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

话说1964年9月初，毛泽东写信让秘书借书，他嘱托说：

“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30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9月7日，毛泽东到了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他在谈话中再次对岳阳县毛田区的生产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要求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他还说：

“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你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5%、不依靠95%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9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农垦部党组《关于党组扩大会议对几个主要问题讨论意见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区党委： 

农垦部党组扩大会议报告转发各地，中央同意这个报告，请督促各国营农场执行。一些国营农场经过初步整理已有进步，1963年比1962年增产35%，商品粮增加一倍，今年又可以增产14%。国营农场增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很大，只要加强领导，还能继续大幅度的增产，提供更多的商品粮。

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工作上，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

一、必须彻底改正硬搬苏联单一经营方针，必须实行一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

二、必须改正只把18岁到45岁算作劳动力的办法，这种规定是错误的，是有害无益的。中国任何地方的农民，都不是把17岁以下和46岁以上的劳动力除外的，即不是不算作劳动力的。各地应当把一切可以参加劳动的人都安排他们的劳动。在农场不应存在就业和失业问题，不采用退休和开除办法。对于犯罪分子由司法机关判刑，由原单位进行劳动改造；不须判刑的由群众监督劳动。

三、农场在农闲时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不管是大型的或小型的，只要是用自己的闲余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就不计算在基本建设费用内。农场利用自己劳动力进行种树、修田间水利工程、平整土地、保持水土、修路、修晒场、修仓库等都不算基本建设，所需材料费在基本建设费内开支。农场自己繁殖的幼畜作为增添的固定资产，这种固定资产到使役后才折旧，每年报销一次幼畜饲养费，不作基本建设费开支，过去把这种开支作为转群费列入基本建设项内的制度是照搬苏联经验的，是极不合理的，应当取消。

四、职工利用农闲时间自己修建或修理房屋，应当鼓励，并给以支持，过去对于这些修建工程都按基本建设加以控制是错误的，应当改正。

五、国营农场应当建立自己的小型的粮、油、糖加工厂，以利用农闲劳动力发展生产，有关部门应当支持。

以上5点，请各地党委根据当地情况及时注意解决。至于实行亦农亦学制度，必须逐步进行，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才逐步推广。 

中央 1964年9月8日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会见了举办北京法国技术展览会的法方负责人，他在谈话中说：

“戴高乐总统7月23日批评了西德。我看这个批评相当好，也让西德考虑一下，就是听美国话太多啦。还有英国，我看也值得批评一下，它跟美国太靠拢了。

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把英国算在美国那边也可以，但是英国保守党里也有人不赞成英国政府的政策。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你们说我们也参加了对东南亚的干涉，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空话”来干涉，就是鼓励和支持那里反美的游击战争。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

9月17日，周恩来用电话向毛泽东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一是早试验。二是晚试验。三是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验。毛泽东听了就说：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9月21日，毛泽东拿起周恩来这一天刚刚送来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

主席：

瑞卿同志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20天。如决定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2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同时，瑞卿同志拟于明（22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令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约彭真、贺、陈3同志参加。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毛泽东看罢，提笔写了一个简短批示：

“已阅，拟即办。”

此后，毛泽东从南方回到了北京，他听说轿车司机朱德魁患了肝炎，久治不愈，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一个名叫李志绥的保健医生到医院去看望朱德魁。

吴旭君和李志绥到了医院，向朱德魁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嘱咐他好好休息，不要紧张，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还将毛泽东让他们带来的300元钱交给了朱德魁，让他增加些营养。

吴旭君回到菊香书屋对毛泽东说：朱德魁总是琢磨自己是否离死期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毛泽东就又派身边的人去看望朱德魁，并将亲手书写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条幅，送给了朱德魁。

后来，朱德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改由中医治疗，他的身体终于奇迹般地康复了。

9月间，王力随着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时，王力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职务，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决定让王力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并让他跟随彭真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彭真在这次汇报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夸他是一个“优秀干部”。据师东兵在《王力访谈录》中记载，当彭真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插话说：

“我们不要轻易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江青闻讯后说：

“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9月25日，毛泽东对刘少奇给江渭清9月8日检讨信的复信做了部分修改，他加写的内容是：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群众反映》上看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莲写给他的一封信，就给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陈莲是延安时期新华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孟起予的女儿，她在9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中央音乐学院在教学和演出中的一些问题，并对实行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批语中写道：

定一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泽东 9月27日

接着，他又在署名之后加写了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9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国家去反对美国。因为意大利、西德、日本都是战败国。垄断资本家想赚钱，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想站起来，站起来就要搞殖民地，同美国就有矛盾。”

9月30日，刘少奇就江渭清9月8日的检讨信发出了《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批评江渭清在给他的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不完全正确”，是出于对两人在北京谈话的“某种误解”。由此，刘少奇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他还说，包括江渭清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在复信中重提了8月中央座谈会期间同江渭清的谈话，说：“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10年前更多了，还是比10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10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在信中又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你们那里有，中央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不同程度都有这个问题。”

在这封信中，刘少奇将7月份在南京讲话时就提到过的“到底是你们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更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他说：“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是那些不大好的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刘少奇还以亲自主持修改《后十条》为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这样做，“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不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在信末，刘少奇要求江苏省委开会讨论这封信，并将讨论情况向他报告。

江渭清接到刘少奇的指示信后，立即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表态接受刘少奇的批评，要求省委常委对他本人开展批评。省委常委会认为，“少奇同志的批评，不只是对江渭清同志个人的，同样也是对省委所有常委同志和各级许多领导干部的”。10月l5日，江苏省委发出了《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文件。

196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数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群众的游行队伍。

是日晚，毛泽东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观看了烟火晚会。

10月4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们。

下午4时许，孔祥秀与其他代表进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列队接受毛泽东等人接见。

孔祥秀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县庞寨乡一个农民家庭，他在195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二团。

孔祥秀在接见合影时站在毛泽东身后的左侧，摄影一结束，毛泽东起身与战士们握手告别，迎面就是孔祥秀。孔祥秀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啊，我们全体警卫战士向您问好!”

“同志们好！”毛泽东亲切而和蔼地回应着，并面向全体战士们说：“问同志们好!”

站在孔祥秀身边的是老警卫战士陈昌奉，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陈昌奉同志好!”

此时的陈昌奉是山东公安总队总队长，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

接见结束后，陈昌奉将一枚刻有“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纪念像章佩戴在孔祥秀的胸前，鼓励他好好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