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社论。

此前，毛泽东在武汉审阅了这篇社论的草稿，他认为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1963年2月3日，陈伯达将《红旗》杂志编辑部起草的《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的前3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原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在引言中提一下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他还在引言部分的“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语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2月5日，毛泽东将《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一连书写了两幅，其中一幅为定稿，就是现在人们可以看到的那一幅大气磅礴、力沉势雄、如铁戟似烟云的毛体书法精品。

后来在1963年12月，毛泽东的这一佳作发表在《毛主席诗词》一书中。全词敬录如次：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2月11日，毛泽东委派田家英到故宫博物院借阅明清名人书画作品26件。

2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等负责人131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在前两年调整的基础上，再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抓阶级斗争、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和经验。

原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视察和了解了11个省的情况，其中，只有湖南、河北两个省，结合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并抓了农村的阶级斗争。

会议印发了《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

这两个报告汇报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在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方面的四清经验。报告说，在县级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区、社两级干部中，有问题的人更多。报告还说，这些活动对于克服管理混乱、纠正部分基层干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兑现年终分配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根据湖南、河北两省总结的“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迅速消声匿迹”，“经过这场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的经验，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他要求各省市的领导要认真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干部和群众。强调要抓好阶级斗争，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

2月1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修改后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引言清样中，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道：

“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2月15日，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张国华讲的“两不怕”。

那是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汇报时说的话。张国华说：“这次边境作战部队的表现好得很，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一不怕苦，从上到下没有叫苦的；二不怕死，前仆后继，倒下一个马上有人顶上去。这两方面的事例都多得很。”

毛泽东听罗瑞卿讲了一遍，非常高兴，他说：

“是呀，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有片面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钱，但是可以怕死，武将不怕死，却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则是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钱，这样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太平！岳飞还有两句话：‘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就是饿死也不能抢劫，冻死也不能拆房子烤火。看起来，岳飞治军是有他的一套的。所以那时金兀术不怕别的，只怕岳家军。他说过：‘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接着说：

“谁要撼我们解放军，那就更加困难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2月17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第8部分初稿上加写了一大段话，不指名地揭露赫鲁晓夫等人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

2月18日，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第8部分再做修改，他将这部分的小标题改为《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又用3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2月19日，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

“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来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3年嘛。你看嘛，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4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

2月20日，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引文和第8部分，他在批语中写出了少有的满意评价：

“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至此，毛泽东先后5次审改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一文。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老人家对待一篇文章如此认真，如此严谨，实在令人佩服！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互联网上却传出了毛著中多数文章是他人代为捉刀的弥天大谎。这正是：

毛公为人改文章，煌煌史书多昭彰。后世有个卖国贼，名叫罗冰早逃亡；

曾言乔木为枪手，代为毛公写文章。小子只知美元好，信口雌黄吠日光。

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

2月22日，毛泽东应《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之邀，为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大字，并在后边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的一位班长，原名雷正兴。乳名庚伢子。他于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安庆乡简家塘（今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雷新庭，父亲雷明亮，母亲张元满，哥哥雷正德从1943年到1947年相继悲惨致死，弟弟又饿死在家中，年仅7岁的他从此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艰难地活了下来。1960年雷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平日里苦练军事技术，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曾多次立功受奖。雷锋在《日记》中写道：

“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像白求恩同志那样，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整个生命献给为人类解放的事业，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以成钢。迎着困难前进，这也是我们革命青年成长的必经之路。”

“凡是脑子里只有人民、没有自己的人，就一定能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威信。反之，如果脑子里只有个人、没有人民的人，他们迟早会被人民唾弃。”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才是幸福的。”

1960年，沈阳军区工程兵主任王良太下部队调查研究，发现雷锋的先进事迹，就亲自布置搞好雷锋事迹的宣传工作，并多次找雷锋谈话，对他进行培养教育。1961年5月，雷锋作为全团候选人，被选为辽宁省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2月19日，雷锋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沈阳军区首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1963年1月7日，国防部为表彰雷锋的先进事迹，批准授予他生前所在班“雷锋班”称号。2月22日，《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决定出一期合刊，全面宣传雷锋事迹，并刊发《雷锋日记》。他们恳请毛泽东为雷锋题词。

秘书林克为毛泽东拟了几份题词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毛泽东对林克说：

“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说罢，他挥毫写下了风靡全球的“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毛体行草书大字，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在第5、6期合刊（学习雷锋专辑）上首先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等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手迹。3月6日，《解放军报》独家发表了周恩来等人为雷锋题词的手迹。周恩来写的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再说在2月22日晚，在上海休养的江青到红都剧场观看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在中场休息时，江青说：

“这个戏很不错。”

她不想惊动剧团，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

其实，江青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戏。那还是1958年的时候，哈尔滨京剧院新编的一出现代题材京剧，叫《革命自有后来人》。如今她看了沪剧由《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的《红灯记》，觉得比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还要好，便找到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向他推荐了《红灯记》剧本，建议改编成京剧。林默涵看了剧本以后也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改编。

阿甲原名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他集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阿甲接到江青推荐的剧本后，与翁偶虹合作，共同改编剧本。

2月23日晚，正患感冒的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他的卧室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苏共2月21日来信问题。尔后，他在卧室里又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伍修权。毛泽东首先回忆了1949年底到1950初他第一次访苏期间对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发火及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原因，而后说道：

“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目前中苏关系问题上，他对契尔沃尔科说：

“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毛泽东针对苏共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反问道：

“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

他指指周恩来说：

“就是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4月7日回你们2月22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的，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

一连5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43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43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国际会议做准备一事，毛泽东建议说：

“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26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1957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