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话说1965年1月11日晚，毛泽东邀程潜、章士钊、周世钊、王季范到菊香书屋便餐小叙。谈到湖南一师的校友彭庆一生以教书为业、退职后生活困难时，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恐怕要我来出面解决，我有稿费。”
送走客人后，毛泽东阅田家英1月10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1月8日讨论《后十条》的书面意见。华东组提出：
《后十条》可以不要，因有的同《前十条》重复，有的有矛盾，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
具体意见有：蹲点要坚持，方法要改，要写得活一些。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团结95%的群众和干部要结合起来写，不能机械地分先后。《后十条》的精神是先整干部，后整社员，是否改为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要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不整社员，不搞斗争，也不搞退赔，社员自己的问题，由他们自己开会去解决。关于党组织和贫协的关系，要明确两点，一是贫协要受党的领导，一是贫协可以监督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后十条》有一段讲右的偏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应该是从头到尾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多少反多少。关于怎样对待基层组织问题，一致意见认为，一开始就应区别对待，文件中的提法还是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不能说对所有干部都要在“四清”结束后才能团结。
毛泽东阅罢华东组的书面意见，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可以看一下。”
1月12日，毛泽东对徐寅生1964年9月28日在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毛泽东 1965年1月12日
1月13日下午3点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
原来，朱德、贺龙等人曾经找过刘少奇谈话，劝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
参加党内生活会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一共17人。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月13日这一天，高智因参加中国与印尼通航派往印尼的代表团提前来到北京，毛泽东马上接见了他。
高智在离开毛泽东这两年零8个月里，一直想着毛泽东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的交代，想着老人家交代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所以他这次从西安经郑州到北京时，对毛泽东没有走过的西安至郑州段的铁路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观察，沿途有多少个涵洞？哪个最长？地形怎么样？路好走不好走？一一都记在了本子上。
这天下午，高智进了中南海，经过怀仁堂、居仁堂，径直来到毛泽东住的院落。此时毛泽东还在休息，高智就坐在卫士值班室等候。不一会儿，毛泽东睡醒了，机要秘书徐业夫给他倒好了茶水，向他报告说：
“高智来看望您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让他马上来。”
高智随着徐业夫快步来到毛泽东的卧室，见到了毛泽东，他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就那么握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
“主席，我想坏了……”
毛泽东拉着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询问他在分别后的情况。高智给毛泽东点着了烟，回身坐在椅子上，汇报了陕西的外事活动，汇报了他的工作情况，倾诉了想念老人家的心情。毛泽东说：
“你给我的信和小米都收到了，由于工作忙，没有亲自复信给你。你过去在我身边工作得很好，我很满意。”
他还鼓励高智在陕西要“积极工作，努力学习”。高智说：
“主席，我离开您时，您让我写了一个学习计划，可到西安后学习计划没完成。当初有些好高骛远。”
毛泽东说：
“我和你犯了一个毛病，也有些好高骛远。我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工作忙，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在延安住的时间长，对延安有感情。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只有7年，从1927年到1934年；在延安和陕北住了13年嘛！在那个时候，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陕北的人民好，我还是要回去看看，还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高智便把自己对西安至郑州段铁路状况的观察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他和高智一聊就是45分钟，高智一看表，时针已经指向下午5时25分，便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要他把在西安的具体住址和电话留下，还拉着他的手嘱咐说：
“你从印尼回来后，再来见我。”
他还说，晚上春藕斋有舞会，要高智随他一块去。
高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北京之行竟是他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后，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
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二十三条》。文件全称还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为《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基本上是把毛泽东的讲话列成条文，有的作了文字加工，有的就是毛泽东的原话。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长时间存在的矛盾与斗争公开化了。《二十三条》中规定：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四清”运动中的“秘密串联、大兵团作战”的“左”的偏向作了纠正，规定：要正确对待基层干部，干部中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少数是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要尽快地解放干部，对干部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对待。要以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逐步做到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从而实现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不要在少数人中活动，反对搞神秘化和繁琐哲学。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二十三条》又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6条标准。同时，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规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二十三条》中还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陈伯达把上面第二句改为：
“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
毛泽东表示赞赏。
在“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一句中，“部门”二字是周恩来提议加上的。毛泽东理解周恩来的用意，就同意了。
中共中央还为下发《二十三条》，专门写了一个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为准。”
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1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的反映到中央。
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1963年5月搞了10条。为什么只隔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一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2个10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1964年8月1日推广“桃园经验”的讲话——笔者注），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110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说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110万人搞那么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需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联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毛泽东又谈到了文学艺术界的问题，他说：
“你这个文艺，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年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笔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找毛泽东谈话，他检讨说：
“我对主席不够尊重。没有尊重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说：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