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生。江苏镇江人，中国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本文发表于2009年。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

20年以来，由于各人能力、机遇、努力的不同，也由于各人接近权力的程度不同，不知不觉之中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主导着社会演变方向，支配各种资源的人与20年前相比已整个地换了一批。

也许我们每个人回想一下自己，看看邻居以及亲朋好友中的变化，能更真切地体会这种变化的真实性。

这个不声不响的变化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将导致什么后果，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在关心的。

社会学家将这个问题称之为社会分层，然而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何在，依什么标准来划分分层，这些标准有没有统计资料可供操作，各有各的说法，并无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什么突破。

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研究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是看资源是受什么支配的，是由市场支配还是由权力支配。

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是了解公平和效率的状态，寻找同时可以改进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措施。

社会分层划分的标准要从分配资源的途径入手，了解消费、投资这两大项最终产品的去向中有多少百分比是通过市场分配的，有多少是通过市场以外的渠道，即权力渠道分配的，特别是个人收入的分布状况以及其中通过市场得到所占的比例和通过权力得来所占的比例。

在计划经济时代，从表面上看大部分消费品仍通过市场交换(要用钱去买)，但人们用来购买消费品的收入却并无一个劳动市场来提供，而是由计划渠道决定。

各个级别的工资数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定在哪个级别上由单位领导说了算，至于投资更不是老百姓的事，所以那时的资源基本上是由权力支配的。

社会分层就分为有权阶层和无权阶层。

在进入建设市场经济的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市场支配，于是社会分层又分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但按权力分配资源的规则没有停止起作用。

两种分配方式还在争夺地盘，但即使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仍有相当大一部分资源是由权力分配的，这部分主要是政府开支。

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依靠物质消费。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控制和支配资源的规则。

所有权的确立是支配资源最基本的规则。依所有制划分有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

当然，纯粹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并不存在，但以公有制为主还是以私有制为主却是界限分明的。

在公有制社会中，资源按权力的大小来支配，所以人们竞争获取权力，于是产生了官本位，连和尚也有处级科级之分。

由于权力的供应有限，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领导，因而权力的竞争带有排它性，这种竞争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和成本抵消之后往往为负，这就是内耗。

当然也可能为正，如果竞争的规则能挑选出好的掌权人来支配资源。

在私有制社会中资源的配置由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决定。

价格是一种客观的信息，是由众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形成的，没有人能垄断价格。

然而价格的背后是谁拥有用于支付价格的金钱的所有权，于是在市场制度中人们转而追求金钱，所不同的是金钱或财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不像权力的供应有限且具有排它性。

经济学证明了竞争性的市场制度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结果是市场制度促使社会财富空前的增长，同时将人们分成了富人和穷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

社会分层，无论按权力或按金钱，都认为是有害的。

其实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不分层的社会，因为社会分层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控制，不分层的社会是一个无控制、无规则的社会，它根本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社会的公共事务必须有权威方面出现管理，这就会出现有权阶层。

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承认警察是必要的，一旦有了警察就必须有税务局，它从百姓那里征税以维持警察，于是政府就出现了。

同样地，即使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也不敢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因为一个失掉了激励机制的社会，是没有前进动力的，所以有资无资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这正是使人们困惑的地方。我们既讨厌社会分层现象，又不能没有这种分层，我们究竟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回顾市场制度的运营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即地位平等的交易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各自拥有的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换。

我们所厌恶的社会现象正是破坏了这个原则，譬如，交换双方由于权力不等，在交易时不具备平等的地位，换言之，交易依赖于权力。

例如某些买卖只许一定的人士做，普通人不得进入，又如某些商品指定必须从某一厂家采购，或者对某些商品排斥他们进入市场，或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禁止某些商品的使用等等。

我并不否认，以上种种限制有不少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注意，一旦由于任何一种理由让权力进入了市场，权力就可以与金钱交换，这是一切市场出毛病的起始点。

社会分层为有权和无权，又分层为有资和无资，这都不可怕，甚至还是必要的，可怕的是把权力运用到市场中去，用来和金钱相交换，其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有权的人变得有钱。

有钱人的势并非是公共管理的需要，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公共管理的才能；有权人的钱并不是在市场上通过平等自愿的交换赚来的，而是用公众赋予的管理权去交换得来的。

所以我们要防止的是有钱的人有势和有权的人借权弄钱。

可是事实上这两点很难做到，权和钱的勾结是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的社会中极难防范的事。

政治家竞选需要大笔开销，穷人根本不可能去竞选；一个富人犯了罪可以花钱请精明的律师为他辩护，有罪可以变无罪，这些都是权钱勾结，可是又是合理合法的，更不用说，一切政府管市场的地方都有贪污的机会存在，可是政府又不能不管市场，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说权钱的勾结是极难防范的。

但是一个清醒的政府应当随时警惕，防止各种方式的权钱勾结。禁止有偿新闻，肃清收费评奖，不许择校收费，杜绝买卖文化，以及最近国务院发布的禁止对经济型小轿车在交通规则上的歧视，都有利于防止权钱勾结。

但剩下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值得在每一项政策出台以前以及对已经出台的政策都要仔细想一想，这样做是否会给权钱勾结钻了空子。

一个清醒的政府要盯住有钱人，不让他置身于法律之外(美国的九家大公司，如微软，IBM不断官司缠身，他们不可能逃脱法律之网的监督)。

如果政府傍大款，社会的正义必将处于危险之中。

本文初摘录于：2024-11-22，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4-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