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上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运动性质，统一提法，工作方法，抓全面，时间，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相结合，工作队队员，集团问题，给出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生产队规模，基层干部任期，监督问题，四大民主，工作态度。最后一条是讲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文件第一条关于运动的性质，并列举了几种提法：一、“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件认为，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并且强调：“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朱德发言后，陈伯达对《十七条》作了一些说明，他说：

“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的讨论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插话说：

“现在15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在发言中讲了文化革命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

他在批评文化部时还点出了文化部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在会议将要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他说：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见毛泽东一直批评他的工作，本来就接受不了，再一听毛泽东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反驳说：

“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你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还有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刘少奇越说越生气，他质问毛泽东：

“你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见刘少奇已经撕破了面皮，非常气愤，便说：

“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张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以来，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长。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他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他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在3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多吃多占国家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的证物的信件也很多。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对煤炭部的这些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主席震怒了，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为了矿难的事情，毛主席还批评过总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以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字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给他贴大字报的，他就认为是右派，把人家给抓起来。刘少奇要‘抓游鱼，反干扰’，他在矿业学院搞的也叫‘抓游鱼、反干扰’，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党分子、野心家’了，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文革运动中，我们还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揭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

后来在1967年1月22日，张霖之在被群众批斗后上吊自杀了。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动员群众斗争张霖之的是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的，也是他们指定我去讲话的。”“当时法医的验尸报告都在，他的皮下伤并不致死，他确实是上吊自杀的。”

再说毛泽东在12月27日下午的会议结束后回到家中，心情依然不能平静，一首古诗突然跃出脑海。他以沉重的声调吟诵道：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这是他在几十年前很喜欢的一首古诗，诵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何时何人所作，于是便在次日凌晨提笔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三垂冈一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 1964年12月28日凌晨，

写罢，他吩咐值班卫士将信送与田家英；又拿过3张印有红线竖格的宣纸，笔走龙蛇，一气呵成，挥洒出了一幅令不少书法家拍案叫绝的毛体书法作品——《三垂冈》。

大凡有较高文化素养、有诗词功底的人，在愉悦或激愤或悲痛的状态下，每每有相应的警句、格言会不期而至地浮现在脑海，于是便低吟浅唱，或奋笔疾书。历史上的一些书法杰作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便是最好的证明。毛泽东的《三垂冈》也属于这一类书作。这类书品淳朴厚重，浑然天成，绝没有那些风月派乃至当今学院派的矫揉造作且自以为高明的小家子气。

毛泽东诵诗中“朱梁”的朱，是指在五代初期建立后梁的朱温。此人乃唐末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的无耻叛徒。毛泽东在批《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时曾这样写道：“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而他在批《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时则写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亚子就是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的小名。

经田家英找专家查阅，《三垂冈》一诗是出自清朝诗人严遂成的《海珊诗钞》。毛泽东所书有两字与《海珊诗钞》不同，即第4句中的“犹”字在《诗钞》中为“且”，第7句中的“下”字在《诗钞》中为“畔”。但是，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所引的《三垂冈》一诗，却与毛泽东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深深地为后来的专家所折服。

再说12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之后，就《十七条》中的第1条和第16条内容，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

“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作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毛泽东进一步批评说：

“这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没有说明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和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当前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这个提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提法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重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十七条》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见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就说：

“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3章也看一下，那是讲自由民主的。这里有两个人——”

他指着刘少奇、邓小平说：

“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参加会议，一个不让我讲话。”

会场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不让我参加会议”，是指邓小平曾经以毛泽东身体不好为由，说没有什么重要事，劝他不要参加会议。他所说的“一个不让我讲话”，是指刘少奇在12月27日下午会议上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有两本书——”毛泽东说着，拿出了两本书，摇动着手中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

他又摇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

“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条，这个条文叫第85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87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谁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

周恩来插话说，算集会。毛泽东接着说：

“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游行示威的。”

毛泽东最后问大家：

“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大小礼堂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

“你们的会开完了吗？”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28日下午印发《十七条》后，就准备结束。而这个发放《十七条》的结束会议，刘少奇等人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毛泽东听陶铸说会议已经结束了，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生气地说：

“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他又问陶铸：

“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回答说：

“有的已经走了。”

毛泽东的火气更大了，转身对汪东兴说：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对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说《十七条》“中央正在修改，停止下发，并由各级领导自行将文件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12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对陈伯达同余秋里谈话记录稿的批语”中写道：

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副总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毛泽东1964年12月31日

1965年1月2日，毛泽东为修改1941年撰写的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九篇文章”，将旧书稿印发给谢富治等人征求意见，批语全文如下：

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3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其中关于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1945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即周恩来——笔者注）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我自己在1941年（可能是这一年的春季，因为文内没有提到欧洲战争）写好，只给弼时、少奇两人看过，自己也忘了。1964年，忽然有人把原稿的照片（在革命历史博物馆找到的）送给我看，我才记起确曾写过此文。

毛泽东 1965年1月2日

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这边的会议一结束，刘少奇立马赶去参加毛泽东晚上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5000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的这“一个小县”，指的是河北省新城县。他接着说：

“我跟前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你一个新县城，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联，为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

他扭过脸问刘少奇：

“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与会者听毛泽东如此一说，纷纷议论起来。毛泽东待大家平静下来以后，接着说：

“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得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3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也说：

“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