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下去，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
话说1964年12月15日下午，毛泽东根据11月25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来京参加人大会议的机会，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刘少奇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他说：
“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
“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说：
“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
“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
“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
“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不会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吧？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
“不能征购。要到5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
周恩来插话说：
“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
毛泽东说：
“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刘少奇又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尔后说：
“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
“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从16日到19日，中央工作会议都是每天上午讨论，下午召开全体会议。
12月20日中午12时，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他同朱德、周恩来等已经到场的一些人谈笑风生。在谈到孙中山时，他说：
“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种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一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一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们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毛泽东又谈到了余秋里，他说：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周恩来插话说：
“去冲破一潭死水。”
提到《人民日报》，毛泽东说：
“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
他说的“大白菜也上了头条”，是指《人民日报》12月5日在头版用大半个版的篇幅报道的北京市干部参加运销大白菜的消息，这个消息还配发了短评，刊登了社员的来信，很有些声势，是副总编辑安岗与北京市记者站的记者共同组织的。毛泽东又说：
“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
他正在高谈阔论，刘少奇进来了。他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说：
“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刘少奇不再推辞，于是重提12月15日下午他已经说过而还没有经过会议讨论的老问题，他说：
“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命。”“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说：
“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
“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还是坚持把话题绕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他说：
“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说道：
“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5大领袖嘛，5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也是只管说自己的问题，他说：
“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说：
“不要管下层，只管‘5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见毛泽东如此明确地表了态，也只好表示赞成了，他说：
“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来，大家开始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及处理办法。毛泽东说：
“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10%。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20%，7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100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100块钱到150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80%。”
邓小平插话说：
“这次运动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把话题转移到“四清”的概念上，他说：
“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他还特意嘱咐大家说：
“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1月、2月、3月、4月、5月，再搞5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刘少奇见毛泽东说完了，就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他说：
“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当即表示赞成。毛泽东则冷冷地说：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彭真插话说：
“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接过话题说：
“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4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4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刘少奇还是抓住“主要矛盾”问题不放，他坚持说：
“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它的。”
李葆华问道：
“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说：
“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
“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也反唇相讥：
“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毫不让步，他说：
“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依然坚持他的观点，说：
“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时，毛泽东没有再和刘少奇继续争论下去，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请诸君耐心往下看。
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毛泽东批改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
“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零600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亿8900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报告》中还说：
“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的力量的增强，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的伟大力量，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
周恩来为了进一步贯彻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指示，在会议上再次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并号召全国向他们学习。
周恩来曾先后3次到大庆，肯定了大庆人靠“两论”（毛泽的《矛盾论》、《实践论》）起家的经验，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建设大庆矿区的方针。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称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4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2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了参加亚非文学座谈会的许多国家作家代表团的代表。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周岁生日，他要在晚上请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大庆“铁人”王进喜、回乡知识青年代表董加耕、邢燕子及钱学森等部分科学家、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少数中央部门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吃饭。为此，他亲自拟定了名单，并安排钱学森和陈永贵、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还有陶铸和曾志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跟他坐在一桌，而江青和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等人，则分坐另外两桌。
晚饭前，毛泽东一到场就说：
“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他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整个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说完了，就来到自己的位置上，紧紧握住陈永贵的手说：
“永贵好啊！”
他又挨个和客人握手问好，并询问了陈永贵、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还说：
“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
说罢，点上一支烟，望着陈永贵和钱学森，又说：
“搞建设，农业是个拳头，国防是个拳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车，这很好。”
席间，毛泽东见陈永贵很少动筷子，就热情地说：
“永贵，吃菜，吃菜嘛！”
他随手为陈永贵夹了一筷子，招呼道：
“这个菜好，吃这个。永贵同志别客气！”
毛泽东知道陈永贵已50岁，便风趣地说：
“五十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说：“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