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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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

“白马之盟”是一种对秦制的偏离，因为它没有能够形成稳固的皇帝—贵族—平民（农奴）式的封建体制。皇权天然追求一家独大，军功列侯与诸侯王未能成功制约皇权扩张的野心。汉文帝运作“列侯就国”，迫使在长安无职务的军功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不再允许他们长久地驻留长安，极大地削弱了军功集团对长安政治的影响力，使他们再无力串联，发动类似“诛吕安刘”的政变。(1)再之后，汉景帝在所谓的“七国之乱”中取得胜利，王国势力自此衰微。

秦制的回归是在汉武帝时代正式实现的，它的回归带给西汉百姓的影响可以参考汉宣帝时的御史大夫萧望之劝谏皇帝的一段话。萧望之说：我从前有一个下属叫作徐宫，他的老家在东莱，靠近海边。据他讲，往年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鱼就不出现了，当地的长老还说：“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2)说的是汉武帝时，朝廷垄断海场，搞起了官营捕鱼，结果鱼都消失了。后来恢复民营，允许百姓自行捕鱼，鱼才再次出现。

鱼当然不会凭空从海里消失。让海鱼消失的是秦制皇权“莫非王土”的贪婪和“无远弗届”的迷信。而为了实现其贪婪与迷信，变“白马之盟”的有限皇权为秦始皇的无限皇权，汉武帝必须彻底抛弃军功列侯，重塑官僚集团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

一、遍地皆是失业游士

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楚汉争霸正在要紧关头，谋士郦食其给刘邦出了个主意。他说，秦朝残忍无道，伐灭六国，使六国后人无立锥之地。陛下如能够复兴六国，扶立其后人，他们必感念陛下的仁义，愿做陛下的臣子，誓死效命。

但张良认为这是个馊主意。他提醒刘邦：“天下游士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跟从陛下，无不日夜盼望胜利后能获得尺寸之地的分封。陛下今天扶立六国后裔，游士明天就会一哄而散，各归旧主。陛下还依靠谁去夺取天下？”(3)

张良的话既点明了汉立国的基础是游士（游侠），也道出了以游士为立国基础的严重弊端：游士是依附于诸侯的流动资源，其流动性与自主性，与君主集权体制天然对立。

景帝时代，游士之风仍遍及汉帝国的方方面面。游士的心中没有君臣之道，朝廷对他们而言不存在什么神圣性。齐地游士邹阳就是典型的例子。客游位于中原的梁国时，邹阳遭谗言下狱，他在狱中写给梁孝王的书信很直接地道出了他的游士心态：

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4)

邹阳说：若梁孝王能采纳战国的齐国、秦国的王霸之道，远离宋国、鲁国的文儒之训，则“五伯”（春秋时期的五个诸侯之长）之流不值一提，上古“三王”的伟业也不难达成。

显然，邹阳不承认景帝与朝廷的权威。他游说梁孝王信士、养士、用士，以成为“五伯”“三王”，这正是朝廷与诸侯王政治博弈的体现。

皇权不会喜欢诸侯有这样的想法。汉武帝诛杀游侠郭解，正是为了杀鸡儆猴。但仅凭杀戮无济于事，《史记》中说，郭解被杀之后，仍然“为侠者极众”。其中，“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5)不难推想，在郭解被武帝诛杀之前，汉帝国的游士（侠）之风是何等繁盛。

立国五十年，汉帝国仍遍地游士是有原因的。

游侠（士）意味着一种自由。比如，枚乘因劝说吴王刘濞不要举兵而获得景帝赏识，受召出任弘农都尉。但，多年游士生涯让他难以在“天子守臣”的位置上长期待下去——“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6)。恣意放肆、任意来去的自由对游士枚乘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汉帝国的建立有着深厚的游侠背景，诸侯王及军功集团的势力极为强大，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游士数量的激增。及至文帝、景帝两代，皇权以政治谋略和军事手段打击了地方上的诸侯王和朝廷中军功集团的势力，游士的市场萎缩，汉帝国却没有能够给“失业”的游士提供就业、上升的机会。

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儒生朱浮上了一道奏疏，特别提及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朱浮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7)意思是说：西汉初年，官吏久任不换，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职位父子相继，官职的名称成了他们家族的姓氏。

朱浮谈到的这种现象，西汉人王嘉也注意到了。王嘉是汉哀帝时期的丞相。他对哀帝回顾了文帝时代的官员任用情况：“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8)意思是说：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终身制和世袭制的，以至于管仓库的官吏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大员里也相当普遍。

朱浮和王嘉所言触及了西汉初年的一道“国策”——“非有功不得侯”。根据这一国策，自高帝时代开始，在长安，军功老臣长期把持着朝廷；在地方，军功吏卒长期把持着基层政权。换言之，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官僚系统被军功集团控制，知识分子没有正规的上升渠道，去做游侠，去给诸侯王、军功列侯做门客，就成了他们相当普遍的人生选择。

然而，随着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的势力受到皇权压制，逐渐走向衰弱，游士的生存空间也在变窄。到了景帝时代晚期，邹阳、枚乘等著名游士已经发出了“鸷鸟累百，不如一鹗”(9)这样的感慨。“鸷鸟”即地方诸侯王，“一鹗”即长安未央宫里的皇帝。

时代变了，游士们明显感觉到有能力的寄主已经屈指可数。他们甚至不再游说自己的寄主“有所为”，而是劝他们“有所不为”——当吴王刘濞准备起兵反抗朝廷时，枚乘悲观地说“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10)，拿吴国的军队与朝廷对抗，无异于驱赶蚊蝇去吞噬牛群。

二、“求贤诏”里的规训

公元前141年，48岁的汉景帝去世，太子刘彻登基，随即发布了一道“求贤诏”。诏书的大意是让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重臣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

五十多年前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也下过一道“求贤诏”。诏书中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1)

比较高帝和武帝的两份诏书，可以明显看到时代的变化——刘邦在“求贤诏”里说，希望“贤士大夫”能够“从我游”，这三个字带有浓重的游侠色彩，反映出刘邦与“贤士大夫”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皇帝与臣僚，更像是寄主与门客。刘彻的“求贤诏”里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游侠色彩。他下令征召“贤良方正”，且亲自策问下面推荐上来的人才，是典型的君王选拔臣僚的做派。

刘彻清楚汉帝国游士之风盛行的原因。这些游士或属儒家，或属法家，或属阴阳家，原本积极出入于诸侯王和军功列侯的府第。需求刺激供给，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规模有多大，汉帝国的游士就有多少。如今，汉帝国致力于打压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势力，需要重塑统治基础，如何改造游士自然也是汉武帝推行变革应有的重要内容。

刘彻颁布“求贤诏”的核心目的是打破军功集团在官职上的久任制和世袭制，也就是打破朱浮与王嘉提及的“以官为氏”“养老于官，至名子孙”的现象，进而将游士纳入官僚系统中来。这样做，既可以吸引知识分子投入朝廷的怀抱，也可以削弱诸侯王（譬如梁孝王）与朝廷勋贵（譬如窦婴）的势力——游士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跟着朝廷有前途，还是跟着诸侯王与朝廷勋贵有前途，在汉武帝时代，并不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

“求贤诏”颁布后，反响强烈。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12)卫绾奏请武帝：那些搞法家和纵横之学的知识分子只会把国家政务搞乱，请求皇帝下达圣旨，不要再任用他们。刘彻同意了卫绾的请求，颁下新的规定：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治国之术。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打开上升渠道，让游士有机会进入朝廷，又选择性地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这恰是西汉中期选官制度的一体两面。这种一体两面，扼要来说便是：

1．秦制政权追求社会的散沙化（不喜欢百姓有组织）与静态化（不喜欢百姓自由迁徙、流通），追求对百姓的严格控制。所以，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游士需要被最大限度地控制与肃清。于是，暴力诛杀（比如对待郭解）与提供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就成了刘彻控制与肃清游士的两大核心手段。相较之下，又以后者为重。

2．刘彻要抛弃军功集团，重塑官僚系统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系统的容量有限，不可能收纳所有游士，且秦制政权对官僚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特殊的要求（苏秦、张仪等搞纵横之术的人就不符合秦制官僚系统的需要），所以，必须引导乃至诱导游士在思想、学术上进行自我转型。而最能起到引导、诱导作用的手段莫过于体制规定的知识分子选拔标准，有了选拔标准，就可以“批量生产相同规格的知识分子”。刘彻独尊儒术，是为了让游士尊儒，他自己是不必尊儒的（事实上他也从未服膺儒学）；刘彻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是为了让游士自愿远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他自己却是熟知“申、商、韩非”之道的。

当然，用儒家官僚取代王侯贵戚来作为新的统治基础，涉及权力的重新洗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绝不会和平过渡。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改革风波就是刘彻遭遇到的一次严重挫折。

这一年，刘彻对长安的高层人事做了一次极为大胆的变更——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桑弘羊为侍中（主司财计）。除桑弘羊外，窦、田、赵、王都有儒学背景。在建元元年的七八月间，刘彻提议设立明堂。

刘彻设立明堂的动机至少有二：

1．设立明堂有助于皇帝巩固个人权位。按《逸周书》的解释，明堂乃周公的创造，是周天子接受诸侯朝见的场所，用以彰明尊卑。刘彻年少登基，各诸侯王多为其兄长、叔伯乃至叔祖，朝见时往往蔑其年少而不尊。修筑明堂有重申上下尊卑之义的政治含义。而且，这一时期，刘彻实施了一系列打压诸侯王势力的手段，比如勒令列侯回归封地，不许在长安逗留；勒令列侯拆除封地关卡，各诸侯国须实现交通上的自由、开放等。(13)

2．明堂关系到朝廷的权力分配。明堂是儒家的礼仪性建筑，按孟子的说法，“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是君王“行王政”的标志性建筑。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统治者长期尊奉道家黄老的无为而治（当然并非真信黄老，而是诸侯王与军功集团势力强大，皇权不得不顾及“白马之盟”划定的权力范围，不得不无为。与之对应，军功集团与诸侯王也必须无为，也就是严守“白马之盟”划定的利益边界，彼此之间才能维持权力平衡，相安无事）。如今，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已不再被皇权视为统治基础，且皇帝欲用新的儒家官僚集团取而代之，黄老之学自然成了累赘。设立明堂大有宣告新时代到来的意味。关键是，窦太皇太后（汉景帝之母，汉文帝的皇后）信奉黄老。建造明堂相当于向汉帝国公开宣布：朝堂之上已是刘彻说了算。所以，刘彻之母王太后深感忧虑，曾如此埋怨刘彻：“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14)显然，窦太皇太后也深知明堂背后潜藏的政治奥义。

同时开罪诸侯王、军功集团与窦太后的结局自然是悲惨的。刘彻的亲信赵绾、王臧被下狱，不久两人自杀；刘彻本人也自汉帝国的权力舞台的中心消失长达六年，《史记·孝武本纪》对刘彻在这六年里的活动无一字记载，仅以一种意味深长的笔调写道：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15)

三、寄主的非正常死亡

窦太皇太后去世，刘彻复出，重启儒家官僚系统为统治基础的改革。消弭游士之风再次被列为施政的重中之重。大批知名游士或寄主，如窦婴、灌夫、刘安、郭解等在这场改革中非正常死亡。

窦婴是儒生，是刘彻在建元元年改革中的亲密战友；反儒学人士、信奉黄老之学的淮南王刘安是觊觎过刘彻皇位的人。二人与刘彻的关系迥异，但死因是一样的。

窦婴之死，表面上看是卷入了与田蚡、灌夫之间的冲突。灌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勋武将，素与丞相田蚡不和。窦太后死后，窦婴已是过气外戚，田蚡正炙手可热。田蚡对窦婴的欺辱（强占田地）本是新旧外戚之间的矛盾（窦婴是窦太皇太后的侄子，田蚡是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灌夫素与窦婴交好，也卷入纠纷之中，官司最终打到了刘彻跟前。刘彻裁决外戚的纠纷，权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不管是非对错。田蚡指责灌夫在民间横行不法，窦婴则指责田蚡与淮南王谋逆。决定纠纷结果的则是田蚡的这段话：

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附，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卬视天，俯画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为。(16)

这番话击中了刘彻的要害。关于窦婴养士，史载“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17)。至于灌夫，本身具有强烈的游侠色彩，“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18)。多年后，卫青在总结自己的保身之道时，顺带提及了窦婴之死的真相：“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19)

窦婴与灌夫的死是一个信号——新时代来临了，朝廷勋贵、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彰显其相对于皇权的独立性、壮大组织力量的养士行为是新时代绝不容许的。新时代要的是一个个原子化的儒家官僚与一个个原子化的庶民。

淮南王刘安的死也是因为同样的政治原因。刘安是诸侯王层面的游士寄主代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彻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20)的罪名，派兵进入淮南国，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伪造的玉玺、金印（或许真有，或许是栽赃），自知不免一死的刘安选择了自杀。刘安是否想要谋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既然招贤纳士，就必须死——杀鸡儆猴，刘安之死为西汉的诸侯王广纳门客的风气画上了句号。曾经，诸侯王是游士最乐于依附的寄主，几乎所有的王国里都能找到游士的踪迹。如梁孝王治下的梁国，“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梁孝王招揽的人才甚至可以和朝廷相抗衡。(21)以修撰《淮南子》为由，刘安的王府上招纳的门客太多，以至于查抄之日，“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22)。

铲除庙堂上有组织力量的勋贵与诸侯王的同时，元朔二年，刘彻还下诏迁徙了一大批“郡国豪杰”及家产超过三百万钱的富户充实茂陵（位于长安周边，汉武帝为自己修建的陵寝）——这是为了消灭民间的组织力量，使民间社会变成扁平的原子化结构。游侠郭解也在迁徙的名单中。郭解不愿迁徙，刘彻之母王太后也亲自出面为其求情，结果仍遭刘彻拒绝。同年，郭解被捕，灭族。(23)作为底层游士的代表，郭解之死意味着朝廷已全面开启对民间社会的原子化改造。

游士退出，儒术上位，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百姓实行严格控制和高效汲取的新国家已经成形。秦制回来了！

(1) 汉文帝运作“列侯就国”事，见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2、424—425页。

(2) 班固：《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41页。

(3) 郦食其的原话是：“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张良的原话是：“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见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40—2041页。

(4) 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3页。

(5)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88—3189页。

(6)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5页。

(7) 范晔：《后汉书·朱冯虞郑周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2页。

(8) 班固：《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90页。

(9)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40页。

(10)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2页。

(11) 班固：《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页。

(12) 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156页。

(13) 明堂的政治意义，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1页。

(1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9页。

(15) 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