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看见守常^〔２〕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３〕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４〕，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罢。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Ｇ书局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Ｃ书局^〔５〕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李大钊的文稿经李乐光收集整理，其中三十篇于一九三三年辗转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名《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作序，但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出版。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但当即为租界当局没收。一九四九年七月仍由北新书局重印出书，改名为《守常文集》上册。

^〔２〕守常李大钊（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等。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与范鸿劼、路友于、谭祖尧、张挹兰（女）等十九人同时遇害。

^〔３〕这里应作“在广州”。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离开厦门，十八日到达广州。

^〔４〕一九三三年四月，北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四月二十三日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经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特务即以“妨害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并开枪射击，送葬者有多人受伤，四十余人当场被捕。

^〔５〕Ｔ先生指曹聚仁。Ｇ书局，指群众图书公司。Ｃ书局，指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