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_禅生活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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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集中起来主要是有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发挥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在抗日战争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征服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战略目标，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东方点燃法西斯侵略战火。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下，突破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束缚，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展开了英勇不屈的局部抗战。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1]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以国家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连续发表一系列抗日宣言、决议等文告，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罪恶阴谋，表明坚决抗战的鲜明立场，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在这些文献中，有1931年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等联名发表的《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号召白军士兵投入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2]；还有1932年4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的《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3]。

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和关心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组织，对他们的抗日斗争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4]

然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扑灭革命烈火，对各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军事“围剿”，并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克服困难，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前线，工农红军多次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成果。

另一方面，从党的创立到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党处在幼年时期，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九一八事变正是处在第二次失败的过程中。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错误领导，使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困难。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经过艰辛探索，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卓越代表。但是，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斥责毛泽东的思想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左”倾错误领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团结党中央多数领导同志，力挽狂澜，于1935年1月胜利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和红军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开始形成。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决定将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随着全民族抗战号角的吹响，中国革命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持续辉煌时间最长、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在党中央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深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有责任制定出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和方针政策，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在领导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理论探索应有重大建树。因此，抗日战争也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走向成熟的催化剂。由于本人水平和能力有限，对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的丰功伟业、重大理论贡献和思想风范，进行全面、客观的论述，是十分困难的。这里概括地谈些不成熟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第一，倡导建立、坚持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凝聚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最广大的同盟军，使之成为共御外侮、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光辉旗帜。

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几代国人前仆后继抗击外敌入侵，但都遭到了失败。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不能集中全民力量举国御侮。正如毛泽东所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5]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十分紧迫，其重大意义就在于凝聚全民族力量，共赴国难。

国共两党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两支最为重要的力量，曾在1924年至1927年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进行过第一次合作，并取得胜利；但由于两党的政治信仰和追求不同，合作破裂，打了十年内战。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论证了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明确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问题^[6]，指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次会议，不失时机地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深刻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问题。报告强调当前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7]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这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独创性贡献。为了把这些策略理论付诸于实践，中国共产党适时转变了方针政策，次年8月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感召下发动了西安事变。1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首先发言，明确肯定了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它的行动、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他在与会者发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为此，毛泽东提出“不把反蒋抗日并列”^[8]的原则。经过不懈努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全国抗战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继续不断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空前团结、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毛泽东结合当时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大量客观分析和阐述，将重点放在阐明和规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系列方针政策上，如，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统一，又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提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规定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应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要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针等等。抗战八年中，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严重危机，全国抗战的大好局面出现分裂、倒退的危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一以贯之地实行坚持抗战、团结，反对分裂、倒退的方针，在毅然领导全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同时，提出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始终没有放弃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阵地。

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党成立以来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法宝。”^[9]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倡导、模范实践和坚定维护，坚持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使之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光辉旗帜。

第二，为党制定并实行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解决了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问题。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毛泽东就对中日战争的形势，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提出过一系列政治、军事主张。

全国抗战一开始，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新的抗战路线和方针。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八条纲领，指出只有实行这一整套办法，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8月上旬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上述八条纲领进行了重要补充，初步形成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在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得到了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它与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指出：“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10]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一条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全国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在同外国记者、作家谈话中多次提到，中国应该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1938年5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古今中外，尤其是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等重要军事论著。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以及普遍深入的全民动员和政治动员等有关战争胜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准确地判断在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日军将在攻占武汉、广州后告一段落。他指出，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中，我军应采取主动灵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不断歼灭和消耗日军，逐步改变敌我强弱态势，改变总的力量对比，使其走向平衡，再由平衡走向我优敌劣。他着重指出，漫长和困难的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转弱为强的枢纽，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就可依靠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的力量，在国际有利形势的配合下，举行战略反攻，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完整地走完这三个阶段的全过程。这里，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是持久战理论的核心和精髓。

战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料。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战略，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

当时，国民党虽然也讲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他们的设想忽略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存在。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11]

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就描绘出这场战争过程的轮廓，是对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精辟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指出了光明前途。毛泽东在文章中还深刻揭示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他指出，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12]。“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那些“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13]。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14]他断言：中国“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15]

1939年1月，毛泽东在为《论持久战》英文版写的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16]他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将融为一体，相互支持，共同抗击和战胜敌人。历史证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战场作为东方主战场，更加有力地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时中国抗战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

毛泽东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理论也有很深造诣和重大建树。他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于1938年5月发表了军事论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此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游击战争规模之大，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17]。这就使全党全军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

毛泽东的两篇重要军事论著《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丰富的军事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这一整套完整的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思想，对于鼓舞中国人民，尤其是敌后军民坚定抗战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为指导敌后战场抗战，制定了完整的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并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夹击日军的战略格局，粉碎了日本法西斯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统一战略目标下，“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18]这是国共两党实行军事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毛泽东对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战是弱国与强国的较量。他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为八路军提出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此后，他在会议上、在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领导人的电报中反复强调这一重要方针。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发挥人民军队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的最好的作战形式，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积极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个规模浩大的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出地雷战、地道战等各种巧妙战法，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敌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人民军队充分发挥了游击战的巨大战略作用，并逐步上升为抗战的主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顽强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在全国抗战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轻重机枪等大批武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人民军队也付出了伤亡61万的重大代价。

一直以来，一些别有用心者诬陷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对此，国民党著名将领白崇禧曾说过：“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19]白崇禧对于敌后战场的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

数十万日本侵略军，陷于敌后战场，狼奔豕突，疲惫不堪，欲打不得，欲罢不能。年复一年的庞大战争消耗，使其战争经济走向崩溃边缘；而中国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却发展到高级阶段，培育和锻炼出的千百支游击兵团和正规兵团，成了担当决定战争胜负重任、向日军反攻的主力军。这就是毛泽东卓越的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艺术，与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相结合的产物。

对于正面战场的作战，毛泽东也非常关心，如对太原会战就提出过十分中肯的意见。后来毛泽东指出：“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20]中国抗战两个战场互相配合战略格局的形成、坚持，直至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第四，提出并实施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和方针政策，使之成为坚持持久战、击退妥协投降逆流、保存积蓄抗日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毛泽东指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21]抗日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就失去了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面前，就不能长期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曾多次十分形象地将创建抗日根据地比作下围棋中的“吃子”和“做眼”，强调其对于抗战全局的战略意义。他指出：敌我双方的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势，“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22]

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收复了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战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敌后军民贯彻了被毛泽东科学概括为著名的“十大政策”等一整套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各项社会改革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民主，开展“减租减息”，实行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实行抗日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等等，并成为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23]地域辽阔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歼灭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基地、持久抗战的坚强阵地，而且成为与国统区独裁统治截然相反的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树立了抗日、民主和建设的榜样；为新中国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政策、干部和思想等各个方面准备了条件。这也是抗战后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客观依据。

第五，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深感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作用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把党建设好则是关键。他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24]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提出一系列政党建设的思想、制度、方针、政策，以及各种举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共产党建设成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难题，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怎样实现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在论述党的三大法宝时，突出地论述了党的建设在三大法宝中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地位，并把加强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在思想上，毛泽东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政治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强调党的政治路线规定着一定阶段的总任务和总政策，同时也规定着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在组织上，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把党建设成为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堡垒的重要保证；制定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矛盾的制度；强调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同一切违反纪律的现象和行为作斗争。在干部政策上，毛泽东提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25]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

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作出科学概括。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6]

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还包括采取整风方式解决党内矛盾。他成功地领导了整风运动的伟大实践，从而普遍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保证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中国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虽历经磨难，犯过几次大的错误，但党总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拨正航向，发展壮大，继续前进，其根本原因就是遵循了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不仅为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长期执掌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27]。他在延安13年间，以过人的精力和智慧，写下《毛泽东选集》四卷集的两卷半文章，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毛泽东思想实现历史性飞跃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28]毛泽东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党中央奠基西北后，他刻苦研读仅有的马克思、列宁的若干论著，反复思考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运用自身博大精深的古今中外知识，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一边指导抗战，一边呕心沥血地进行理论研究，并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哲学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建构了哲学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为其各个方面理论的巨大发展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正确指导。

在军事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丰富军事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形成了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

在统一战线理论方面，在抗日战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的卓越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科学概念，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精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根本问题，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形成了完整的党建理论体系，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对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解决党内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29]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会上，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时，标志着一个具有崇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面对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我们心潮澎湃，感激、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在纪念无数先烈为国捐躯的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切缅怀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历史贡献，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实现了中国由弱到强、由衰败走向辉煌的伟大转折。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将永远指引我们继承、推进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未竟的伟大事业，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本书尽可能运用比较翔实的史料，吸取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以及他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全书分为8章，各章又分为若干节。在写作方法上主要以时间为序，适当结合专题予以论述，以突出重点，并尽量避免内容上的重复。

夏燕月

2015年5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375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62页。

^[8]《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