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网上流传一篇文章《荒唐的人均贪腐指标》，里面引用到一句话：“警惕西方大V势力用个别巨额案例抹黑我们，实际上我们人均贪腐额在全球处于低位。”

不少网友表示：惭愧！自己给“人均贪腐额”拖后腿了！

如今又冒出一个新词——“合法腐败”，让人大惑不解，凡腐败都违法，也听说过“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合法腐败”又是咋回事？但现实中，还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合法腐败”搞得堂而皇之，搞得风生水起，搞得让人无话可说。

这个“合法腐败”，是朱振和先生在《合法腐败与腐败的社会化》一文中提出的概念。

他举例说明，《财经》杂志曾于2007年1月8日揭露一位高级领导干部的儿子A空手套白狼，攫取巨额财富：最初，A（注：山西张振明）从银行贷款7000万元（一般人贷不到这笔巨款），买下山西一煤矿（一般人以这个价格买不到这个煤矿）。后请评估公司将煤矿评估为7.5亿元，（按此价格把煤矿卖给山东鲁能集团（，无特殊背景鲁能不会买这个煤矿），还掉7000万元贷款后，此人净赚6.8亿。尔后，他又复制同样手法操作了几次，赚了33亿元。看看，普通人几代人、十几代人也挣不到的钱，人家轻轻松松到手。

山东鲁能集团是大型国有企业，2006年实行“转制”，A和他的朋友，用37.3亿元买下鲁能91.6%的股权。而鲁能的实际价值，高达1100亿元甚至更高。

《财经》杂志揭露此事一年后，在中央的干预下，曾经以37.3亿卖掉的鲁能集团的股权，又被以85亿元回购了回来。这一买一卖，A赚了48亿元。而在整个过程中，A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一是银行贷款“合法”，所有程序都是按规定办理；二是购买山西煤矿合法，一家愿卖，一家愿买，做的是“合法”买卖；三是评估合法，请的是具有国家认证的评估资质的公司，进行资产评估也是按有关规定搞的；四是卖煤矿合法，按评估价格把煤矿卖给鲁能集团，也是“合法”买卖；五是购买鲁能股权合法，国有企业“转制”是按照中央深化改革政策实施的行为，买股权也是“合法”的；六是鲁能集团购回股权合法，是在中央指导下进行的行为，也“合法”。当然，普通人做梦也不可能做成这一系列奇迹般的买卖，而A在他父亲的光环下却能顺利地、“合法”地展现他的商业“奇才”，“敢想敢干”，迅速变成拥有亿万资产的富豪。

朱振和说：约占全国总人口1%或略多一点的阶层，拥有占国民收入90%以上的财富。人们通常以为，他们是通过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而非法敛财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他们的财富绝大部分是这样通过“合法”的或符合潜规则的、不违反法律的途径而攫取的，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高明”而“保险”的做法。例如，某些国有企业的垄断；不少“红二代”、“红三代”、“官二代”、“官三代”成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或高管；经巧妙运作，巨额国有资产转变成私有财产……人们认为这里面有腐败现象。但是这些腐败又都是“合法”的。

朱振和还举了个例子，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敛聚了多少个亿的财富，可是在审判时，他贪污受贿的金额却只有区区几千万元。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因为那些是他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被法院认为不是腐败。其实这种现象人们早已注意到，经常看到贪腐报道数额大到吓人，往往以千万计、以亿计——以至于不上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贪了”——结果从判决来看，数额却缩水了很多，成了几百万、几千万，于是便怀疑记者夸大其词，故意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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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看到朱振和写的《合法腐败与腐败的社会化》，才恍然大悟，原来记者在写报道时，把“不合法腐败”与“合法腐败”算到了一起，而判决时大概率是剔除了“合法腐败”收入的部分，因此出现了数额上的巨大差异。解剖“合法腐败”，就会发现它的阴险狡诈，像犯罪分子反侦查一样规避查处，在捞钱的同时就做好了应付查的准备。

“合法腐败”有很多特点，最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合法腐败”本质上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敛财。

比如土地财政、行业垄断，利用特殊背景后台的影响力或支持，轻而易举把巨额国有资产装入私人腰包，还给人以名正言顺的假象。而做空手套白狼买卖的，从程序上看也无懈可击，该办的手续、该走的流程一步没少，而背后的猫腻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二是“合法腐败”具有伪装性、隐蔽性和欺骗性。

从传统腐败的“一手办事，一手收钱”，发展到提前谋划、层层设防、腐败与规避查处并行，采取间接性、市场性的迂回策略。既有精心设计交易过程、资金流向、收益结算，为腐败行为披上“市场化”“专业化”的隐身衣，企图以民事行为、市场交易等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有通过打“时间差”，利益兑现延缓到离开工作岗位或退休，抑或为企业谋取利益“提前筑巢”，离职后披上“人才引进”“专家顾问”等外衣到关联企业领取“定制高薪”；还有利用“影子公司”“影子股东”隐藏幕后的暗中操控，利用自己的职务影响为公司经营站台撑腰。

三是“合法腐败”的领域行业性、地域性特征明显。

主要是工程项目招投标。招投标专业化要求高、程序链条长、涉及利益巨大，往往水深猫腻多，幕后操控、围标串标、工程“掮客”等问题防不胜防。招标购买货物往往会高于市场价格，就是招标采购过程中的“合法腐败”导致的。其次是国有企业、平台公司投融资领域。金融领域，享有诸多优惠政策和管理自主权的开发区和新区建设，都通过实际出资、同股同权、按比例分红等“合法”的表现方式，采取专业化的手段和方式对其腐败行为进行包装，掩盖利益输送，从中攫取巨额利益。

“合法腐败”，骨子里是权力腐败，是“官倒”、面子腐败等隐形权力腐败的变种和延伸。

但它的合法表象，敛取天文数字钱财太轻而易举，又让那些梦想暴富的人垂涎三尺，也让那些挣扎在生活底层的群体失去前进动力。这就决定了“合法腐败”不仅有着对劳动致富的最大伤害，有着对共同富裕的最强破坏力，更具有颠覆为人民服务宗旨和执政为民理念的危险性。

反腐败抓一些老虎苍蝇固然是好，固然是为民除害，可如果导致腐败的制度、土壤仍然完好无损，以致新的甚或更大的腐败不断产生，这样的“反腐”就不能叫彻底，也不能称作净化政治生态。所以必须高度重视铲除“合法腐败”这个大腐败，必须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从而以更加全面深入、更加扎实有力的反腐赢得民心，促进发展。

本文初摘录于：2024-08-22，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4-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