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
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力》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这时，长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其时“反对外资”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成立议会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地展开，但结果皇帝只是下诏组织“咨议会”。于是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了。他们以反对留辫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辫，但约好相继剪去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辫，结果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这样，在短期内，我已经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辫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政治观念是如何地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关于蓄辫我和一个法律学校的朋友发生争论，各人执持了相反的理论。这法科学生引用经书上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话来辩论。可是我和反对蓄辫的人们在反满的政治基础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论，使他开口不得。
武汉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遽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他，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每一个人都专心一意地听着。
武汉起义（武昌起义）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我们向同学募一些钱。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十分活跃了，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大批地在开到街中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攻了下来。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进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学校，那里已在军队的看守下了。
第二天，一个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并未做得长，一般地主和商人不满意他们。不到几天后，我去访问一个朋友时，看见他们的尸首横陈街上。作为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谭延打倒了他们。
现在有许多学生参加军队了。学生军已经组成，不过我不喜欢学生军，认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不过，已经多于目下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我还要买水，因为士兵都要从城外挑水进来，而我是学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人的回答表示同意。
我同队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欢喜他们。其余的人都是平庸之辈，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又劝了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队长及一般弟兄都合得来。我能写，读过一点书，他们很佩服我的“博学”。我能够帮助他们做写写家信之类的事情。
革命的结局还没有决定。满清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听说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有许多军队都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和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人准备起事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协定，预计的战事停止，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这时，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这个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
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的也很多。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这时，一个政府办的刊物在长沙出版。这是一个巨大的烽火，我们学生觉得它非常有意味。不久，谭延被袁世凯赶走了。现在袁执掌着民国的政务，同时准备他的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
那时，我住在湘乡县同乡会馆里。那里还有许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没有事做，也没有钱。会馆中的学生和兵士总是在吵架，有一夜，他们之间爆发了武力的冲突。兵士们攻打学生并且要杀死他们。我逃到洗澡间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这时我没有钱用，因为家里不给我金钱，除非我进学校。又因为会馆不能再住下去，我开始寻找新的托身之所。同时，我恳切地考虑了我的“职业”，并以为我最适宜于教书。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现在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我高兴地读了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两个朋友也劝我进去。其实是他们要我帮他们预备入学论文。我将自己的意志写信给家里，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代两个朋友做了论文，自己做了一篇。结果一齐录取——实际上，是我被取了三次。那时我并不以为抢替是一件不好的事，这仅仅是一种友谊。
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真的毕业了。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新校中有许多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殊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我最讨厌的就是必修的静物写生。我以为这是透底的愚笨。我总想画简单的东西，快快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画一幅“半日半石”(是李太白的一句名诗)，我用一条直线和上边半个圆圈来代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鸡蛋。结果画图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的分数都非常好，这样和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杨昌济]，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那篇文章一百分。
另外有一个教员常给我看旧的《民报》，我总是十分高兴地读它。从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会的活动和会纲了。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
我感觉自己需要几个亲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广告登出后，我得到三个半答复。一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随后又背叛党。其余答复是两个青年的，后来变成极端的反动分子。“半”个回答是一个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听完我所讲的一切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过后我们的相识并且进而成为友谊。
但是，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后来这个团体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的。我对于女人本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谈女人——普通在这时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极为重要——以外，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用人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我们又是热心的体育家，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浴风”。在已经结霜的天气，我们还露宿田陌间，或是十一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种种，都算是“体格训练”。也许这对我的身体大有裨益，后来我是何等的依靠它!在我屡次横越华南，和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的时候。
我和其他城镇里许多学生和友人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一个有着更密切联络的组织的必要了。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会员的大部分，在一九二七年清党时期都被杀了。同时，在中国其他部分，像这类的激进团体都由那时在中国政治上占有势力的战斗青年纷纷组织起来。
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陈独秀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我是一九一三年入师范学校的，于一九一八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一百六十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一部分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招募中国青年的。在出国以前，这般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京去，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在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在我服务北大时所遇的人中，有两个现在是南京的高级官吏，一个是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还有个加入共产党随后又成了所谓“第三党”的党员，再有一个则后来加入加利福尼亚的“三K党”。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至于所以会如此的背景则上面已经讲过了。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手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的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就是冯玉祥将军退隐时写爱国诗的地方。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地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通讯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体。这时，学会中开始分成两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张实行一个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彻底改革的纲领。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学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计划。
毛泽东与杨开慧
一九二○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与杨开慧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