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浪气球”事件占据美国舆论焦点的过去十几天，原本以为将开始缓和的中美关系，又走向了紧张。而拜登政府对于这件事的处理也遭受到质疑。前美国资深外交官，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首席翻译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为气球事件推迟访华，是可悲的（pathetic）。

近期，傅立民与我分享了他在美国外交学会的讲话，他称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是在进行自我伤害。在当前的形势下，非常值得美国的执政者反思。

（以下是傅立民演讲全文）

234年前，这个国家的人民明智地决定通过新宪法“组成一个更完美的联邦”。该宪法的序言仍然是有史以来最雄辩的清单，列出了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它宣布美利坚合众国的使命应该是：

建立正义

确保国内安宁

提供共同防御

促进公共福利

确保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与这份基准清单相比，我们目前对中国的政策越来越具有破坏性( ruinous)。中国能够而且将会打理好自己的事务。短期内，我们可以制约甚至削弱它。但从长远来看，我对我们的政策正在做什么以及将对我们做什么深感担忧。让我按照国家宪章中规定的顺序回顾一下清单。

我们在最近的“选择之战”中决定将中国列为我们的敌人，这非但没有推进正义事业，反而导致了针对美国华裔的新一轮不公正对待。轮到他们并且蔓延到那些看起来像他们的人，去经历其他少数民族（如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日裔人）在过去战时因为祖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从而遭受民众和执法机构的仇外迫害。

与冷战时期一样，我们再次让有才华的中国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感到在这里不被欢迎，并激励他们回国。朝鲜战争期间，杰出的加州理工学院控制论工程之父钱学森回到了中国，在那里他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武器和运载系统之父。我们现在正在培养另一代才华横溢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害怕受到监视和迫害。他们的离开是我们的经济技术损失，中国的收获。

当然，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并不新鲜。现在发生的只是种族主义和宗教偏见的最新证据，这些种族主义和宗教偏见已经扰乱了国内的安宁好几个世纪。马丁·路德·金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让位于乔治·弗洛伊德令人窒息的绝望。伊斯兰恐惧症根深蒂固，反犹太主义卷土重来，我们将外国人和他们的想法拒之门外。美国人对信息环境的忠诚度、替代事实以及剥削性公司和社交媒体强加给我们的盲点分裂。辩论，就其发生的程度而言，是充满敌意的，而不是文明的，还很少有成果。

如果像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宣称的那样，一个国家是“一群因对过去的错误看法和对邻居的仇恨而团结在一起的人”，那么我们就不再符合这个要求，除非我们对官方指定的和妖魔化的敌人，就像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怀有强烈的敌意。

我们在我们的历史及其深刻的意义上有着很深的分歧。美国人之间现在对这些问题持有很深的不同意见：

我们的国家是否诞生于自由之中，或者说依赖于非洲奴隶制。

我们是否是一个“白人”或多种族国家。

我们的国家是否应该独立于宗教，或者服从于各种不同版本的基督教。

我们的祖先是否是通过勇敢地突破边界或通过对这个大陆的土著居民进行种族灭绝来建立我们的国家

选举的合法性是否取决于他们的公平性，或者取决于狂热者是否选择接受他们的结果。

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团结和功能失调不仅仅扰乱了我们国内的安宁。它削弱了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华盛顿的政治僵局阻碍了经济、种族、意识形态、军事和其他利益之间的权衡，并阻碍了总体国家利益的合成。这使我们的外交政策成为国内特殊利益竞争的载体。就中国而言，单一利益集团围绕着怨恨和恐惧联合起来，表面上使他们结成对北京的共同敌意。但每个群体的议程都会削弱其他群体的议程，从而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1991年，苏联不再与我们争夺全球霸权。解体后，我们没有了明显的敌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治愈敌人剥夺综合症的良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放弃将外交策略作为国防和外交关系的工具。我们之间的交战理由是台湾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分离，这是我们为分裂中国内战各方而进行军事干预的意外结果。我们甚至不再假装遵守我们后来与北京达成的基本协议，使它能够将台湾问题搁置一旁，以便未来和平解决。

现在，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来确定台湾的地位。双方都必须知道，这样的战争对台湾来说是灾难性的，对美国和中国都是灾难性的，对任何加入我们或中国参战的国家都会造成严重损害。但华盛顿没有人试图像五十年前的尼克松政府那样，试图找到解决办法或权宜之计来处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美国人不喜欢大政府，除非它穿着制服。与中国开战的预期现在是大幅增加对我们的军事-工业-国会-情报机构联合体的补贴的主要理由。军事凯恩斯主义找到了可靠的后冷战动力。

但是，将我们为延缓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扭转中国崛起所做的努力描述为“冷战 2.0”是一种逃避。这意味着之前我们与苏联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能够在不引发热战的情况下与中国抗衡并击败它。因此，这是一种否认的做法，是幻想外交政策的借口，也是对国际事务采取适得其反的、完全军事化的方法的借口。

中国对我们的地区主导地位和全球霸权的挑战，尽管真实存在，但与已故的、未被悲叹的苏联所发起的挑战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不能通过遵循冷战剧本来实现。

与自我孤立、自给自足和高度军事化的苏联不同：

中国完全融入了 1945 年后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可以对抗，但不能“遏制”。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不存在我方胜中方输的零和博弈。脱钩会让双方都付出经济增长、就业和技术进步的代价。

中国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并非来自意识形态侵略或海外帝国建设。中国试图将其制度与美国意识形态救世主隔离开来。与苏联不同，中国既没有试图也没有威胁要征服其邻国。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开始让我们自己黯然失色。我们把它伪装成一个军事问题。

中国的财富和权力的回归正在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取代我们在二战后的区域和全球政治经济霸权地位。但北京不对美国的领土或独立构成威胁。东亚经济秩序已经以中国为中心。中国已成为非洲举足轻重的外部力量。阿拉伯人和拉丁美洲人欢迎中国，以此抵消欧洲和美国的持续主导地位。中美之间的争论是关于美国全球和区域影响力的衰退，而不是关于中国征服邻国的愿望。

美国的军事姿态与我们面临的经济和技术挑战无关。它无助于恢复我们下降的声望或平衡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

与我们 1918-1920 年干预俄罗斯内战不同，美国在 1950 年派出第七舰队干预中国内战，成功阻止了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它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与其他地区分开。七十多年后，我们继续在军事上争夺中国的边界。我们越是这样做，中国就越觉得有必要挑战我们。

中国与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有较小的领土争端，但不占领或威胁占领邻国。我们选择在军事上支持其他对中国提出索赔的国家，而不是帮助解决他们与中国的争端。

美国与中国“竞争”不是通过效仿中国坚定地专注于自我完善，而是通过试图阻碍其发展并将其排除在国外市场之外。我们，而不是中国人，首先寻求“脱钩”。中国对美国的关税进行了报复，并试图减少对美国进口产品的依赖，但直到最近，它还是以补贴和支持本国公司作为回应，而不是效仿美国的经济战。

从一开始，我们“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苏联体制最终因自身的弱点而崩溃。我们与中国开始的准战争既不包括胜利的定义，也不包括战争终止战略。很少有人认为中国会崩溃。

与冷战时期不同，其他国家现在看不出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在我们和我们指定的对手之间做出选择。欧盟和日本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希望与中国接触，而不是孤立它。

中国的工业经济规模已经是我们的两倍。世界上四分之一或更多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和数学家现在是中国人，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增长。技术平衡正在向对我们不利的方向转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与中国竞争的最有效方式是引进更多的中国人才。但我们正在做相反的事情。禁止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或在两国进行交叉投资不会逆转中国的进步。它甚至可以加速它。中国人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引领国际技术创新。

在与中国就其边界和领土主张进行的任何战争中，中国将拥有工业激增能力和经受住消耗的能力的优势。它的通讯线路也会短得多。民族主义热情的天平将站在北京一边，而不是华盛顿一边，就像河内在努力统一越南时那样。但与北越不同，中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

在国际事务中，就像在物理学中一样，对于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相等而相反的反应。我们的行动刺激了中国镜像、满足和匹配我们对它的军事敌意。我们现在正在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我们还不清楚我们是否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将台湾作为美国在东亚势力范围的一部分的明显决心，以及我们派海空军积极巡逻中国边界，为北京提供了迅速重组和全面现代化解放军的理由。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据报道，中国海军的一些舰船配备了轨道炮，这是我们无法开发和部署的技术。陆基解放军火箭军部署的弹道导弹能够打击距离中国1000英里的移动中的航空母舰。中国部署了我们无法防御的高超音速导弹。解放军空军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部队，以及装备有射程超过我们的空对空导弹的战斗机。北京正在加强其核能力，以阻止美国再次干预其与蒋介石的政治继承人未完成的内战，蒋介石在大陆输掉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但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台北重建了政权。

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显着增强，但北京方面迄今仍将国防开支控制在远低于 GDP 的 2% 的水平。与此同时，成本控制继续难倒五角大楼。国防部从未通过审计，还因依赖美国的成本加成采购而导致的浪费、欺诈和管理不善而臭名昭著。相当于利润驱动的国有企业---军工企业官僚机构的收入（和利润）完全来自政府。就我们的支付能力而言，美国的国防预算已经失控。

四十年前，美国迫使苏联将更多的经济投入国防，而忽视其公民的福祉，从而使苏联破产。现在，即使我们的人力和实体基础设施正在衰退，我们美国人仍将更多借来的和纳税人的钱用于我们的军队。在某些方面，就中国而言，我们现在处于冷战时期苏联的地位。我们的财政轨迹损害了美国人的整体福利。然而，这与我们的自由一样，是我们的武装部队要捍卫的。

美国打压中国国家技术龙头企业、束缚其电子产业并剥夺其外国市场，表面上的目的是减少我们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并恢复美国的就业和经济领导地位。但直接的影响是：

促使中国做出相应的决定，减少对美国进口的依赖，并加大力度增强科技自力更生。中国现已承诺投入2650亿美元用于减少对进口半导体的依赖。

扰乱供应链，导致组件短缺，从而降低美国的经济效率，同时引发通货膨胀。

促使外国和公司寻求替代美国技术和美元融资的方案，以避免未来像我们单方面对中国、伊朗和俄罗斯施加的那样的长期制裁和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引导中国和韩国等技术竞争者增加对其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业的补贴，增加资金，使我们为新制定的产业政策分配的资金相形见绌。

导致中国开始仿效我们的军国主义的新重商主义限制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出口，正如其最近决定禁止出口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硅片生产技术所表明的那样。

使美国半导体工具和设计公司失去了他们的主要市场，损害了他们自筹资金进行研发或进行新投资的能力。

加速将世界划分为独立的技术生态系统，一些由美国技术垄断，一些由美国和中国共享，还有许多由中国主导。

加速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工业和技术市场的主导地位。

将美国的投资从中国转移到墨西哥、越南和印度等第三国，而不是将工业和工作“回流”到美国。

迫使台积电和其他亚洲公司在美国投资于政治上有利但缺乏竞争力的半导体代工厂。他们计划在美国生产的半导体将比在本国生产的半导体成本高出至少 50%，而且技术水平不如本国生产。

减少中国对美国经济的投资，而不是像我们那样创造就业机会和减少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例如，欢迎德国、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立生产基地。

成功的外交体现了政治经济诱惑，而不是强暴。 然而，我们目前的经济治国之道完全是强制性的。如果贸易和投资伙伴未能遵守我们的强制性授权，出口管制和制裁将带来痛苦。 这种方法疏远而不是拉近关系。 它对美元主权的依赖现在威胁到美元的地位和赋予我们的特权。

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没有停止，也不会阻止美国公司通过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来应对竞争——如果不是中国，那就是墨西哥、越南，或者其他拥有可靠、廉价、勤劳劳动力的地方。企业对外包的吸引力并不是中国阴谋窃取美国工作岗位的结果。这是我们选择构建公司财务、劳资关系、税收政策、健康保险体系以及环境和其他国内政策和做法的方式的结果。中国极具竞争力的经济可能使其成为外包的首选目的地，但其他国家现在也加入了这场游戏。如果我们目前没有兴趣进行国内政策改革，就不会有美国的再工业化或我们饱受打击的中产阶级的复兴。

美国人的决定性特征是我们对个人自由的坚持，以及希望增强这些自由并将其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愿望。但长达四个十年的冷战、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为政权更迭而进行的“永远的战争”，以及我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偏执妖魔化，催生了一种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监视和战争状态，它已经严重侵蚀了我们共和国的传统和公民自由。当然，即使是偏执狂也有敌人。但我们在国内为我们的外国精神病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最近我们对中国的民族反感。

战略的目的是将目标与资源联系起来，并为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愿景铺平道路。我们的对华政策既缺乏远见，也缺乏对节俭效率的关注。这不是一种战略，而是一种旨在通过强制而非鼓舞人心的手段维护美国首要地位的姿态。它不包括国内改革的愿景或以身作则恢复领导地位的努力。不起作用。正如我们目前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表明的那样，这将不必要地加速我们的衰落。

最后，我要感谢一位瑞士外交官，他最近提请我注意乔治·凯南的一些非常相关的言论。凯南关于苏联和莫斯科的说法适用于我们目前对中国的态度。我回忆凯南所说的话时用“中国”代替“苏联”或“俄罗斯”和“北京”代替“莫斯科”。

“我相信（中国）的观点......今天在我们许多政府和新闻机构中盛行的观点是如此极端，如此主观，与任何对外部现实的清醒审查所揭示的结果相去甚远，它不仅无效而且作为政治行动的指南是危险的。”

凯南继续说道：“这一系列无休止的扭曲和过度简化；对另一个大国领导人的系统性非人化；这种对（北京）军事能力的例行夸大和（中国）意图的所谓不公平；这种对另一个伟大民族的本性和态度的单调歪曲，……这种在判断（中国人）和（我们自己）的行为时轻率地应用双重标准，这种最终无法认识到他们的许多问题和我们的问题的共性 ，随着我们无情地进入现代技术时代。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原始主义的迹象，以及在一个伟大的政府中不可原谅的愤世嫉俗和怀疑的天真。”

当我们接近21 世纪第一个25年末尾时，我自豪地回忆起我们的国家诞生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府之一。我愿意相信，我们美国人还有更多的期待，而不是沉思和争论。乐观之于外交官，犹如勇气之于士兵。我相信，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我们的共和国就能找到一条实现民族复兴和增强竞争力的道路。但是，如果没有明智的治国方略和外交手段来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将无法做到这一点。与中国建立更少对抗、更多合作的关系，将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能够恢复先辈们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宗旨，换句话说，“让美国再次伟大”。

本文初摘录于：2023-02-20，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3-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