沛·阿旺晋美的手说：

“谢谢你们啊，欢迎你们到北京来！你们从远道来，一路风尘，一定很辛苦了！”

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在来京的路上，受到各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看到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盛况。路过重庆时，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接见了我们，还转达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对我们的问候。一到北京，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使我们深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

“为了祖国团结统一，你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祖国首都，你们是应当受到欢迎的。”

他又对阿沛·阿旺晋美和李维汉、张国华说：

“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要商量着办，就能办好。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有什么困难就找李维汉同志解决。”

5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克服目前学校教育工作中偏向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市委：

据2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中反映，现在各地学校教育工作中，存在着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若干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及人民团体，往往为了眼前某些需要，不顾国家长期培养人才的计划，不遵照中央的规定，随便抽调学生参加工作，致使学生情绪时常波动，学校无法按照一定计划进行工作。

二、在中等学校中，动员全体师生参加中心工作，常常停课数日以至数周，甚至有达两三个月之久者，极大地影响了学校教学计划的完成。

三、专署以下政府中教育行政干部常常全体被派去参加中心工作，根本不管教育，以致学校教育工作陷于长期无人管的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在土改完成后，生产和教育是两件最重大的工作。各地对于上述妨碍国家教育顺利进行的情形，应即迅速加以制止和纠正。西南局于3月19日已发下关于学校教育改革工作的指示和决定，对上述一、二两点，已作了明白的规定，现转发你们供参考。对专署以下教育行政机构及其经常工作的建立与健全，亦望予以注意。

中央 5月2日

5月初的一天下午，中央3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到中南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办公室去看文件。

原来在建国最初的两年里，中央文件是不下发的，每隔两个星期，他们这些人都要去看一次。这一天去的人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安岗，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总编辑吴冷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徐迈进和温济泽。

温济泽在《缅怀毛泽东》一书中记载了他们这天下午的活动，他写道：下午2点去了中南海，4点左右，胡乔木说毛主席要和你们见见面。我们一听当然很高兴，那时文件不多，不到4点半，我们就看完了。我们跟着胡乔木来到毛主席办公和居住的菊香书屋。主席站在办公室的门口，胡乔木一个个介绍，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寒暄了几句，毛主席就转脸向大家说：

“请你们来，是想了解各方面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对党的政策有什么反映，有什么意见。”

安岗记得毛主席办公室陈设简单，几个旧沙发围成一圈，靠窗的办公桌上有一方砚台，几支毛笔，一个招呼人用的圆形按铃，一只茶杯，一盘点心。

毛主席说这是进城以后第一次同新闻单位的人见面。有些人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认识。毛主席是第一次见安岗，就问：

“你叫什么名字？”

安岗说：

“我姓安。”

毛主席开玩笑说：

“你是我们的安公子。”

大家听了都笑了。接着毛主席又问：

“十三妹在干什么？”

安岗说：

“十三妹在抱小孩。”

毛主席鼓着掌，连说好。（当时安岗夫人樊亢刚生孩子不久。安公子、十三妹是《儿女英雄传》中的男女主人公）。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安岗的心也放松了。毛主席听完邓拓汇报后，说：

“你们对那些全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像张申府、焦菊隐等人，要多向他们请教。”

毛主席说了一大串知识分子的姓名，最后提到吕叔湘、朱德熙两位语言大师时说：

“要请他们多为报纸写点文章。”

毛主席还说：

“一张报纸要办得让人喜欢看。这是办报人应该研究的一门学问。《中央日报》连蒋介石都不爱看，老百姓不喜欢，我们的报纸不要办成《中央日报》，要办成老百姓喜欢的报纸。”

此时正值春耕时节，许多农民到小城镇开辟肥源，如果当年在根据地办报，开展积肥运动早登上报纸头版头条了。进了城，这个问题怎么办？安岗向毛主席请教：

“进城后，城市与农村是不是要并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农村，也不能因为农村报道多，不去开辟城市报道。”

毛主席听了表示赞同，他说：

“进城后，不要忘了农民。要利用城市更好帮助农村解决问题，如肥料、农村人口就业等问题。”

说到肥料问题，毛主席建议在田间地头搞个养肥的处所，把找到的肥料积攒在里面，用的时候很方便，不用从家里拿了。当时农民刚分了土地，毛主席认为光分了地还不够，还应该让农民富起来。

大家谈得很随便。毛主席问得很仔细，从工人、农民、市民、学生、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工商界、民主党派，到国民党起义人员，都问到了。毛主席正说着话，一位年轻同志撩起门帘走进来，说：

“主席，大军区的司令员都在等您呢！”

安岗以为毛主席的谈话就要结束了，很有些依依不舍，不料毛主席对那位年轻同志说：

“让他们自己先谈吧！”

胡乔木悄声告诉安岗，那位年轻的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

5点多钟时，毛主席兴致还很高，这时有同志说要准备上晚班，还有人要去参加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就站起来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也站起来说：

“你们还有晚上没事的吧，留下几个，我们再谈一谈。”

最后留下了邓拓、安岗和温济泽。毛主席叫来勤务员，说：

“小鬼，你告诉厨房加3个客人的饭。”

公务员提来一个四屉饭盒，其中3个菜，一个汤，一个炒鸡蛋似乎专门加的。又拿来一盆饭，一瓶红葡萄酒。毛主席给每人斟了一杯酒，他说他只能喝一杯，要大家随便喝。大家举杯祝毛主席健康，不过都没有喝干。

安岗记得端上来两盘红烧肉，但毛主席没吃红烧肉，大家也都没好意思吃。毛主席吃的是义利甜面包，用手掰着吃，也吃点小菜。

大家边吃边谈，毛主席问起大家过去的经历，温济泽和邓拓30年代初期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谈起那时在王明“左倾”路线下工作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说当时我们的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从历史谈到教训说：

“我们现在一定要注意实际，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我们进城了，今后要更加注意各方面的人对我们的意见，不仅要注意赞扬我们的意见，拥护我们的意见，更要多听反面的意见，批评我们的意见，多注意把这些意见，及时反映给中央。”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站起来，一一跟大家握手。安岗清楚地记得：“他的手很重，我被他握得很疼，但感觉很好。”

5月5日，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治中家中慰问。

原来张治中和邵力子同是治淮视察团的负责人，他在即将动身前却病倒了。毛泽东在亲笔函中写道：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

即颂痊安！

毛泽东 5月5日

5月7日，毛泽东在谭震林5月1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给华东局转报毛主席的报告》上作了6个批注：

一、在报告概述杭州市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情况部分，他在“汉奸75人”后面批道：“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

二、在报告到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一段末尾，他批道：“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

三、在报告逮捕前后的宣传动员工作的末尾，他批道：“不做好宣传工作，不要杀人。”

四、报告谈到虽然逮捕和枪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的坚决分子还在顽强地反抗，已经发生向公安分局打枪、书写反动标语、制造谣言转移群众反特斗争视线等。对潜伏的反动组织只是开始发现，有了一点线索，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他批道：“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

五、在报告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这一段末尾，他批道：“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

六、报告还谈到杭州市确定5月份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工作，以工厂工人、学生、居民、农民为发动群众的主要对象，以小型的控诉会、公审大会作为发动群众的方式。对文化教育界、宗教界、各民主党派、工商界有意识地放后一步，而依靠其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定的工作。他批道：“这样做很好。”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谭震林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5月7日

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

兹将华北局5月6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电转给你们。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6月1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6月1日至9月30日计4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4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中央 5月7日

5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兵团及志司，并告中央及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它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204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中央 5月8日

笔者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死缓”这一重要刑名，是毛泽东的首创，在古今中外的法典中前所未有。后来这一刑名被列入了新中国的刑法之中。

5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并告中南局：

兹将中南局4月23日关于地主参加劳动问题的电报发给你们，望你们注意处理这个问题。在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对地主的斗争已经相当彻底的地区，领导上应该说服农民主动的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它技能，可以从事教书或其它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它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但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则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在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时，如有实际困难，亦应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但他们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到什么地方，均应加以监视，使其出处明白，行踪清楚，不得改名换姓，改变成份籍贯，到处鬼混。对于那些狡猾的至今不表示服从而表示顽抗的地主，则应继续加以斗争，使他们服从，并在可能时，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在土地改革后，适当地处理地主，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望各地加以注意，并将经验报告中央。

中央 5月10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镇反指示的检讨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大军区党委会，并转各省军区及各行署军区党委会：

直到今天为止，关于各省军区和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向军委作镇反工作的报告的还很少。我们要求每个区省级军区（包括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必须一律向军委作此项报告一次，限于7月1日以前交齐，由各大军区政治部主任负责督促。届时不交报告者，将受到通令批评。下面是广东军区党委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揭发了很多极端严重的现象，认真负责地处理了自己的问题，特发你们参考，并予通令表扬。

毛泽东 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