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2]，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3]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4]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从洛甫[5]同志分析中也证明这个不良的(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之存在。因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四十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3]三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5]洛甫，即张闻天，见本卷第373页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