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扣高达50%，反腐风暴能否终结医疗暴利时代？

来源：凤凰网凤凰深调

新一轮“医疗反腐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7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动员会，部署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行动；

半个月后，截至8月15日，超过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回应了工作部署。

自此，全国各地至少有179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部分药企高层被采取留置措施。西南某市公开的忏悔视频里，落马三甲医院副院长痛哭流涕：“我现在五十几岁的人了，十几年的牢坐出来，怎么养老？”

不止被“掐尖”的院长们，这场“大震荡”也撼动了关乎国计民生的医疗行业。从医药生产端、销售端、临床一线，乃至周边行业，都受到剧烈的冲击。大量业务停滞，学术会议延期，被重点打击的医药代表开始酝酿转行。一位医疗相关从业人员告诉凤凰网，其公司业务目前下降了几乎90%。

2023年的中国医疗界，腐败究竟以何种形式存在？其存在的制度根源到底是什么？而这一轮反腐风暴，究竟会走向何处？凤凰网多方求证，试图还原地震之下，真实的医疗界图景。

01：“找关系”，回扣高达50%

陈蕾（化名）过去是三甲医院护士，现在是一家外科器械厂家员工，主要负责和经销商对接，“你的货由经销商送到医院去，他们负责临床关系，和医院高层关系都比较好。”

陈蕾说，常规而言，新产品进院需要科室主任“提单”，之后医院会有一个“过会”阶段，需要设备科通过、分管副院长审核等。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快则3个月左右，慢的时候两三年都有可能。如果经销商想加快这一进度，就得“找关系”。

经销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也时有发生，这让“找关系”的成本一路水涨船高。陈蕾透露，不少经销商找到医院相关负责人，请求让自己代理的品牌入院，并回报一定比例的“点子”，也就是俗称的“回扣”。

“比如别人给30%利润，他们给40%。”器械类是产品单价和利润都高的行业，返点最少在售价的30%左右，高的时候甚至达到40%-50%。

另一种支出路径是，由经销商召开“学术会”，给医生“讲课费”。“行业内人都知道讲课费是合规的，很多人就整天开会。政策颁发之前，全国到处都在不停开会，基本上每周都有。”陈蕾对凤凰网表示。

叶则（化名）入行医药代表两年，在一家外资药企工作。他是药学“科班”出身，目前主要销售内分泌科注射类药物，比如胰岛素。

叶则介绍，目前国内的药企分为两大类，以资金来源划分，业内通常称为“内企”和“外企”。“内企”是指国内企业，又可细分为“传统药品企业”和“创新型生物公司”。

比如，“传统药品企业”通常是中国最早一批民营药企，大多生产仿制药起家。这部分企业的推广模式也较为“传统”。“传统药企的推广模式就是‘带金销售’，也就是所谓‘给回扣’。”叶则表示，药品的回扣率通常在售价的30%及以下。

通常，越“没有竞争力”，也就是可替代性越高的药品，回扣率越高，比如中成药；像肿瘤这样的科室，由于单价贵，有时一支药剂上万元，算下来回扣也高。

这种推广模式从90年代起即已出现，属于越来越隐蔽、但痼疾犹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一家三甲医院的前科室主任于光（化名）也告诉凤凰网，医药代表中有较为规范的外企代表，也有“大包代表”。所谓“大包代表”，类似“外包”或“传销”，是一些小型药企为了控制人力成本，将药品分销权对外承包给零散的个人，或是像“传销”一样一级一级的代理。

这些“大包代表”未经专业培训，人脉广、路子野，对医院内部十分熟悉。只要能卖出药品，公司也对其放任自流。

“我们看见这些人都怕，”于光表示，这种情况在十年前很流行，现在慢慢减少，但仍然存在。“陪医生打牌，请医生洗个脚，甚至以前还找女的……这样的情况应该被整顿。”

而身为外企医药代表的叶则表示，那些“传统型”的医药代表也有无奈，因为他们通常每月底薪只有三四千元，收入全靠提成。“你的竞争对手都采取这种模式，难道你不采取这种模式吗？公司要求的，你做不做这份工作？”

叶则认为：“人是不可能改变环境的，这是系统性的问题。医生本身收入就不高，别人不坚持的拿了钱发家致富，你能坚持吗？能坚持多久呢？”

02 “讲课费”之辩：合理合规还是变相腐败？

相比视“回扣”为潜规则的传统药企，“创新型生物公司”的推广模式则与外企类似，是通过召开学术会议实现。叶则说，这种方式是合法合规的，而且流程非常严格。

医药代表召开学术会议，首先需要向所在公司申报，将会议相关信息如邀请人、参会人数、会议课件、讲课时长甚至用餐标准等整理成申请材料，递交公司，再由公司同步德勤等权威会计师事务所。

会议当天，德勤等第三方机构会有专门的“飞检员”进行“飞行检查”，也就是全程跟会，确保会议真实召开。叶则说，这是为了避免部分药企谎称举办学术会议，实则“钻空子”给医生送钱——在此次反腐风暴公布的案例中，浙江省嘉兴市一位科室主任就常年在系统挂课时，但并未真实授课，5年间收受了“讲课费”25万余元。

学术会的大小，视公司的预算和资源而定。客户数量越多、级别越高，召开的会议规格也越高。

“比方有大三甲的医院区域会，我们会邀请一个市级大三甲医院的主任，通常是对产品比较认可、有一定临床使用经验的医生来主讲，再邀请一些其他医院医生听讲、研讨。一个人带动其他的人，这就是‘洗观念’。”叶则说，“最终目的肯定是推动我们的销量。”

企业会根据主讲人级别的高低、发表论文含金量以及协会任职等标准给付“讲课费”，或称“赞助费”、“点评费”。主任医师级别较高，行业内平均“讲课费”在3000元左右。除此之外，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等根据不同级别，费用不等。

在外企，同一医生每年参会数量也有限制，比如有的公司规定不能超过18次，有的是12次。

前述三甲医院前科室主任于光也表示，很多外资药企对于推广行为规定非常严格。比如来拜访医生时，买的礼物不能超过35元。

于光认为，医生在反腐风暴中受到诟病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有时药企赞助的学术会议上，课件通常是企业方提供和审查的。“但很多专家都要对课件进行修改，加上自己的案例、研究和看法。”

召开学术会议时，要拍照、数人头，防止有人“钻空子”。一些外企甚至通过举办医生技能培训，比如演讲培训、PPT制作培训等，来提高医护群体的大众传播能力。

“每一项医药新产品出来，全国的专家都会关注。如果能和医药代表就产品的疗效、反应等展开讨论，使用之后的经验，集中起来做分享，我觉得是特别好的状态。”于光说，“正规的医药代表可以更好地帮助医学的进步。这个行业是可以存在的，但绝不是交易。”

叶则说，半月前“反腐风暴”开始后，公司还主办过一些小规模的学术会议，只是来参加的医生数量陡降。大部分医生不再和医药代表接触，不接受“拜访”，也拒绝参会。

面对学术会议陷入大规模“骤停”，8月15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发文表态，在整治“那些无中生有、编造虚假学术会议的名头”的“不法行为”之外，也需要“大力支持、积极鼓励”那些“规范开展的学术会议和正常医学活动”，因为“医药行业的学术会议是学术交流、经验分享、促进医药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

03 风暴之下，系统性困境

“行业寒冬”之下，医药代表们的业绩要求并没有变，有的企业甚至还要求他们每天到医院打卡。叶则说，前几天和同行交流，很多人担心失业，在考虑转行。他也买了资料，计划一边观望，一边考公务员。

对于网络上对医药代表“一杆子打死”的评论，他觉得不公平。“医药代表是一个合法职业。我通过传递正确的药学信息，帮助患者获益，为什么不可以呢？”

卢靖（化名）在一家互联网医疗公司工作，常年和药企合作。目前他们也受到了风暴波及。

他认为短期来看，这是一次“大洗牌”，“现在整个行业大震荡，很多药企推广的预算没有了。我们的业务下降了几乎90%。”但长期来看，药企“带金销售”的力度会减轻，达到“良币驱逐劣币”。

而医院内部作为“风暴眼”，表面平静之下，也是人心惶惶。“谁不想自己的医院是一个干净的医院？”于光说。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于光认为，医疗腐败如此普遍，有其制度根源。

“医生可能也要崩溃了。”在国内，一线医护承受着超负荷的工作量，除了看诊、治疗，还有大量日常琐碎工作，比如写医疗文书。有人工作到凌晨两点钟，早上七点又开始上班。

但在于光的医院，即使“熬”到顶尖的专家级别，每个月工资也不超过2万元。很多科研项目和临床试验因为“报账难”，缺少资金，不得不半途而废。

于光一次去香港医院参观，被“吓一大跳”。他发现“香港医护工作很轻松”，而且“政府拨款80%是医护的工资”，于光说。

而在国内，公立医院具有公益性质，通常除了10%的政府投入，90%都得靠医院的市场营收，自负盈亏。为此，他们必须拼命多收病人。然而，收治来病人以后，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怎么检查？做多了患者疑虑，做少了检查不出问题——这些，都让医生左右为难。

更何况，“给病人做检查、做治疗的数量和水平，也影响我们的薪资。”

于光介绍，在香港，医院分工明确有序，医护自由度也高。很多医生可以多点执业，跟医院签约后，完成一定量的手术、门诊指标，剩下的时间则可以到私人诊所坐诊。同时，护士的管理权力权限也很高，手术结束后，患者就全权交由护士照顾。病情转重，直接送到ICU。而在台湾一些医院，大量志愿者、社工支撑着医疗体系的基础运转。

于光认为，大陆医疗体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浪费，“我们科室有很多研究生，做的都是最基础的工作。”这也进一步导致工作压力和待遇水平的不匹配。除了偏低的薪资，医护人员还面临着别的难题，比如，医疗费用医保超标，医保局要扣全科室医生的奖金。

基于现状，于光认为：健全医疗体系，才是医疗反腐的根本办法。

04 也许是“建立新制度的非常好的契机”

“现在中国医改中进展较迟缓的一块，是对于医生薪酬制度的改革。”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助理教授赖毅曾参与一项长达三年的医疗腐败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今年2月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国际期刊上。

团队从中国裁判网2013年至2019年的3546起案件中提取数据，发现受贿、贪污和医保诈骗分别占所有医疗腐败案件的68.1%、22.8%和9.1%。贿赂是医疗腐败的主要形式。大约80%的受贿者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大多数行贿者是药品、医疗设备和耗材的供应商。

研究中，有受访者表示，尽管中央政府早在2016年即开始推进医生薪酬制度改革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提高医生收入，但薪酬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医生仍面临收受贿赂的经济诱惑。“相对于他们的工作量和教育投入，现在无论是从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还是医生的薪酬水平，都比较低。”

与此同时，赖毅查询过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按公立医院院均收入与财政补贴算，2019年财政补贴占总收入的比例是9.7%，2020年因为疫情上升到了15.9%。这也证明，公立医院依然面临较大的营收压力。

赖毅告诉凤凰网，中国医疗反腐最早可追溯到1996年，在这一年，国务院对药品回扣行为进行专项治理。到2006年，国家又开展了针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治理。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显示，这一年，中央纪委、监察部曾开展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环节专项整治工作，查处4681起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违纪违法案件，涉案总金额2.02亿元。也是在这一年，时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双规，成为了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正部级官员。

赖毅认为，在中国医疗反腐史上，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2006年的专项行动对医疗腐败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也保障了新医改的进行。”

2012年以后，随着中共十八大召开和“八项规定和巡视巡察制度”的落地，包括医疗领域在内的大规模腐败治理行动也曾席卷全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如果上述两个阶段还处于“运动式治理”的范畴，那么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的建立，则是从制度上压缩医疗腐败空间的重要举措。“比如建立国家药品带量采购制度，进行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以及对医保基金进行飞行检查等等。在新的制度下，医院收受贿赂、回扣的空间被极大压缩。”赖毅说。

遗憾的是，就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傅虹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示，虽然医疗反腐从2006年之后医药反腐一直持续，但效果并不明显——其原因在于，后续的制度性改革不够彻底。

整治腐败行为不彻底的原因之一，是监管不力。

一名受访官员曾告诉赖毅：“在当地，纪委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要监管到方方面面。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多精力和人手专管医疗领域。一般都是有举报线索之后，他们去查处。”

这一问题在今年的新一轮“反腐风暴”中，得到了重点关注。在海南、四川、云南等省份，举报对象不限于过去的“医疗卫生机构”内部，更进一步拓展，纳入全省各级各类的行政单位、接受医药领域行政部门管理指导的社会组织、医药企业，包括药品试剂、设备器械、医用耗材等厂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销商、医药代表。

总结而言，赖毅认为：第一，医疗反腐针对的是少数人，要通过完善信息系统、医院管理制度、外部监管制度来控制住他们的受贿贪污等腐败行为；

第二，对于大部分基层医生，应通过改革，使他们有体面的阳光收入，没有收受回扣的经济压力，匹配上他们的劳动价值；

最后，严惩进行商业贿赂的药企，要求药企专注于发展制药技术与创新药研发。

“当下是个非常好的机会。经过这一轮反腐之后，我们会迎来建立新制度非常好的契机，进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改革。”赖毅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蕾、叶则、于光、卢靖为化名

实习生肖奕佳、高孜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徐杨

从局长死刑、30亿罚单，到史上最强风暴：中国医药反腐20年如何走向深入

来源：澎湃新闻

7月以来，被称为“史上最强”的反腐风暴席卷整个医药行业。而这场风暴的前传，至少可以追溯到近二十年前。

说起印象最早或最深的医药反腐时间节点，多位医药行业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提到2005年：这一年的5月，美国德普公司因在中国的子公司向中国的医疗机构和医生行贿，被美国监管部门处以479万美元罚款；同年6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郑筱萸被免职，第二年底，这位前局长因涉嫌收受贿赂被“双规”。

如果从2005年算起，十多年以来，药监部门架构几经调整，反腐举措也在不断加码：两票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国家医保谈判等顶层设计先后落地，不断挤压医药腐败的空间；原食药监局长落马、跨国药企30亿罚单、公立三甲医院骗保被罚6000万等典型案例，至今令业内人士印象深刻。

纵观这些年医药反腐历程，“打老虎”或“拍苍蝇”之外，整个医疗体制的改革也逐步走向深入。有专家向澎湃新闻记者指出，要想解决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就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医疗体制，完善相关制度和监管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医药反腐大幕：原食药监局长落马

医改专家、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对国内医药反腐的最早印象是在2006年，他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当时自己在医院分管药品耗材采购等工作，彼时医院开会要求，如果有不当收入，可以主动退还，与当前医院系统的自查自纠颇为相似。

改革开放前，医药产业由政府统一管控，所有药品实行统购统销，所有流通渠道均为国有企业所掌控；改革开放后，医药生产、流通等环节逐渐开启市场化进程，而市场化环境中的反腐行动也逐渐走上前台。

目前，国家药监局官网能搜到的最早医药反腐文件是当时6部门共同发布的《 2000年纠正医药购销中不正之风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清理整顿药品市场价格，进一步降低企业自主定价药品的“虚高”价格和部分政府定价药品的过高价格。

来源：国家药监局官网

这一时期的经典反腐案例中，不少业内人士对一张美国的罚单印象颇为深刻。2005年5月20日，美国监管部门决定对美国德普公司处以高达479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从1991年到2002年的11年间，德普公司在中国天津的子公司，向中国的医疗机构及医生进行了现金贿赂，总额达162.3万美元，而德普公司从中赚取200万美元。

德普案一个多月后，另一场真正触动中国医药行业深层次变革的反腐行动也拉开帷幕。2005年6月22日，年满60岁的郑筱萸被免去国家食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2006年12月，因涉嫌受贿，郑筱萸被立案调查；2007年7月10日，受贿649万、滥发药品文号的郑筱萸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死刑。

新华社曾发文表示，作为首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忽视了肩上的千钧重担——十几亿中国人的用药安全。

2005年8月，中央部署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并成立中央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领导小组，之后《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出台，对治理工作作出了总体部署，医药购销就在六个重点领域中。

法律明确：反腐量刑有依据

医法汇创始人张勇律师至今印象深刻的国内医药反腐案件，是2013年的葛兰素史克行贿案。他认为，该案当时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开了巨额罚单，相关被告人还被判刑，这个案子放到现在也非常有借鉴意义。

2013年7月，公安部首次向社会公开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被湖南长沙、上海和河南郑州等地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的消息。2014年，GSK因行贿受贿案被判处罚金30亿元，这是当时中国开出的最大罚单，马克锐等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到三年。

GSK天价罚单的另一个背景是医疗反腐逐渐从监管部门行动上升到法律层面。

2008年11月20日，“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规定明确，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385条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上述意见还提出，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2023年7月25日，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张勇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草案增加规定，对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在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等六类情形从重处罚。同时，增加了惩治民营企业人员腐败相关犯罪的条款。

“原来的医药反腐只有政策性的文件，但定罪量刑还要在刑法等法律范围内。”张勇认为，医药领域带金销售问题长期存在，如果修正案顺利通过，可以预见对医疗行贿方的处罚力度肯定会加强。

反腐升级：14个部门联合反腐，医保局加入

改革开放以来，医药监管部门多次调整，如1978年，我国成立药品监管总局，直属国务院，直到2018年，设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归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前后历经八次变迁。

监管部门的变化，医药反腐也随之呈现不同的特点。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专家丁继华指出，过去的医药反腐主要由卫生部门来推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惩治力度的加大，开始联合执法，多头惩治，对处罚对象也采取穿透式的执法方式，医药反腐呈现系统化的治理特点。

从2023年这场反腐风暴来看，参与医药反腐的部门不断增加。5月10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的《关于调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及职责分工的通知》解读提到，《通知》的重点是对纠风部际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9个增加到14个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为牵头单位，成员单位包括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商务部、审计署、国资委、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

来源：国家卫健委官网

张勇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从7月21日卫健委的部门会议到7月28日的中纪委会议部署，各个部门都配合起来，都动起来了，这也是大家认为此次是史上最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上述部门中，国家医保局挂牌成立于2018年3月，将此前分散在多个部委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新农合等职责整合到国家医保局，负责国家医保基金政策制订、统一管理。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权威医改专家李玲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国家医保局成立是医改非常重要的体制机制的改革。

从公开资料来看，医保局的反腐举措更为雷厉风行。

早在2019年，针对药价虚高问题，财政部就会同国家医保局对77家医药企业实施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检查聚焦医药产品成本费用结构，摸清药价虚高成因。2021年4月，财政部发布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称，对财政部有关监管局检查的19家医药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其中涉及步长制药、豪森药业、礼来、赛诺菲等多家知名药企。公告显示，被处罚的19家医药企业存在使用虚假发票、票据套取资金体外使用，虚构业务事项或利用医药推广公司套取资金，账簿设置不规范等违规行为。

2022年4月20日，国家医保局对外发布消息，国家医保局根据举报线索，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进行飞行检查，发现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同济医院存在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问题，骗取医保基金支付2334万元，最终该院被罚合计5924万元。相比30亿的药企罚单，5900万的罚单不算大，但由于处罚对象是公立三甲医院，同样引发行业关注。此次“史上最强”的医药反腐风暴中，国家医保局的飞检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7月15日，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了《2023年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方案》，明确今年检查范围为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期间医保基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必要时检查组可追溯检查以前年度或延伸检查至2023年度，计划在2023年8-12月份完成现场检查工作。也就是说，飞行检查工作自8月1日已经正式开始，将至少倒查两年。

医药反腐如何有效进行？

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有关问答》提到，实现医药领域腐败问题治理系统化、规范化、常态化。医药反腐关乎民众健康，关于健康中国战略，但类似近期的反腐是否将常态化延续下去，业内有不同的声音。

张勇向澎湃新闻记者指出，可能还有企业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此次反腐风暴只是一吹就走的台风，熬过这一阵就好了，实际上，未来医药反腐很可能像集采、医保谈判一样成为行业常态。像近期这样紧张的医药反腐氛围或许很快会过去，但未来反腐或将常态化。

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 Health创始人赵衡认为，关键还是制度化问题，“一个是药企给医生的收入阳光化，一个是建立明确的规则，确定什么样的费用是不能发生的，监管给医疗机构和医生划线。合规的前提是建立制度化的监管机制，否则合规的边界很模糊。”

“如果反腐败作为一种运动，没有从根本上去思考这个行业里边的问题，就好像这个人发烧以后吃退烧药，实际上可能应该用抗病毒药。”徐毓才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如果能从反腐中去完善和建立医疗系统的长效机制或制度，才更有价值。

北京大健康法商团队负责人邓勇教授指出，医药反腐与医改密切相关，在当前的医疗体制下，由于资源分配不公、监管不力等问题，导致了医疗领域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要想解决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就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医疗体制，完善相关制度和监管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邓勇进一步指出，医改也需要考虑如何防止腐败问题的再次发生。在改革过程中，应该注重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提高医疗领域的透明度和公开度，加强对医疗资源的管理和监督，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合理使用。

参考资料：

1.《医药反腐风暴》，财新，2023-8-14

2.《医疗反腐风暴进行时：13省公布举报方式，年度医保飞检启动》，南方都市报，2023-8-15

3.《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杨利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廉洁宜宾，2023-7-6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2021-7-6

5.《反腐倡廉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反对腐败决心坚定不移》，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2-13

6. Fu, H., Lai, Y.*, Li, Y., Zhu, Y., Yip, W. (2023). Understanding medical corruption in China: a mixed-methods study.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czad015

本文初摘录于：2023-08-17，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3-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