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之
第十卷
只争朝夕
第1章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话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九届一中全会结束之后，全国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516”分子。
正如本传在第九卷末尾所说，毛泽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提出要注意政策，要“过细地做工作”，坚持“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他总结了群众专政的经验：
“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坏人。”
中共中央为“516”定的罪名是：一、“挑拨中央文革与周总理的关系，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破坏、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明目张胆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脱罪责。”
1969年5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集聚在广场上的首都50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参加庆祝活动的还有出席“九大”的代表、新当选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谈话，向全世界各国传递了中国愿意同他们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
据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1969年4月29日，中央通知武汉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一同去北京。”“5月1日，我们参加了‘五一’焰火晚会。中央安排我们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夜空！”
5月17日，毛泽东圈阅了新华社1969年4月10日《内部参考》增刊第1256期上刊登的外电外报对“九大”的5条反应。他看到编者在其中的3条标题上都加有“妄评”二字，便批示道：
“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行了。”
5月19日下午6时许，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
据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中央把我们武汉代表放在最中间、最前面，我坐在4排5号位，毛主席离我最近的时候相距只有几公尺。这是我一生中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次，我们那个高兴那个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蹦着、跳着、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次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人还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黄永胜等。在京的九届中央委员都站在主席台上，参加接见。徐海东坐着轮椅参加了接见。”
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被选入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他走过去握着李四光的手，亲切地叫道：
“李四光。”
因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两人距离虽然很近，但对方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附在李四光的耳边问：
“你身体好吗？”
他又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到前面，向到会的人们挥手致意。李四光和毛泽东走在一起，感到很不安，他几次想挣脱毛泽东的手到后面去，但都被毛泽东紧紧攥住了。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拉着李四光离开会场，步入休息室，一落座，他就关切地问：
“军代表听不听取你的意见？”
李四光回答说：
“有时候也征求我的意见。”
毛泽东在谈到一些地质科学家时说：
“我不大相信施密特的说法，我看，康德、拉普拉斯讲的还有点道理。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书，能否找几本给我看看。还想请你帮助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我不懂英文，最好是编写成中文的。”
李四光问：
“主席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
“就是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后来李四光回到单位，向军代表说明了此事，挑选出他的《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一文，还有章鸿钊写的《石雅》，派秘书送给了毛泽东。回到家里，他动情地对女儿李林说：
“主席工作很忙，还要看我的书和其它资料，资料挺多，但都是大本大本的，有的还很繁琐。还有许多是外文的。毛主席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些东西？为让他老人家少花费时间，我要整理一份多用图片少写文字的资料，把地质学中的重要问题都包括进去，再送给毛主席看。”
自此以后，80岁高龄的李四光为了让毛泽东早一天看到这些资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收集大量中外文资料，整理成7篇科学论著，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印成大字本，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中央和其他有关部门的领导。1971年4月28日，李四光因患重病住进了医院。他对家人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最英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是根本。”在医院安定下来以后，他就开始着手撰写《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他还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我有信心去组织人力攻克地震预报这个难关。”谁知在住院的第二天，李四光就因突发动脉瘤破裂而不幸去世了。
再说5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汇报。在谈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
“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
毛泽东还说：
“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
“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
5月29日，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乘专列南下。
来自河北徐水县的列车员岳素花是第一次执行任务，专列驶出北京后，她和几位新来的列车员都按捺不住想见见毛泽东的急切心情，不断地问列车上领导：
“主席能不能在这次任务中接见我们？”
那位领导回答说：
“主席工作很忙，一上车就开始工作，要有合适的机会才能向主席提出请求。”
1969年6月1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郑州，在车上接见了刘建勋和纪登奎，他问道：
“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
第二天下午，专列仍在运行。张玉凤来到宿营车，对列车长说：
“主席听说来了新同志，现在要见见她们。”
岳素花这些刚上专列的农村女孩子是从小唱着歌曲《东方红》长大的，她们只见过墙上的毛泽东画像，现在听说马上就要面对面地见到老人家了，心情格外激动。岳素花和几个伙伴一起跟着张玉凤来到了毛泽东的公务车厢。
毛泽东正在主卧室里休息。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睡衣，斜靠在宽大的木板床上，见到几个小姑娘进来，就笑眯眯地望着她们。岳素花等人激动地问候道：
“主席好！”
毛泽东点点头，起来和她们一一握手，让她们坐下来拉家常。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姑娘们听不太懂，直发愣。毛泽东就让张玉凤在一旁当起了翻译。毛泽东问她们多大了，是哪里人，读过多少书？当他听说姑娘们是初中生时，又认真地问：
“你们读到毕业了吗？”
有位姑娘说：
“我们是66届毕业生，快要中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中停止招生，我们就参加了工作。”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
“你们是最后一批毕业生了。”
专列到了武汉，毛泽东来到武昌东湖梅岭1号，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6月3日，许光达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
许光达是10位大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在建国后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
6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说：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狂妄地宣称，“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
此前，苏联军队先后侵入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塔城的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牧民和边防军战士多人。这时候，苏军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进入了待命发射的战略攻击状态。由步兵师、战役火箭师、坦克师和空军军团组成的120万苏军机械化部队，沿着中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北方边境沿线进入了一级战备进攻状态。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威胁早有准备，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撤出了全部援越部队，以加强防御苏军的侵略，仅在东北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部署了240万人。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人民日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6月3日晚，毛泽东重读《南史》第六十一卷《陈庆之传》。他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上重读圈记；在目录“陈庆之”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画了4个大圈，又用苍劲的笔迹写了“陈庆之传”4个大字。读罢《陈庆之传》，他将书翻回到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批注道：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1969年6月3日在武昌
使毛泽东为之神往的陈庆之，乃是南朝梁武帝时一位出身于寒门的名将，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为人忠正、耿直，有胆、有识、有才，一生功勋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