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兴盛以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的观念深入人心。无数读书人宁愿蹉跎一生，也要拼得一个举人的名分——只有他，不仅逆大流而行，还成为至今都广受尊重的“医中之圣”。

一、科举失意与前路抉择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一个普通的婴儿诞生在今湖北蕲春县的蕲州镇。因为家中有祖父和父亲这两位医生，早年体质虚弱的孩子多得照料，安然成长。且因为医学好歹算是这个小家庭的“家学”，这个少年也从家人那学到不少关于医药的知识，并阅览了许多医书。

可学医终究不是那个时代的热门。少年的父亲不忍儿子将来同自己一样因医者的身份而失去许多机遇，决意将孩子送去接受科举应试教育。然而自17岁第一次参加乡试以来，少年三次应试，却三次都没能在榜单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李时珍。

是的，在中医学界享有崇高地位的李时珍曾经也是一位在科举面前屡屡失败的传统读书人。只是与其他屡试不第的普通读书人不一样的是，在基本确认自己无望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后，年轻的李时珍就决定放弃再同应试答题纠缠。

自二十三岁至三十四岁的近十年间，李时珍拜入嘉靖进士顾日岩门下，精进自己科举应试之外的文学、理学能力。同时，以自幼对医学的热忱为动力，他还不断磨练自己的医术，为贫民免费看诊，甚至教起了徒弟。

二、行医问道与著书立说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医术已堪称卓然的李时珍得到楚王赏识，被聘往楚王府掌管医务。这时的李时珍年仅三十四岁。一般读书人在这个年纪也不过是通过科举成为地方小官，而李时珍则是被一方藩王点名授官。且在任职次年，他就因为看淡了那些功名利禄而主动辞官回乡。

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了那些官场的纷纷扰扰，李时珍得以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于行医问道和著书立说。尤其是回乡不久后，他就开始创作后来影响了海内外中医药学的鸿篇巨制《本草纲目》。

相比于写书、教学这些不能迅速且直接地为自己带来利好的工作，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显然更青睐成为官员，尤其是那种炙手可热的高官。毕竟无论是要谋取私利，还是要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理想，朝廷实权无疑都是最有力的工具。可弃文从医的李时珍偏偏觉得，以医救民于水火才是自己应该始终坚持的道路。

三、一生辛苦与福泽百代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李时珍要努力迈过的第一道坎便是采集资料。虽然在他之前，陶弘景、陈藏器、唐慎微等医药学家已经编著了集各代之大成的药物学著作，但这些著作存在诸多疏漏。要再著一书的李时珍不得不亲自走遍湖北、安徽、江西、江苏和湖南等地，一边行医救人，一边寻方采药。

著书中的第二道坎，是如何将数量庞杂的众多药物分类建立体系——一个李时珍理想中的本草学新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岁历三十，书采八百余家，稿凡三易”，才得以完成。

《本草纲目》问世的第三道坎，是医药学在当时仍旧不得重视。在这部巨著成书之时，李时珍已年过六旬。将这部书尽早印刻问世，让它尽可能地帮助挽救更多人的性命，便成为李时珍余生的最大心愿——但过了十年，他才得到南京藏书家、刻书家胡承龙的支持。且在《本草纲目》开刻之时，积劳成疾的他就猝然失去了见证医药学继续发展的机会。

在李时珍辞世后，其在朝为官的儿子李建元根据父亲的遗志，将《本草纲目》进献于朝廷。然而对于这样一本将来轰动了世界的巨著，明神宗仅仅批复了“书留览，礼部知道”这七个载满敷衍的小字。

幸而在朝廷之外，人们感受到了李时珍的一片真心。仅在万历年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重版了两次。整个明代共已发现七个版本；清代，《本草纲目》有近五十种刊印本；民国至今，也已有十余版本——自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问世以来，我国境内基本每十年就会出现《本草纲目》的刊印新版本。后来该书还传入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受到多国人士重视。

李时珍还在《本草纲目》中留下了他所能整理的全部附方——这一万多则附方成为启发后代医药家，尤其是促进清代方剂学研究的“会下金蛋的鹅”。

同时，李时珍在脉学、医理等方面也堪称成就斐然。其所著的《濒湖脉学》甚至被《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是取代了传统脉学基本教材《脉诀》的划时代之作。

《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李时珍著作等身，却几无其他读书人所向往的政绩和官爵。若按读书人的普遍标准，李时珍与“功成名就”绝无半点关系。可在李时珍的心中，名利双收或许永远不如问心无愧——良相确有良相的好，但他只愿做一个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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