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
“我听说有6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4个人，没有第5个人嘛。”
有人提出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
“时间问题，全国1967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
“在人代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得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了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毛泽东说：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2次会议也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10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找去谈话。他说，人代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党内开会一片黑暗。过去看不到蚂蚁（指阶级斗争），现在又说满地是蚂蚁。他还谈到了打歼灭战的问题，认为一个地方集中的工作队员太多了，并强调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人家革命，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革命。
关于“四清”运动，《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正是针对当时已在上层领导及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一些上层领导与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腐化变质，演变成特权官僚阶级的倾向，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刘少奇在具体指导这场运动的时候，又把它改变成了整肃下面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谓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运动了。由此，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1月6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陆续来到北京，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在1月3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传达。尔后，各小组讨论《十七条》，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修改。
1月9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了斯诺。
斯诺是在1964年10月8日来到中国的，他首先和周恩来谈了话，然后就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斯诺在参观中看到中国在3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好转得这样快，感到很惊奇。见到毛泽东后，斯诺首先请求毛泽东准许他把这次采访的全过程拍成电视记录片。他由衷地对毛泽东说：
“好多年前，我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推动你工作，这是有用处的。如今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这些谣言是极大的夸张，那不是很好吗？”
毛泽东带着苦笑回答说：
“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经毛泽东同意后，进来了一位摄影记者，开始拍摄斯诺采访毛泽东的全过程。这次会见和往常一样，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回答斯诺提出的各种问题，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气氛相当轻松活跃。斯诺首先谈到了中国革命对他的影响，他说：
“我22岁到中国，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国得到的。”
毛泽东问：
“那是什么时候？”
斯诺回答说：
“1936年。最集中的是和主席一起的5个月。那时在保安的时间太短，不过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几个月比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的两年半学到的还要多。”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可能这是真的，你在中国比较自由些。”
斯诺说：
“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答道：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下去，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些。”
斯诺说：
“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泽东说：
“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100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1000年以后大概会显得可笑吧。”
斯诺说：
“1000年是很长的时间。”
毛泽东说：
“今后的1000年比过去的1000年可能变化大。”
斯诺说：
“深入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泽东说：
“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斯诺说：
“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泽东说：
“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诺问：
“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泽东说：
“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斯诺说：
“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说：
“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中国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一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进行科学实验，有几颗也就够用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都不想要。事实证明，到处兴风作浪的不是‘竹幕’后面的中国人嘛！正是那些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自己。说中国掌握了原子弹就是给世界带来灾难是不公平的。你也看到了，中国可没有拿着那个东西到处吓唬人，倒是那些对我不放心的人，在到处搞核威慑。什么‘大规模报复战略’呀，‘灵活反应战略’呀，都是用原子弹、氢弹威胁世界和平。美国人就没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承诺了，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一天就承诺了。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
斯诺谈到了赫鲁晓夫，毛泽东说：
“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诺问：
“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毛泽东说：
“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斯诺又问：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毛泽东说：
“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斯诺说：
“在苏联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泽东说：
“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斯诺将话题一转，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
“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对此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悬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我自己并不认为这将演变成战争和历史上的大悲剧。”
毛泽东说：
“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斯诺问：
“在现在的情况下，你认为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希望吗？”
毛泽东说：
“是的，我看有希望。但这需要时间。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历史的力量一定会再次把两国人民联结起来。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说：
“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说：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好多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斯诺说：
“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毛泽东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说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斯诺说：
“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强调说：
“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交谈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毛泽东说着说着半闭上眼睛，声音慢慢低了下来。斯诺见他有点累了，就说：
“我从来没有会见过约翰逊总统。但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如果你有任何特别信息给他，我也许能够转交给他。你有愿意对他说的话吗？”
毛泽东说：
“没有。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共进了晚餐。斯诺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出人民大会堂门口。在大门附近，没有卫士。毛泽东在零度下的夜晚没有穿大衣，不顾斯诺的反对，又要送斯诺去乘汽车。到了汽车跟前，毛泽东跟斯诺握手，要斯诺多保重，他说：
“天有不测风云。”
眼看着斯诺上了车，毛泽东还独自在那里站了片刻，以传统方式向斯诺挥手告别。直到斯诺乘坐的汽车开动后，他才转身回去。
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大幅照片。毛泽东在1960年会见斯诺后，中国的新闻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这一次斯诺被《人民日报》的新闻介绍为《西行漫记》的作者。
斯诺于1月19日离开中国后，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他同毛泽东的谈话。英、德、意等国的报刊相继转载，唯独美国各大报未予登载。回到美国后，斯诺把这次在中国整个采访过程中拍摄的电影记录片命名为：《人类的四分之一》，充分地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又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和约翰逊见面，但这位美国总统傲慢地应付了几句，便让送客。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是十分准确的。
欲知中美关系后来如何发展，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接见斯诺时候的心态，完全是一种大决战前夕的状态。斯诺没有也不可能猜想到。在1960年和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都做出了准备与美国政府接触的暗示。很遗憾，美国政要人员没有也不可能理解他这种特有的处事方式。
另：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历来评论者众说纷纭。读者不妨看一看斯诺是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的。斯诺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现在，人们说，刘和毛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据毛说，在党由两个人领导的四、五十年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非对抗性矛盾（逐步）变成了对抗性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历来是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边，始终能够客观地观察和报道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而他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判断，即“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也就是对于革命的路线和道路“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这一评论，不是比一些中国人更客观一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