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怎样被激怒的？

【文章导读】开会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愈演愈烈的四清运动

"大跃进"以后，中国面临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清除一些基层干部的腐败等恶劣行为，196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开始了由工作队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夏季的炎热已渐渐淡去，可是"四清"运动的温度却在避暑胜地被炙烤得越来越高。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无法号准毛泽东的"脉搏"，越是想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就越是走错方向。结果物极必反，他甚至在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演绎和实践。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

这一年刘少奇"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刘少奇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使身处第二线的毛泽东产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他的一席话为1964年做了总结，也为来年埋下了伏笔。

同期两个会议 气氛迥然不同

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军人也好，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都衷心地拥护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而刘少奇因为处于一线的领导位置，"一竿子到底"，与各省市关系相对比较紧密，这次人代会人们将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感情也同样倾注在刘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认为，拥护刘少奇自然就是拥护毛泽东，就是拥护党中央。这次会议上，广大代表看到了刘少奇与日俱增的威望与权力。

借此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也是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与人代会同步。

作为毛泽东的摄影记者，钱嗣杰在人代会上所看到的，到处令人神清气爽。会场内外气氛十分高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基层代表，个个都显得喜气洋洋。毕竟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感觉尤为突出。这次会议也是他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一次会议。

但是，走出人代会会场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时，钱嗣杰发现了毛泽东情绪的变化。毛泽东与在人代会上判若两人。两个会议两种表情，前者笑容满面，和善慈祥；后者板着脸孔，隐含不快。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一来一回，一句接一句，语势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样……

后来钱嗣杰才知道，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

剑拔弩张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竟然召开了一个月，戏剧般地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根据汇报情况与"四清"中提出的问题，会议制定了一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十七条》。

会议后半段是毛泽东将散会人员招回来继续补开的会。毛泽东亲自主持，重新制定了一份文件，文件标题与刘少奇的那个一字不差，但内容却有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

打开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六条，而是基本针对刘少奇的《十七条》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很多内容与刘的版本都是针锋相对，彻底推翻重来的。

会议第一阶段：邓小平劝毛泽东不要参加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点，觉得是有发言权的，他对"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时到 1964年底，全国已有一百万以上的干部参加"四清"运动；但是，人们普遍地反映"四清"运动搞不下去，对此提出了种种意见和看法。会议在听取汇报后就开始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与看法。

刘少奇根据大家意见与看法，认为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而刘少奇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泽东之前就根本不同意，并把它们视为原则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得到主导权，全国"四清"运动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进行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似乎被架空了。

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加，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心理上无法接受。

毛泽东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

刘少奇和邓小平看毛泽东真的生气了，没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参加了，但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这让很多不知情的大区和省部级领导们一时思路跟不上趟，满腹疑惑，不得其解。

28 日下午是中央常委会议，两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话，随意打断，各不相让。

刘少奇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毛泽东也不相让，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

刘少奇马上插话："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毛泽东手持党章和宪法参会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参加会议的其他常委暗暗为刘少奇捏着一把汗。大家看得出来，刘少奇总是打断毛泽东的话头，此举一定会让毛泽东动怒。

果不其然，毛泽东动了大气。第二天，他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一开场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泽东撑腰。

毛泽东看看会场的架势，也不愿意闹大，就没有点名。会是不参加了，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到刘少奇谈话，他善意地提醒："刘少奇同志你要顾大局，你要认真地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毛主席啊。"

刘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问题，做了检讨。

毛泽东召集继续开会

《十七条》制定后，按照预定的时间，中央工作会议到这一天就算结束了，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也开始陆续返回。可是，过了两天，中央办公厅又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则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原来，毛泽东对会议就这么结束不满。据曾志回忆：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

毛泽东又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回答说："有的走了。"

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那边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

1月14日，此次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可是，这次会议却造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巨大的裂痕。经历了这次会议的许多人都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

刘少奇也为此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然而，刘少奇的这些努力，并非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

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

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随后，各地立即开展了对"二十三条"的宣传贯彻，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过"左"做法有所纠正。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 32%。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

路谁战胜谁的问题。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张大字报原稿是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写在一张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边空上的，经誊清后，由他修改并加标题，于8月7日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张大字报的发表，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8月17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散播，迅速传遍全国。“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和各省市各级领导机关的浪潮由此而起。

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就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被揭发和批判的地位。

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随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

大会结束以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林彪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真诚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斗批改。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才能触其灵魂。”周恩来也在大会讲了话，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01

生活上身体上的折磨

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特别是为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少数几个人一手垄断。他们除了通过诬陷攻击、残酷批斗、不许申辩等手段在政治上打击刘少奇，用长期单独关押、不许家属子女见面、策动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造反等办法在精神上折磨刘少奇以外，还在生活上、身体上摧残刘少奇，其中包括大幅度降低生活标准和患病后不进行有效治疗等。

1967年6月8日夜，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这位厨师长期为刘少奇做饭，了解他的饮食习惯，被抓后对刘少奇的生活影响很大。12月8日，专为中央领导供应食品的内部供应站贴出大字报造反，停止向刘少奇供应食品。身边工作人员向主管部门请示此事，答复是到市场上买。内部食品供应取消后，刘少奇的伙食又差了许多。12月20日，有关部门在一份报告中说：

“刘处生活有明显的变化。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改为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加上少许的肉、鸡、鸭、鱼之类的东西，工作人员意见以后不给他吃了，并取消了日用的酸牛奶、水果、饼干等食品。过去刘睡前有饮酒习惯，工作人员准备在他喝完库存的几瓶酒后，也不再给他买了。工作人员提出，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有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能减就减，还准备进一步缩减刘每天服用的安眠药(现在每晚服3次，20片)，茶叶也不给用了，手表坏了有的同志也主张不给他修。”

1968年3月，刘少奇的另一位炊事员、原来郝苗的助手也被突然调走。这样，就没有炊事员为刘少奇做饭，只好由卫士到职工食堂买回来吃。时间不长，食堂也“造反”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好菜为由，只卖给次菜，有时给窝窝头。刘少奇这时已70岁，嘴里只有七颗残留的牙，用假牙咀嚼很困难，所以有时只能吃一点菜和汤，经常吃不饱。这期间，拨给刘少奇的生活费用每月只有50元。

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说：

“由于饮食质量的大幅度下降，再加之精神上的长期折磨以及来自报纸、广播等各方面的刺激，少奇同志郁愤成疾，他的身体逐渐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少奇同志吃饭、走路就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在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刘少奇平时需服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但从1967年4月起被减半控制服用。刘少奇长期以来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睡觉，被隔离后要他改变作息习惯，强令他白天活动，夜间睡觉，致使他长期睡眠不好，成天神思恍惚。4月8日，他几次突发神经性晕厥症。9月13日下午，刘少奇进卫生间洗澡，突然晕倒在地，清醒后，身上疼痛。15日经医生检查：血压偏高，尿糖定性3个加号，腿脚有轻微浮肿，右胯骨关节痛。10月4日因牙床发炎化脓，拔掉了两颗牙。这段时间，刘少奇一再出现病情。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经常要多次打电话给中南海门诊部，才能派来医生。来了以后也不好好看病，往往是先划清界线，批判一通，然后才进行一些简单的治疗。

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的病情明显加重：走路小步拖行，站立不稳，动作失常，如将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倒装，小便失禁等。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记载：

“近几天来，刘吃饭减少。有时只把菜和汤吃了，饭一点不吃。尿了床既不换衬裤，又不晒被褥。”

“已有两个月没有理发，他也不提理发。”

“据大夫检查：刘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是否是神经的毛病，当须请神经科大夫做一次检查。”

在这样严重病态的情况下，这份报告还提出：

“针对以上情况，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我们进一步加强监护工作。”

4月2日的病历上竟还写着这样的话：

“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性。”

这样过了两个来月，到五、六月份还没有采取认真的治疗措施。相反，5月19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竟颠倒黑白地称：

“装糊涂的事越来越多。比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刘少奇本人也看出他们不打算认真为他治病，对他们的这种不讲人道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据警卫局《情况反映》记载：

“6月30日晚上七点半，刘躺在床上大发脾气说：‘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几天以后，刘少奇的病情恶化。7月9日，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了几个医生组织会诊抢救。由于病情严重，经抢救仍控制不住，11日又趋恶化。据7月12日凌晨的病情报告记载：11日刘少奇的呼吸排痰机能很差，气喘剧烈，有窒息的可能；心脏情况很不好，心率波动很大，心律不够整齐，时而跳九十余次，时而加快到140—150次，“这是与病人年老、血压高、心脏冠状动脉硬化、肺部严重感染有关。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一直到7月14日，病情报告仍提出：

“尚未脱离危险期。”

从7月9日起，从几个医院抽调来的专家进行了七次会诊。专家们提出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就地进行抢救治疗。7月24日，刘少奇的病情开始好转。

这次组织会诊抢救，目的是为了“保存活证据”。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所以当时警卫人员的口号是：

“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

在刘少奇的肺炎尚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就让参加会诊的专家陆续撤离，返回原单位。由于得不到有效医治，从8月至10月上旬，病情又反复发作了5次，支气管肺炎重复感染。9月7日，只得又请专家会诊。专家会诊后提出：患者年老，天气渐冷，反复感染，今冬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看了专家的报告后批示：

“请卞志强同志注意，加强会诊的工作。”

此后虽然加强了会诊和护理，但刘少奇的病情并未好转。基于“拖过九大留个活靶子”的指导思想，治疗中只针对肺炎，顺带控制糖尿病，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智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据《刘少奇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患者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完全不能进食，喂食后不往下咽，“目前有些抗菌素完全失效，有的长期使用严重副作用。现采用鼻饲法由胃管内补充。今后再发生严重的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继续到他1969年11月逝世。

1968年春夏以后，刘少奇一直处于重病的痛苦之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等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说：“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爸爸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攥成了两个小葫芦。”笔者看到在刘少奇病重的1968年10月为他在病床上拍的两张照片。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少奇手里紧紧捏着的这两个“小葫芦”。

在留存下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中，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记载：

1968年11月7日：今日突然发抖，呼吸急促，面色苍白，两目凝视，呕吐，体温高达40度，血压260／130，大汗淋漓。

1968年11月9日：上午9点50分开始突然发抖，呼吸急促，下午1时半再次发抖，40度，呕吐。

1969年1月14日：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缩，不能自行咀嚼吞咽，一直鼻饲，翻身、大小便不能自理，离不开吸痰器。

1969年7月5日：高烧38度，容易休克，心力衰竭，预后不良，可能随时死亡。

1969年8月16日：可能随时突然死亡。

02

在重病中押送开封直至逝世

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押送河南省开封市“监护”。当时刘少奇处于“可能随时突然死亡”的重病中。在他被转移到开封后仅26天，即含冤去世。

将刘少奇转移到开封，倒并不是专门针对他一个人的举措。1969年10月，根据当时中国北部边疆一些国家间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做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10月17日，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8日，林彪死党、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的一号令”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全国全军据此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备战行动。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重要干部疏散出北京，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到外地。如朱德去广东，邓小平、陈云去江西，陶铸去安徽，陈毅去河北。刘少奇被安排送往河南省开封。

负责具体执行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10月16日晚，中办负责人来到刘少奇住处，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做了布置。当时还让一位护理员写了条子通知刘少奇。护理员用棉签蘸上墨水，在一张16开白纸上写了“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几个字，放到刘少奇眼前，刘少奇扭头不看。

10月17 日，中办负责人将刘少奇转移开封一事电话通知了河南省和当地驻军的主要负责人。河南省和当地驻军迅速做了布置，确定由驻军一名副政委、军事法院院长负责监护工作，并从军医院抽调一名医生、四名护士负责护理，调一个排的战士负责警卫，并确定电话联系的代号为“十七号”。

10月17日晚，北京的护理人员匆匆忙忙给刘少奇穿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未穿，只用一条被子裹在身上，就将他抬上一辆救护车，送往北京西郊机场。19时23分，刘少奇在两名专案组人员的押送下，被用担架抬上一架伊尔—14型飞机飞往开封。同机跟去的还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原卫士长李太和。

21时30分飞机在开封机场降落。刘少奇被抬到救护车上，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委会一号楼“小天井院”。

这里是原“同和裕银行”的旧址，后曾改称“农工银行”“河南省银行”，“文化大革命”中属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的一部分。这个小天井院四周是连接着的二层楼房，院墙高大，并安有铁门，只有一个通道可以进出。在监护用的屋子里有地下室和院子相通。具体负责监护工作的有驻军法院院长等3人，工作人员分工内部监护6人，外部警卫26人。警卫方面真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在唯一的对外通道小院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

在刘少奇被送到开封的第二天，这位负责一路押送的专案组副组长主持有关人员开会，进行动员和交代任务。他还组织监护工作人员开展了所谓阶级教育和保密教育，规定不许对外界任何人讲，不能叫刘少奇的名字，只称代号“暗犯”。

1980年2月，这位副组长回忆当时情况时，承认自己“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说：

“对担负监护、医务人员进行动员交代任务时，一方面组织他们阅读所谓‘罪证材料’,开展革命大批判，激发阶级仇恨，咒骂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内奸、工贼、走狗，要求监护和医务人员与其划清阶级界线；另一方面又说明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和任务，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对现有疾病进行治疗和护理。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开展革命大批判，激发阶级仇恨心，又怎能使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呢?”

对于医疗问题，这位副组长根据来开封前商量的意见，指示只要控制现有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了，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就用什么药，不要到外地采购。

从北京跟去的一位医生，在开封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返回北京。11月6日，其他两名护士、原卫士长以及两名专案组人员全部奉命回京，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当地负责。

10月31日，中央办公厅提出了对刘少奇等人工资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说：

刘少奇每月工资404.8元，原每月领去160元，有时领去170元(开支情况：本人生活费50元，保姆40元，两个孩子每人30元)，余的全部扣存(房租由扣存部分解决)；今后拟每月发给刘少奇生活费用100元，工资关系全部转至所在省。

刘少奇被送到开封时，处于昏迷状态。据当时参加护理的人回忆：

刘少奇被转到监护地点后，整天躺在床上昏睡，醒来时睁眼看看周围，不言不语，不说不笑，头部少有转动，偶尔有时出长气，有时咳嗽，面部始终无任何表情；身体十分消瘦，皮包骨头；不能自进饮食，靠鼻饲维持生命，手里紧紧握住一个“小葫芦”。当地调来的医生曾提出“肺炎病怎么会昏迷”的疑问，要求给刘少奇进行透视、拍片和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在开封的二十多天中，刘少奇三次病情发作，最后一次发病后死亡。

第一次是在10月24日。这天，刘少奇的体温突然增至39.3℃，呕吐剧烈。这时刘少奇卧室还没有通暖气，室内温度在17度以下。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道：诊断为肺炎，我们意见，可继续观察，如病情恶化，便送155医院，组织会诊抢救。但后来并没有组织会诊抢救，更没有送医院，只是就地采取注射抗菌素、输液、吸氧和冷敷等措施，至27日体温下降。可就在24日这天，当时河南省主要负责人却向中央电话报告说：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无异常变化。

10月31日，刘少奇的病情再度恶化，体温升至39.4℃，腹胀。监护人员诊断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疗。可正当刘少奇的病情需要各方共同协助检查治疗时，从北京去的人员却于11月6日全部撤回。专案组人员回京后在向上级的报告中掩盖了刘少奇病危和开封治疗条件差的情况，说：

“两次发烧已恢复正常”，“再没有异常变化”，“一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

11月10日，刘少奇又发高烧，体温从38.7℃升至39℃。由于没有会诊，当地医护人员只得仍按肺炎治疗。12日凌晨1时许，病情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仍未改变，体温达39.7℃，双眼瞳孔对光反应消失，呼吸渐弱。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直到6时38分才通知其他几个医护人员来“抢救”。6时42分人员到齐，3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间是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

刘少奇的遗体被搬上担架，停放在监护地点的地下室里，进行了拍照。

11月13日上午，“刘少奇专案组”两名专案人员和原卫士长李太和再次奉命来到开封处理后事，但没有通知刘少奇的任何一个亲属。他的家属子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生死和下落一无所知，一直到林彪自取灭亡后的1972年，才得知刘少奇已于三年前去世。

11月14日零点，刘少奇的遗体被送到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监护人员向火葬场伪称火化一名烈性传染病尸体，要求他们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遗体的面部用白布包扎，护送人员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由于运送遗体的汽车车厢较短，遗体的两脚裸露在车厢外。火化的手续是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少奇儿子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写了“刘卫黄”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刘少奇少年时曾用过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