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作者:邓力群口述、朱元石记录整理

王聿文：“七千人大会”五十周年的思考

少奇同志在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所建立的功勋、体现的品德、留下的著作，应该列入我们的党史、国史的重要篇章。我作为帮助少奇同志工作过一段的人员，有责任把我直接听到的、看到的以及间接听到的、看到的，尽可能地讲出来，给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材料。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这些重要的事情，几十年来反复地想，反复地理解，细节可能忘了不少，但重要的事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我想到一件事、一个问题，就列一个问题，写下来，没有什么秩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还只是题目。从何说起呢?想来想去，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这一段讲起。讲完这一段再讲其他的问题。讲“七千人大会”，不是说就从1962年讲起，这是一个标志，实际上，要往前追溯。

刘少奇没有心思编他的“文选”

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我没有去，胡绳去的。在会议进行到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少奇同志也参加了批判。可是他对胡乔木讲：你给主席说说我的意见，批判，到这个会议为止，不要往下传达了。少奇同志是怕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纠“左”工作因此半途而废。

胡乔木前思后想，十分为难，在征求一位领导同志的意见后，没敢给毛主席讲。这样一来，“庐山会议”批彭的文件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把“郑州会议”以后一直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中断了，全国各级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层层批，层层戴帽子。

本来经过九个月的纠“左”，情况正在逐渐好转，但也只是到干部这一层，五级干部会。本应该是干部想通了以后，到群众中去纠，但这时还没开始。各地“左”的错误也不平衡，有的地区很严重，有的地区好一点。比如陶铸同志、王任重同志，在“大跃进”初期，他们也是一样的“左”。可是到1959年三四月“上海会议”以后，他们感觉到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回去在领导机关、在干部中间开始作自我批评。像他们所在的地区，情况就好得多，但原来“大跃进”的那个“左”，也还没有纠正。河南、安徽、甘肃、青海几省一些地方，等到“庐山会议”的东西下去以后，正好火上加油，就更“左”了。

“庐山会议”后没有几个月，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问题、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但还没有反映到中央，没有反映到毛刘周朱他们的耳朵里。1959年12月，我们几个人正陪同毛主席读书，那时毛主席的心情好像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那些事情还没有反映到他那个层次。到1960年的春天，“信阳事件”暴露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上告的越来越多，反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的秘书室派人下去了解。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人下到信阳进行调查了解，回来跟我讲：老邓，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

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事情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刚一开始，简直令人不可想像，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民干部，难道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地主、富农进行阶级报复。他们对人民有仇恨哪，对分了他们地、斗争了他们的那些农民有仇恨嘛。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些人照样在农村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环境、这种条件，对我们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才会造成这样前所未有的严重情况。就是在这样一个认识底下， 1960年春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下去，要在那类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我记得当时甘肃的陇东有一个什么大案，贵州的一个什么地方也有一个大案，作为了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少奇同志要钱瑛大姐去调查，也说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

陶铸同志，他当时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才发现，干这些事情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是省委主要领导人向下一级一级压他们，他们本来作风也不好，就这样，上下造势，互相促进，互相支持，造成这样严重的情况。从这时开始感觉到农村情况、农村问题不简单。暴露这种问题的地区也就越来越多。根本问题是“左”。

接着， 1960年6月，来了个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粗暴地对我们党搞突然袭击，要我们跟莫斯科“对表”。这次会议是彭真同志、康生去的，事先没有预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很气愤。北戴河会议讨论起草和定稿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信，进行了回答。赫鲁晓夫不顾国际信义，立刻撕毁合同，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停止设备供应，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小平同志告诉苏联人，你们给我们这么大困难，“我们准备吞下去”。这样一来，内忧又加外患，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

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周总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主张对经济战线来一个调整，提出了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也就是要把一切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退下来。由于农村问题最先暴露，调整农业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也是这个时候，毛主席要周总理主持起草一个农村整风整社的文件，后来叫做“农村十二条”。这个文件的下达，是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刘少奇在对这个文件草案进行审改时，加了这样的话，“一切干部和群众都必须了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目前我们所规定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固定下来，绝不允许对它有任何侵犯，特别是从上面来的侵犯。已侵犯了的必须赔偿，否则，就要破坏生产力，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等。这说明少奇同志在农村问题上是清醒的。

说到这里，就要回过头来说一下，为什么少奇同志老是没有把心思转到编“刘选”上来呢?

1960年毛主席带我们几个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胡乔木在读书期间主要负责编《毛选》第四卷。读完书以后，过了春节了，那时我已经回到北京，乔木向毛主席汇报第四卷编辑情况，汇报了差不多一个来星期。全部工作报告了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肯定，说：好，可以出版了。还讲：我的选集就出到第四卷，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为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在不出。又说：过去说过多次了，要出刘少奇的“文选”，可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出。现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来了，应该把出刘少奇的“文选”列上日程。胡乔木回来传达了。

当时正好有一个民主革命补课的问题，一个对苏谈判的问题，一个应付布加勒斯特会议的问题，小平同志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搞“刘选”的事。好像到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才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正式决定要编辑出版刘少奇文选。指定负责人是康生、陈伯达。他们便筹划组织，选定编辑队伍。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要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而且农村严重情况的材料已经反映上来，使毛主席意识到，农村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不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不能务虚名而招实祸。这时“农村十二条”已经下达，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是他觉得农村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进一步了解。他就此讲，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要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提出每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要亲自抓两个公社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还讲，他自己也要亲自去作调查。接着组织了三个组：陈伯达一个组，跟毛主席一起到广州;胡乔木一个组，到湖南;田家英一个组，到浙江、安徽。要求散了会就要下去。

这个事情一来，陈伯达要找人，其中找到了原来康生准备组织参加编辑“刘选”工作的人，一个我，一个许立群。在当时中宣部的教育楼会议室里召集开会。陈伯达讲：毛主席要我作调查研究，我没有人不行呀。康生讲：你把这些人都抽走了，我这个“刘选”的编辑工作怎么办?“刘选”的事，也是你陈伯达的事，你不能不管啊!陈伯达说：要管，要管，可是现在我得听毛主席调动，他调我去，不能没有人帮我忙啊。我跟你保证，调查回来，不但他们参加，我也一定参加“刘选”的编辑工作。这样，邓力群和许立群跟陈伯达调查去了。

我们到了广州以后，得到证明，后来的事实也都证明，光有“十二条”的确还不行，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进一步作出新的规定。

我们一到广州，恰好遇上广东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检查、讨论执行“农村十二条”的情况。大家都说，有了“十二条”，情况大为好转。一致认为，只要认真贯彻“十二条”就行了，农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只有一个公社书记，不以为然。这个人长得不起眼，是个小个子。他大会也好，小会也好，都坚持说：“农村十二条”解决了从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刮“共产风”的问题。在大队内部，几个生产队之间平调嘛;在生产队内部，大家吃大锅饭嘛。他说，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村的好转，不能是真正彻底的好转。

于是，大家同他争论。他说，既然你们认为你们那个办法好，那我也没有办法，但只要让我这个公社按照我们的情况去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内部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我保证解决我这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呀，政治问题呀，情况可以根本好转。大家怎么批他、驳他，他都不退却。一个人，孤立啊，很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

我们刚到，听了省委这样一个汇报，找他谈。陈伯达马上把这个公社书记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书记的意见好，证实我们这次调查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是一个纲。

这件事传到了胡乔木那里，也传到了田家英那里，都引起了重视。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了解更清楚了。这时毛主席又回到广州，他叫胡乔木、田家英都来广州，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权搞清楚。大家分工负责，各搞一段，然后由乔木统改一遍，陈伯达再统改一遍。这时广州召开“三南会议”(华东、华中、西南三地区);北京少奇同志召开“三北会议”(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因为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这个条例出来，毛主席便把“三北会议”的人调到广州，两个会议合起来开，变成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还把他的信发给大家，说：你们看，只有“十二条”还不行，批评了认为有了“十二条”就行了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具体。这样，会上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有修改，有补充，有提高。

少奇同志还在期间主持了几天的会议。他在会上说的有些话是很有道理的。例如他说，调查研究，无非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文件讨论完了以后，毛主席讲：这还只是我们的意见，究竟农民、基层还有什么意见，还应该返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三个组都拿了这个草案，原来在哪个地方调查的，就回哪个地方去征求意见。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到北京郊区大兴、顺义调查。周总理也利用陪同外宾外出的机会，在湖北、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向省委、县委负责人进行调查。后来又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作深入调查。少奇同志到了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他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作了几十天的蹲点调查，并把调查情况尽快向毛泽东报告。

少奇同志1961年5月中旬回到北京，接着在召开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他就明确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反了几年，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可以考虑。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想要快一点，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饿了两年饭了，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全党、全国人民都有了切身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这是少奇同志经过调查，有了切肤之痛的呼声。

我们回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一方面高兴，一方面说还有问题。还有些什么问题?在胡乔木调查的那里，农民说公共食堂不解散不行。因为条例草案上这时还维持办食堂。农民反映说，每家每户自己烧饭，可以这样吃、那样吃，要节约吗，今天多吃了一点，明天就少吃一点，劳动多吃一点，不劳动就少吃一点，有杂粮也凑合一点、粗细搭配一点。办公共食堂就是吃一样的东西，大锅饭不能满足不同需要，并且造成严重浪费。我们在广东作了一个生产队70多户的挨户调查，他们中劳动力强人口少的人家，对草案七分按劳、三分供给，还保留了三分供给制的尾巴有意见。的确，同等的劳动力，同等的贡献，家庭人口少的就少分，家庭人口多的就多分，明显不合理，明显会伤害劳动积极性，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反映上去，也得到了重视。1961年5月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汇总大家征求来的意见，去掉了草案中保留的两个尾巴，一个食堂，一个三分供给。

但是还有一个大队核算和小队核算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广东我跟陈伯达讲过。他说，这个问题按照“三包一奖”可以解决了。实际上没有解决。到了1961年11月，王任重根据湖北的经验，说核算单位留在大队这一级不好，还是下放到生产队为好。立即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又作第二次条例的修改，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了。这说明，原来郑州会议就提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前没有落实，到了这个时候才全面落实。从1961年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原则没变。

1961年三四月份，我回到北京，正式参加“刘选”的编辑工作。在我和许立群被抽调去搞农村调查的这一段时间里，康生组织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还有他们那个理论组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查阅刘少奇的档案。从白区一直查到解放后，约有500万字。当时的方针是按照《毛选》的下限只选到1949年。他们从中搞出了个选目。康生说，选的不选的，都要让少奇同志认可，好做下一步的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湖南。康生带着选目去了长沙。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说，你们先搞着吧，现在我回不去，在这里看过去的文章，心情转不过弯来。

少奇同志后来对我们说，他到湖南农村后，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共产党睡觉了嘛!一直等着你们快点醒来，你们就是不醒。现在你们下乡来了，说明你们睡醒了。你们再不醒，我们就要拿起扁担上街了。他听了这些情况，深感责任重大。

少奇同志在家乡了解了很多情况，时间越久，工作越深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康生从湖南回来后，我们按选目分组工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建组的一个工作重点。这篇文章原来有一节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苏共20大后，感觉继续提做斯大林的好学生与国际思潮不合，想了个主意，把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从小标题上去掉。考虑文中原来有斯大林论列宁，没有恩格斯论马克思，就补了恩格斯论马克思。这样，原来的内容保留了并且增加了，但标题变了。少奇同志从湖南回京后，我们就此向他作了汇报，他同意了。同时我们向他说，原来分三章，其中理论修养一章，薄弱一点。他说，你们想办法增加吧，我也想想。

在这次汇报会上，他讲了一个观点。说：解放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过一次，到现在20多年了。20多年人们还想着这篇文章，包括国外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可取之处。什么道理呢?我想，马恩列斯解决的是党建路线问题、理论问题，路线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要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新东西，有创造。确实，这方面少奇同志有大贡献，这也是人们记着它的原因。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曾教育了几代的共产党人，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自觉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自觉地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们在胜利面前不骄傲、不停步，在挫折面前不气馁、继续前进，成绩面前不居功，缺点错误面前不掩饰。荣辱不惊，喜忧不惊，处变不惊。抛弃私心杂念，不计个人私利，只是想到怎么有利于人民。多少共产党员因此成为了打天下和治理国家的英才。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在，那当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在我们汇报到《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这篇文章时，少奇同志说：这篇文章写作的时候，是为批评王明的投降主义的。王明的投降主义作为孟什维克主义来批是没有错的。但是，王明在抗战以前的“左”倾教条主义不好说是孟什维克主义的。三次“左”倾路线都不好叫这个名字。这个题目以及文章里的内容是不是改一下，当时有当时的条件，当时有当时的对象，现在看，有不准确的地方，叫反对假马克思主义比较合适。后来我们是照他说的改的。

听了汇报，留下一个问题是怎么充实理论修养部分。少奇同志说，他也想想。可是马上他又到东北和内蒙古林区作调查去了。我们便按照他同意的选目，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他回北京后，他口述，邓力群记录，在理论修养部分增加了二三千字的内容。

1961年八九月，同年在北戴河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提交庐山会议讨论。毛主席看了比较满意，认为在工业管理上总算有个章程了。但是也有人不满意，在会议讨论中，上海有同志就挖苦说这个条例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写的，照搬苏联。这时小平同志已离开庐山去朝鲜访问，彭真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采取折中办法，条例内容不动，搞了个中央转发《工业七十条》的指示，把不同意见也反映了进去。

小平同志回来，发现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得不很好，工业七十条也执行得很差，主要由于分散主义。他认为，有必要开一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到会，三四千人，议题就叫反对分散主义，实行集中统一。对此，有人建议，让大中型企业党委书记也参加会议。小平同志同意。这样就形成了七千人的规模。小平同志同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说群众路线是少奇同志在《论党》里加以阐述和发挥过的，是党的根本路线，但是它的实现形式，大搞群众运动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这是小平同志针对“大跃进”所犯的错误总结出来的很好的意见。他认为，贯彻群众路线要靠经常工作，一点一滴的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的各种意见，同群众一起商量各种问题的解决，踏踏实实、深入细致是基本功，只大搞群众运动，流于形式，会出来各种毛病。真正深入群众，真正同群众一起商量了的，搞错了，群众会同我们一起纠正错误。小平同志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很重要，说集中统一，就要做到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要开这么一个大会，就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准备会议文件：第一个文件题目叫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战线斗争;第二个文件是人民公社六十条;第三个文件是工业七十条;等。在准备这些文件中间，我们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只选条例本身。我们还跟小平同志反映，有人说，七十条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搞的。小平同志笑着说：我倒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但是是几十年以前留学回来的，不是刚回来的。

961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少奇同志在广东疗养。康生提议趁着少奇在广州，把“刘选”编辑组一起搬到广州去。没想到编辑组一到广州，少奇同志接到中央要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他一听就说，得回北京。把我们撂在了广州。少奇同志的这种心态、感情很可贵。他几次讲，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目前这种情况，眼面前的事，他放不下。少奇同志回京了，我们就从11月一直在广州干到第二年春节，又从头到尾对所选的文章修改了一遍。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非常希望下一步少奇同志能一篇篇地看，能一篇篇地给我们提意见，我们好按照他的要求再进行加工。

春节后我们回到北京，七千人大会还在开。

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的报告经过多次修改，基本定型后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好啊，有了个稿子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提意见嘛，少奇同志不要在大会上念稿子了，大家看了就行了。毛主席自己就不习惯念稿子，延安七大，后来的许多全国会议，大都是稿子搞了七八遍，印发大家，然后他在会上讲他自己还想讲的，发挥一下、解释一下正式稿子上没有的东西。他希望少奇同志也这样。

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就有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口头讲话。现在回过头来看，书面报告也好，口头报告也好，都从总的方面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方针政策。但口头讲话，毕竟没有像书面报告那样是经过磨来磨去的功夫，说得比较开放，语言也自由一些，有感受很深的东西随口而出，难免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后来我参加修改他的口头讲话时，在把大家的意见向他汇报中间，他不断插话。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情绪很激动。他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总结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刘少奇对陈云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没能把发生困难的原因讨论深透，应该说还是开得成功的、有效果的。它发扬了党内已经有那么一些年相当缺少的民主，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

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当时我听了不过瘾，觉得一般。但事过几十年之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在民主问题上他说，列宁讲，无产阶级的武器只有一个，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把自己的队伍组织起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这个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怎么适应新的情况，今天还没有解决。并说，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必然王国，人们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没有进到自由王国。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他在今天以前，只关心和努力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来考虑问题，对制度方面、生产关系的政策注意较多，而对生产力和对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知识较少，做得不够，不如谁谁。在怎样对待犯错误和受挫折的问题上，他讲了孔子的故事、左丘明的故事、司马迁的故事、屈原的故事。

从毛主席的讲话中得到启发，刘少奇在随后的讲话中，也跟着指出原来起草书面报告时，只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问题来批评，忽略了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此建议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主席讲的那层意思修改进去。并说，这几年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也吃了不讲民主的亏，这是一条大教训。一定要形成一种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应该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这样，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对他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再次作了修改，然后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

在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的推动下，各部门分别制定了本行业的条例，如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高教、商业、合作社、手工业等都有了几十条。这是因为毛主席在这过程中已经提出，单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够，还要有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路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继续说，“有了总路线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对各条战线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作出明确肯定，这是七千人大会的积极成果。它对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是有利的。

但是，事情有一个充分暴露和逐渐推进的过程。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少奇同志听财政部的汇报，得知财政收支不平衡，还有50亿元的赤字。那时年财政收入才多少啊，有这么多赤字，实在是个大问题。引起了少奇同志的严重关注。七千人大会后仅仅两个星期， 2月21—23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为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所以后来又称它为“西楼会议”。这个会议可是重要。少奇同志认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还是没有透底。不要怕多说困难，它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在讨论中，陈云同志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少奇同志听后大为赞成，让陈云同志到国务院会议上也去讲讲，国务院的全体部长、主任，凡是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要听一遍。

那天，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先讲，反映不热烈。陈云同志后讲，热烈掌声不断。原本秀才们相约，分散入座，听到好的段落，带头鼓掌。结果超出想象，部长们热烈鼓掌在前，秀才们一直紧跟在后。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怎么克服困难呢?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比如说到，线袜子容易穿破，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以后计划对城市人口每人每年供应一双尼龙袜子。又比如说到，要逐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都是很实实在在的。

少奇同志继续在西楼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怎么样转发陈云等的讲话，中央要不要搞个文件。有同志说七千人大会对全国的形势作了估计，没过多久，我们对形势又作不同估计，好吗?少奇同志说，这样的事党史上有的是，一次大会作了估计，过了一段形势变了，又作新的估计，新的决定。他列举了好几个事例，直接作了回答。

陈云同志在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说：现在粮食已经掉到了1957年前的水平，看来，要恢复到1957年水平，没有六年也得五年，方针是准备慢，争取快。在这个问题上，有同志表示也不同意。对整个形势的提法，少奇同志认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陈云同志讲是恢复时期。有同志又说，刚刚提出调整的“八字方针”，现在怎么又搞成一个恢复时期，岂不是倒退了?小平同志变通了一下说，对外公开讲调整时期，党内讲恢复时期。

讨论到基建、计划等，是坚持高指标，还是采取低指标时，少奇同志支持陈云说，过去老是高指标，完不成时来回调整，变成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这次搞个低指标好不好?是制定低指标，超额完成了，有利于提高积极性，还是高指标完不成，有利于提高积极性?他认为，低指标超额完成，更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党内有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是最好的情况，没有不同意见，鸦雀无声、表面一致，就危险了。少奇同志在这个会议之前、会议过程中、会议之后，都起到了别人没能起的作用，让大家敞开谈自己的意见。会上还讨论了毛主席讲的公开的反对派、秘密的反对派是什么意思，各有各的解释。

西楼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少奇提出的关于转发陈云、李富春、李先念三个报告的意见，同意根据少奇同志在会上讲的意见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批语，照理应该收进《刘少奇选集》，它代表了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上的基本观点。

西楼会议还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李富春任组长。

最后，少奇同志说：好啊，经过讨论，我们都同意转发他们三个人的报告，也同意中央转发的批语。但是，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明天，我、总理、小平，到武汉，把文件带上送主席审阅，会议情况口头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少奇同志作为第二把手，在同毛主席的关系上很注意，处理得很好。

第三天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啦。”高兴得不得了。对此我曾想过，毛主席的同意，是不是勉强的，或者是应付的?我认为不是。因为西楼会议这一套，完全符合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所肯定的综合平衡、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的说法。

少奇同志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对我说，把中央的批语再斟酌一下。批语里大致有这样的话：对陈云同志的意见，在讨论中，中央部门就有不同意见，这次下达以后，你们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少奇同志于是考虑，批语里是不是把在中央讨论时持不同意见同志的名字写上?他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党内民主。但是我讲，写上恐怕不好。少奇同志没有坚持。这样就没有写上，发下去了。

毛主席同意了，文件下达了，我们这些在钓鱼台写东西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高兴得不能平静。还一起讨论，经济工作最好还是由陈云同志来挂帅;富春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他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远不如陈云。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要我向少奇同志去反映，建议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我对少奇同志一说，少奇同志同意。大家喜出望外。

开始陈云同志表示不愿接受。后来周总理告诉我，少奇同志力劝陈云当组长，并对他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陈云同志当了组长去上海以前，召开过一次财经小组会议，讲了一次话。他讲：他管计划工作，主要管两条，一个基建，一个人员增加。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关键。这是他上任组长后的第一篇讲话。随后他到上海休息去了。

少奇同志还出了一个主意，要我们把陈云同志这几年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文章，选编一份材料。我把这个意见对陈云同志的秘书说了。秘书给他打电报请示。陈云同志几次三番坚决反对。后来少奇同志说：对他说嘛，不是广为印发，只是印发给中央少数同志、中央财经小组的同志看，作参考。这样，我们就编了一份材料，大约有四五万字，提要一万多字。开始，题目称为《陈云同志论几年来的经济工作》。何均同志提出，已经有了《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来一个“论”什么，不好。于是把题目改成《陈云同志几年来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少奇同志写了几句话， 4月16日送给毛主席。其中有这样一些话：“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

有了中央转发陈云等讲话的文件以后，接着又有一系列的文件、措施出台，搞了《现金管理条例》、《财政收支平衡办法》等。

那几年，不得已多发了五六十亿元人民币。为了回笼这些货币，陈云同志出了一个主意，搞高价点心、高价糖果、高价饭馆、高价衣料、高价茶叶等。与农民的交易，还提了一个以高价对高价、以低价对低价的原则。当时，农民除了征购粮以外，余粮不愿意出卖，要卖就要抬高价格。陈云同志说，他们高价对我们，我们也高价对他们;他们用低价卖给我们征购粮，我们也用低价供应他们生产资料。这几项措施果然见效，把多发的货币全部收回来了。

这个时期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是两千多万人城市人口下乡。这个问题也是陈云同志多次提的。他为此曾到中南各省进行过调查。在河南，他和省委的同志算了几笔账：根据现有的材料一年全省生产多少粮食?扣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还有多少余粮?这是一笔账。另一笔账，全省的城市人口有多少?按照当时供应标准一年要吃多少粮?这些城市人口一年所需的粮食，同农民能够供应的余粮相比，究竟余粮够不够?计算的结果，差得很远。为了满足城市人口需要的粮食，势必要把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挤出来，不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城市的人口就要缺粮。农村的农民饿肚子，城市的人患浮肿病，就是这样造成的。这就不能不造成城乡人民的尖锐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减少城市人口，让一部分城市人口回乡务农。这件事关系全局。

好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农村“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经过调整以后，农村情况正在有所恢复，城里人下去，给他一块地种，起码能够糊口，不会饿肚子。

总起来说，西楼会议以后，解决了一个综合平衡问题。原来只是工业一块，农业一块，商业一块，工业是工业的问题，农业是农业的问题，商业是商业的问题。经过西楼会议，把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商业财贸和生产的关系，开始协调起来。一句话，有了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路线，还要有总体的工作路线;有了局部的具体工作路线，还要有全局的具体工作路线。拿现在的话来说，有微观的，还要有宏观的。只有一个一个部门的，困难过不去，经济恢复不可能。有了前面这个基础，再加上综合平衡，才能渡过困难，发展经济。少奇同志对西楼会议的贡献，就在这里。这些事情，是少奇同志倡议坚持，得到周总理、陈云、小平、先念等同志全心全意的合作。

陈云同志身体不好，接着到上海休息去了。周总理综合当时讨论的全部意见，向我们讲了一次关于经济工作的全面调整，据此整理出财经领导小组准备提交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

当这个报告正式提交5月中央工作会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来讨论这个报告时，有同志还是不赞成城市人口下乡的措施。特别是柯庆施唱高调，表示不同意。多数大区的同志支持这个报告。有人讲，过去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报告看不下去，这个报告顺畅得很，说到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个报告经毛主席批发全党遵照执行。

1962年8月，周总理主持起草了粮食的购销要统筹兼顾农村和城市的文件，经过多次修改，最后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作为中央文件下达。邓小平同志对此文件非常满意。他说：我们有一个粮食问题的好文件了。

1962年春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广州开知识分子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1962年五六月间，少奇同志还就调整政法工作的问题，找中央政法工作小组谢富治谈了一次话。说：这些年，我们的专政，专得不妙啊。要总结四年来的政法工作，要我去帮助。经过多次座谈会，公安部座谈会，高等法院座谈会，高等检察院座谈会，起草了一个《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

“大跃进”中，政法工作一样很“左”。公安部提出了要在几年之内实现十个“无”，无火警、无车祸等。谁违反就法办。把拘捕权下放到生产大队，大队有权拘留人。政法部门很多干部还有一个观念上的糊涂，认为凡是受到刑事惩处的人，都是专政对象。

少奇同志就讲：政法部门应该有两个形象：“热烘烘”的和“阴森森”的。在人民群众看来，你们的形象是热烘烘的;在敌人看来，你们的形象是阴森森的。他说，政法部门承担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任务，不只是解决敌我矛盾，更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经过你们一处理，都变成了敌我矛盾。所以这个时期的调整，实际不只是经济调整，是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一起进行的全面调整。

全会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不传达，全党继续进行经济调整

也就在这时候，新问题跟着来了，中间有一个波折。

政法工作总结完了以后，恰好要开北戴河会议(1962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之前，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要田家英带一个调查组去农村了解整社整风情况。

田家英首先来到韶山。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老百姓讲话没有什么顾忌，毫不掩饰。调查中，田家英问他们，“六十条”这套办法行不行?少数农民讲行了，多数农民讲退得还不够。田家英他们又到湖北、安徽去调查，都是同样的意见，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呢?这些地方的农民都讲：“分田到户”。

田家英带着这些意见回到北京，毛主席还在外地没有回来，他先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同意田家英的意见，认为采取这样的办法解决人民的当前严重困难，也是可以的。少奇同志当时的心情，他曾经流露过：从来没有想到，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的错误，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灾难。田家英处理人民来信，看到有人信中说，他们的眼泪都流干了。所以刘少奇和田家英他们两人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相通的，他们都恨不得能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来为人民排忧解难。少奇同志还叫田家英去征求其他同志意见。陈云同志从上海回来了，他在上海郊区农村也作了调查，他的意见同田家英的意见不谋而合。陈云同志还说：现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把田分给农民，有利于动员农民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

陈云同志要向毛主席提出建议。有人就劝他，不要和主席讲这些，特别不要讲“分田到户”。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有意见，向自己的主席讲，有什么不好!陈云同志向毛主席讲了。毛主席听了，当时脸色不好看。不过，没有责备。后来知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初期曾找陈云同志个别谈话，进行严厉批评。

1962年7月，到了北戴河。少奇同志叫我们起草一个通知，把农民、干部对农村工作的意见集中起来，发到各级党委征求意见，要他们作出赞成或反对的回答。田家英同志要在这个通知文件里写上“分田到户”的问题。我说：这样做不行吧?铁托宣布解散集体农庄，我们说他修正主义。我们如果分田到户，人家会说我们什么?田家英这个人思想很纯，他说：我们秘密搞，不宣布，几年后重新恢复集体经营。我说：几亿农民的事情，你能秘密得了吗?

北戴河会议头一天，毛主席讲话，批评了田家英的主张，但说田在组织上没有错误，作为秘书向他反映是可以的。会上没点陈云同志的名。对邓子恢，批评得非常尖锐，说邓的意见，实际上是搞单干，所谓经营管理的创造，是骗人的。原来邓子恢同志曾总结安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的经验，多处作报告，也向毛主席讲过。毛主席对此批评说：邓子恢那次同我讲话，一讲就是三个钟头，训了三个钟头。我要说点话都说不上。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不但观点不能同意，而且组织程序也不对，组织上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会上讲形势、阶级、矛盾，说有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越到上面越厉害。

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形势估计，对农村估计，以为有30%的生产队散掉了，实际上真正散掉的也不过10%，比实际情况多估计了20%。

会议从北戴河一直开到北京， 9月下旬开八届十中全会。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都批了“单干风”。党的基本路线再次确认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了共同的呼声。

少奇了不起。在当时大家谁都不再提调整工作的情况下，他提出：现在大家都讲阶级斗争了，调整工作还要不要做，调整的方针还执行不执行?而且在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就说了这样的意见：“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经验，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传达的范围、方法、方式要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提出这样问题、提出这种意见，可不简单。

毛主席真高明，他说：阶级斗争的讨论到全会为止，不往下传达。接受庐山会议的教训，在中央全会讨论就行了。庐山会议，如果当时只在全会上讨论，不往下传达，就不致于走这段弯路。全党还是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工作。毛泽东明确说：“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与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会议最后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且提出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经济工作。

少奇同志的讲话，代表了我们的意见。在场的人很高兴，又替少奇同志担心。毛主席这样一讲话，使到会人员，放心了，等于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西楼会议决定的一系列政策，贯彻执行的效果很好。1962、1963年，经济逐渐全面恢复; 1964年，经济发展开始超额; 1965、1966年，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康世恩同志讲：经过这五年调整以后的年份，是建国以后最好的时期。宋平同志也讲：经过调整得到发展，为后来“文革”能够渡过困难打下了可靠基础。这个时期，工业增长，农业发展，大庆石油，两弹一氢，这些重大突破，都展示了西楼会议议定的方针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

1962年1月至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对其后中国政治形势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一直是人们着力探讨的问题。比如，“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际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6页）此种论述基调的前身是1991年的官修党史：“这次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会议对错误缺点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当时历史条件”到底是什么，“党内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语焉不详。同类的论述还有张树华的专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另有学者在1989年的论述是：“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很大成功，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全党齐心协力为战胜严重困难而斗争的巨大作用。由此之后，国民经济的调整逐步全面展开，政治关系上的调整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2页）此处又提出了“当时历史条件”而不加论述，倒是对“政治关系”何谓做出了具体解释，该作者指出，“党中央领导核心即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内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点错误，却没有得到检查改正”。（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3页）这段1989年的论述显然比2011年出版物的论述要符合实际更为精当，但是，因为缺少具体深入的分析，其对“七千人大会”的总体评价，还是没有摆脱旧框框。

“七千人大会”的根本意义从毛泽东在会议以后的行踪描述中可以初见端倪。“七千人大会”后至北戴河会议前，毛泽东曾两次离开北京外出视察。先后经过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主要城市，一共在外地停留了近四个月时间。在同当地党政军领导人的接触中，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了解调整中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生产和农村所有制方面，几个月下来，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同北京的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是有分歧的。7月8日，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小型会议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样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08页）根据这一史实记述，从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闭幕到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对克服经济困难而实施的许多政策方针进行政治上的批判，其酝酿期有6个月，其中2/3的时间毛泽东是远离北京政治中心的，少参与当时的第一线工作的。“七千人大会”实际上是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之间政治分歧在党内更趋公开化和更趋升级的起点，也是毛泽东针对有损于他的个人权威的种种批评进行政治反击的酝酿起点。一些史书或一些学者认定这次会议在“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巨大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恰恰相反，这次会议甚至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四五年之后走向完全分崩离析的起点。

原本要“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3页）的大会何以导致上述如此严重的政治分裂结局，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从史实看，大会从筹备开始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当时党中央面临的最核心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有关各方面竭力要掩盖的或着力要解决的。会议有许多具体议题，其中两个最关键，一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一是“大跃进”以来经济严重困难的政治责任。大量事实表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仅仅是从深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落实角度来确定会议宗旨的，即便他们对经济困难的直接成因心知肚明，也偶有公开半公开的言辞表达。固然，他们在“大跃进”期间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充分不过地感受到毛泽东至上的个人权威对中央的工作部署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秩序的扰乱性影响，也身处党内缺少最基本民主机制的压制性氛围之中，所以，他们并没有企图或没有能力从一开始就将“七千人大会”设计成为一次进行政治清算的大会。但是，要开好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为落实“八字方针”，又不得不涉及一些具体问题。通过党组织系统收集的党内外各种意见，这些中央领导人对各级干部和民众的所思所想，也不完全是懵懂无知的。他们又不甘于完全漠视各种严峻的困难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对会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提出了四点意见，以作为对以刘少奇名义发表的大会讲话稿的修改补充。结果，这引发随后政治冲突的导火索。毛泽东并没有看完全部讲话稿，一反党内重要会议文件起草的惯例，下令，无须经过政治局讨论，直接发给会议代表讨论。这就回避了对讲话稿基本观点的事先表态，也为日后对讲话稿进行政治否定埋下了伏笔。可见，会议还没有召开，火药味已经在党内高层散发出来。在会议筹备阶段，未见有恰当的机制来对高层的意见分歧进行必要协调。关键是刘少奇的四条意见中专门提到，中央要为过去几年出现的问题担负责任，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在过去几年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现象。事后看，这些意见恰恰击中了毛泽东当时的政治软肋。

分散主义的政治帽子实际上就是指责过去几年时间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随意违反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在经济建设中借助“大跃进”运动各搞一套，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1962年1月19日的第3次讨论中，周恩来也指责说，“一个省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在刘周陈邓的引导下，大会一开始就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上。这些中央领导人在会议讨论中言辞空前一致，陈云的话说得更直白：“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这样的政治指责落在地方领导人身上，但矛头直指“大跃进”动员时期和高潮时期毛泽东对地方领导人的巨大政治激励。本来，从1961年开始实施的“八字方针”已经明令废除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下放给地方的各种权力（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指标”、“下放”、“独立体系”）。地方领导人在初尝空前放权带来的经济跃进上的自主权甜果以后又要受制于加倍严苛的中央计划及中央机关的种种管束，已经心生不满。“七千人大会”以反对分散主义为突破口，令他们又受到政治上的指责，更激起他们的情绪反弹。问题的核心是，他们在“大跃进”期间所获得的自主权都直接受惠于毛泽东的直接决断，主要省市自治区领导人都受到毛泽东的直接而具体的跃进激励。此时却以分散主义来对此下政治定论，必然引起复杂的政治后果。刘少奇等领导人未必事先不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别无选择。问题是，地方领导人也未必是反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原则，而是要奋起捍卫自己的政治颜面和政治业绩，况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所以，他们并不赞成对分散主义的指责，努力寻找各种客观理由来为经济困难局面卸脱责任，他们认为，如此反分散主义，是在泄气泄劲，而不是在鼓气鼓劲。在大会第一阶段的政治争锋中，背后有不同力量支持的地方领导人的立场之间是有明显差别的。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公开指责刘少奇讲话草稿把形势说得一团糟，“越看越没劲”。他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直接支持而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成为建政以来直接晋升为中央领导人的第一位省市自治区党政一把手。他的发言自然是在为毛泽东的“大跃进”主张张目，兼有为自己地方的“大跃进”举措进行主张辩护的功能；而建政以后一直受到刘少奇控制的华北地区地方领导人则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与刘少奇一致的立场。实际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日渐生成与公开化的过程中，地方领导人也有相应的分化趋向。这表明，在以毛泽东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框架里，地方领导人的政治依附是一种必然的附属现象。因为这种依附关系，一些地方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力有所上升或权力有所扩大，本来就不是地方自主权扩大意义上的扩权，相反，倒是地方领导人更深地卷入中央的思想政策及权力纷争的标志，实质上是地方自主权进一步丧失的标志。1954年以前的地区中央局存续时期是如此，在1960年地区中央局重建之前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直接受制于中央领导时期，也是如此。

刘周陈邓等中央领导人对地方领导人的分散主义的指责，引起后者的不满是必然的，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政治警觉。毛泽东也不是完全为地方领导人鸣不平，而是要为自己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大力借助地方领导人的政治依附和政治热情来冲破中央机关的阻碍来推进“大跃进”的政治举措进行辩护。在“大跃进”动员阶段的“以地方促中央”过程中，许多地方领导人显示出对毛泽东的高度政治忠诚，是毛泽东的主要政治资源之一，是不容轻易受到否定的。毛泽东何尝不是最坚定的中央集中统一原则的主张人物，关键是，刘周陈邓的加强集中统一的主张并不是他所希冀的全党全国的权力集中于他一人之手的集中统一，而是要集中统一于那些经常被他指责为右倾保守且离民众切身关注越来越远的中央机关及其领导人。即便这样的集中统一对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与发展可能具有一定的技术合理性（在经济调整时期更为显著），也因为它违背毛泽东的政治意愿，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所以，必然受到毛泽东的政治反击。“七千人大会”注定要成为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之间政治分歧升级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促进团结的大会，是因为建立政权以后在中共党内反分散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中央不断收权以强化对地方控制的纯行政性问题。

在大会发言中，毛泽东大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对各级第一书记“独裁”大加抨击，但一点也不涉及“大跃进”所奉行的政治路线问题，将关于地方领导人的批评严格局限在工作作风范围内。这是名为批评实为辩解的政治招数。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为地方领导人辩护之举，也不是（从来也不是）为地方自主权的合理诉求张目，反观他在“大跃进”动员时期连连指责中央机关集权过多束缚地方手脚的言辞，也可以看出，这仅仅是一种“大跃进”的政治动员之策略而已，并没有对大幅度放权的技术合理性有基本的理性分析为依据。而在刘周陈邓等中央领导人为缓解经济危困局面而提出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主张之时，毛泽东也置此举措的技术合理性于不顾，一味从政治上指责和阻挠。这样的政治决策显然是缺少基本的政治伦理之举，起码是缺少执政者对形势及政策取向的理性判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毛泽东个人专断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具备了引致社会经济秩序失衡乃至严重内乱的基本特性，这种制度之下，对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制衡机制无从建立或运行起来，而中央其他领导人出于维护大局、维护基本秩序、维护中央集权制度而提出个技术性政策措施被毛泽东看成是对他个人专断地位的威胁。从根本上说，至少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时，毛泽东的政治意愿与政治选择对那些为管理国家所必需的技术合理性就已经形成严重的排斥。刘周陈邓等中央领导人为恢复国民经济正常秩序所作的种种努力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更为严重的政治指责对象，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就已经注定的了。

二

导致“七千人大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的，恰恰是“大跃进”以后经济困难的政治责任追究问题，这一问题显然与反分散主义有关。在大会的第二阶段，责任追究上升为会议的主题，成为毛泽东与刘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重大政治分歧公开化并升级的直接缘由。另一方面看，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成为全党最高权力拥有者，在党内以全局性困难为由所进行的政治追责活动，此为首次。在中央集权制度框架下，政治决策及其执行方面的政治责任分配与权力分布格局之间是严重不对等的，这一点毛泽东及其中央其他领导人未必有清醒的认识，或者，他们有意识地加以回避。“毛泽东总是正确的”的观念与“党中央总是正确的”的观念总是混同在一起的，共同成为支撑中央集权制度运行与强化的理念基础。政治责任如果被认为是存在且应该加以追究的话，那么，追究的矛头从来都是向下的，即毛泽东及党中央以下的各级党政领导人是当然的政治责任追究对象，因为他们先验地被认定为“不总是正确的。”当时，在“七千人大会”上，这样的政治惯例却遭到了疑问，经济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其政治责任理当由对全局负有责任的毛泽东及党中央来担负，因为任何地方或部门的党政领导人都没有资格来担负全局性的政治责任。于是，这一问题变得难以绕过去了。

在会议准备时期刘少奇讲话报告起草阶段，最早破题提出政治责任问题的是彭真，他也未必意识到他在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触及最核心的党内政治责任追究机制问题。彭真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经济困难的责任由谁来承担的问题，这涉及党中央及毛泽东应有的责任并应该公开承认的问题，实际上打击了毛泽东及党中央自武装夺权胜利以后不断膨胀的自信和激进的社会改造设想。刘周陈邓在会议期间都发表了有关政治责任应该如何承担的意见，从其后的党内高层政治斗争局势以及“文革”进程看，当时毛泽东就将这些表述统统看成是对他的个人权威权力地位的政治攻击。

毛泽东形成这种判断也是有根据的。建政以后，毛泽东带领中共发动并全面组织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各种激烈的政治运动不间断地席卷中国社会的所有层面，中共党员及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市民、农民、工商业者、学生、资本家，手工业者、军人，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人士能够躲闪于这些政治运动之外，及至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及中共总是在利用舆论工具和党的组织系统大力肯定与宣扬这些政治运动的政治成果，从来就没有对这些运动所造成的严重的人身权利被侵害后果以及对社会经济秩序、思想文化的毁损有过清醒的认识，也没有承认过这种侵害或损毁是一种在政治上伦理上应该加以否定的行为。既然不认为是一种过失或偏差，就谈不上承担什么政治责任及其追究问题。仅就常见的党内政治斗争来说，目标多为反“保守”、“右倾”，唯恐这样的斗争之力度强度不够。此类运动对社会政治秩序以及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冲击性破坏，也从来不在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政治评价视野之内，而每次运动的动员与总结均以政治胜利、思想胜利这样的抽象言论为基调。也就是说，任由激进的社会改造设想恣意横行而漠视社会公众基本权利的各种批判性运动在政治伦理方面是大有疑问的，对此，又不进行起码的政治究责，确属政治伦理的再丧失。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社会领域里的运动之成败得失的评价，一开始就由毛泽东及中共所控制，既然毛泽东及党中央一开始就以一贯正确的政治优越感和自信来确认所施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既然已经确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能够有效地控制各种社会资源来推进这些运动，既然所有的地方领导人和各中央部门领导人都以依从毛泽东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的个人政治行为守则，那么，就难有有关上述运动的客观后果的冷静、公正而理性的评价，压倒性的政治赞赏是在运动部署阶段就已经确定的，它排斥一切不同的观察性结论。这样就无须建立起基本的政治责任追究机制。“伟大的胜利”、“辉煌的成就”以及“巨大的进步”之类表述所需要的是归功于毛泽东及党中央英明正确的领导。

“大跃进”以后的经济困难局面却具有另一重大的大政治意义，即毛泽东及党中央第一次意识到无法用传统的压倒性赞扬之辞来掩盖因为将大规模群众运动引入经济建设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全面的物质匮乏和上千万人口损失所带来的混乱，比之于历次政治运动构成的冤案、残酷斗争和公众权利丧失以及思想活力的丧失，绝对是难以用“胜利”、“成就”、“进步”之类惯常言辞来掩盖的。经济困难临头，就将失败的政治责任问题赤裸裸地摆了出来。这是难以回避的基本政治伦理的拷问。毛泽东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从维护个人至上权威权力角度，他一开始就认定刘周陈邓等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在利用“七千人大会”有计划有预谋地置他于政治上难堪境地，进而威胁他的政治地位。尤其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事件以后，毛泽东对针对于他的任何政治上的疑问都怀有十分警觉。这可能就是官修党史中提到的“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具体含义之一。之所以不明确阐述这一含义，显然是无意对这种个人专断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进行认真反思。

于是，“七千人大会”就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责任推卸的活生生的政治标本，党内政治伦理准则的底线如水中石头般，通过会议的进展逐渐显露了出来。

在会议初期的起草委员会进行内部讨论时，围绕着经济困难的责任问题，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发生了争论。与会者未必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在接近一个涉及制度和体制核心的敏感问题。他们发言的口吻似乎是在认真地讨论某一项具体工作失误的具体责任如何确认的一般性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七千人大会”还是绕开了政治责任追究及其机制如何建立的问题。但是，“大跃进”决策与执行中失误的主要责任或最终责任由谁来承担的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的，这同样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两个根本性问题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那一时期党内政治伦理准则检测的主要尺度。

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彭真有相当的政治勇气，他认为，过去几年工作重大失误的责任应该由中央领导人来承担。彭真是一个兼有中央领导人和地方最高党政领导人身份的双重角色承担者，他非常清楚，在1958年初期“大跃进”动员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头脑发热、变本加厉的跃进做法以及欺上瞒下的浮夸虚报行为的来由以及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但是，和柯庆施、李井泉这样兼有中央与地方领导职位的双重角色承担者不一样的是，彭真一直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建政以后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他更明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道理，更清楚，此“上”并不是泛泛意义上的中央领导人，而是“大跃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毛泽东。因此，在1962年1月18日起草委员会讨论时，正是彭真第一个提出来，责任承担者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问题。他这是在用设问的方式既明确又委婉地表达他的肯定答案，他是主张毛泽东应该承担责任的，他提出的理由却是一些与全局性失误相比属于具体而微的事实：“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浅显但没有人如此公开讲出来的道理：“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从事后看，彭真的这番讲话成为最后迫使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承担责任的主要压力之一。尽管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原则性地谈到过自己要对一些失误承担责任的话（在1961年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在1962年12月2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但是，在彭真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公开或非公开压力下面对七千各级党政干部说出自己要为经济困难承担责任的话，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愿。其实，当时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是，在党内，是非问题并不是根据实践标准可以确定出结论或答案，而是需要看党内权力权威大小高下的格局，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以后。这样的政党自然就难以面对困难、难以说实话真话、难以形成合乎基本政治伦理准则的治党理政的决策。

从1959年夏到1962年初的两年半时间里，党内并没有发生或出现能够促使毛泽东转而主动承担政治责任的事件或趋势。所以，彭真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这被看成是前所未有的逼宫之举。实际结果也是如此，在这之前，党内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彭真发表这样看法的时候，“七千人大会”就前些年重大失误的责任问题在私下里和公开场合下的议论已经沸腾于堂了。反分散主义的主张似乎有将那种责任推卸给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和基层干部身上的趋势。这让与会者感到十分不满意，感到压抑，有苦难言。会议的既定议程受到严重的影响。彭真的这段话似乎在暗示，如果中央不公开站出来表态承担政治责任，就难以做通各级干部的思想工作，而中央的表态担责取决于毛泽东作为中央主席的担责表态。这等于一下子引火于毛泽东本身。

与党中央及毛泽东是否应该担责相对应的是，彭真还提出了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是否应该担责的问题。他说：“省市委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这又与毛泽东在前些天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责任在中央和省这两级的说法相冲突。这与毛泽东对地方领导人的辩护在政治上是大相径庭的。如果彭真的主张被接纳的话，在“大跃进”失误的政治责任分担方面，就出现了巨大断裂。上有毛泽东及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下有狂热执行“大跃进”各项政策的城乡基层干部，而无积极传达、部署和大力推进“大跃进”指令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的责任。这显然有失于政治责任的全面追究。也是对中央集权制度框架下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作为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在各地方第一级代理人的巨大政治作用的忽视。彭真如此袒护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究竟有何政治意图，至今没有资料来透彻地加以说明。但是，他这番主张客观上凸显了党中央及毛泽东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之重大。于是，先有周恩来出面对此表示异议。

早在这之前，周恩来就对政治责任问题的敏感性很有觉察，他在谴责各种分散主义现象时已经有揽责任于自身的发言。周恩来的此刻表态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却长期以来在官方历史书里不被提及。作为政府最高领导人，周恩来甚至比彭真更清楚“大跃进”的缘起、过程和严重后果。但是，他更明白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权力的不可动摇性和不可挑战性。如果说是彭真破题首次提出了党中央及毛泽东是否要承担经济困难局面的政治责任这一问题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发言却意外地表明了中共建政以后政治责任追究机制为什么难以建立起来的问题。其实，在中央书记处会前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已经有意识地回避了党中央及毛泽东的责任问题。如今的史书上都无一例外地载明并指责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他的讲话是：“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少得多。”其实，这种为毛泽东直接而绝对地开脱政治责任的说法，最早是在1月18日的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上由周恩来说出来的，比林彪的讲话要早11天。周恩来明确质疑彭真的政治责任追究立场。他说：“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一些。”“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的错误。”陈伯达对周恩来的说法完全附和，他提出的反问是：“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这是一种将毛泽东的最高决策作用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执行作用作政治上的区分的特殊思想方法。照此思路，毛泽东不但完全无需为“大跃进”的失误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而且，毛泽东可以凭借既有的至上权威来要求或迫使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各级领导人来担责。周恩来、林彪和陈伯达似乎在勾勒一种以毛泽东为最高裁决者角色的党内政治责任追究机制，赋予毛泽东更绝对的权力。其前提是，全党干部和党员必须确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事事正确的。毛泽东手里自然就握有对党内任何其他领导人进行政治责任追究的权力，而这种追究本身也是正确到无可置疑的。对此，周恩来的表述是：“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的问题。”陈伯达的感叹是：“现在中央不能集权”。其含义与周恩来的话的含义是高度一致的：为调整国民经济、度过经济困难时期而厉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不是将权力集中到中央机关或其他中央领导人手里，而是要集中在毛泽东的手里。刘少奇、陈云等人为控制局势恶化而提出的集中统一的技术性措施，在这里衍变为集权于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林彪在1月29日的发言则从历史角度强化周恩来和陈伯达的立场，他说：“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样，建政以后党内少有的政治究责的努力，被周恩来、陈伯达和林彪等人转化为强化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新一轮浪潮。毛泽东在这之后俨然成为一个永远无涉于任何政治责任的超级正确立场持有者。这对以他个人专断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运行和强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不是官方史书上所言的那样林彪的1月29日的讲话对大会起到了“消极作用”。四五年以后，周恩来、陈伯达、林彪在毛泽东执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上的立场本不是一日就形成的，完全可以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言论中看出来。客观的事实是，“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层就已经分裂了，未来若干年的政治格局已经在这个大会上确定了下来，党内高层根本就没有在这次会议上达成团结，不仅仅是思想上没有纠正“左倾”错误，在体制建设上也毫无进展。此为“七千人大会”的主要政治意义。

三

彭真的究责努力得到的支持来自刘少奇。邓小平只是巧妙地引用毛泽东本人讲过的话来委婉地表明毛泽东并不是不犯错误的圣人：“错误缺点都有”。而刘少奇则利用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的便利，公开道出了他在政治究责问题上的立场。在1月27日下午，他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其中提到了“大跃进”时期失误的政治责任问题，他对彭真与周恩来等人的观点进行了综合，尽管他只字不提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责任，但是，他采纳了彭真关于中央要负责任的看法，公开承认中央要对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首先要担负责任，并进行了细化的论述。他说：“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和缺点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一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这样的说法是建政以来空前的，尤其直接点到了中央政治局层级的政治责任。这是政治究责意识萌发的标志。但是，刘少奇的讲话得出的是责任分散的结论：中央、省市自治区以及地方单位各有责任。他把首要的责任归为中央、中央政治局。他没有应和彭真提出的“书记处负责”的说法，而是直指中央政治局应该承担责任。人们自然以为“大跃进”时期的许多决策是政治局制定和决定的。刘少奇没有公开说明的是，实际上，许多重大决策并没有经过政治局的讨论，而是由中央的某一个人即兴制定的，比如，大办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公开讲话在先，中央政治局接纳并做出决定于后。这类事情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个人来承担责任。在这一方面，刘少奇完全不接受周恩来、陈伯达和林彪为毛泽东解脱责任的立场。刘少奇与周恩来、陈伯达、林彪的立场表面上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他认为，经济困难的责任不在于下面或基层乱办事，首先在于中央的决策错误，他未必敢于直接赋责任于毛泽东个人身上。所以，在刘少奇这番讲话之后，也不可能建立起政治责任追究机制，所谓“大会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的历史结论，实际上是一种肤浅的政治饰语，因为事实是，从会后党内政治生态未有任何改善反而越来越恶劣。也就是说，刘少奇提出的各有各的政治责任的说法，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是一种政治责任虚悬的表现，因为没有任何具体的机制和规章能够保证这种政治追究能够落在实处，既没有相应的标准，也没有保障体制，更没有基本的独立监察手段。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无法回避责任问题，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负责的应当是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他还说：“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党史》二卷，第595页）这是毛泽东建政以后少有的公开表态承担责任的讲话。在这之前，他提出，既然与会者都憋着气，就开一个出气会。于是，代表组“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趁热打铁，发扬民主，向上级并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4页）毛泽东讲话以后，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进行了自我批评，带动了之后从1月31日到2月6日会议各大组对大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及其负责人的批评，“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5页）所有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都在会议上进行了工作检讨。大区中央局和国家机关的一些领导人也进行了自我批评。似乎毛泽东的担责与自我批评带动了省市级、大区中央局级这两级的领导人站出来担责，承认错误缺点。“会议上洋溢着几年来少有的宽松气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8页）而那些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领导人的检查无一涉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政治责任追究，他们无一例外地检讨自己在执行中央各种正确决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由此担起工作失误的责任。比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检讨说，他们在过去的四年期间有过两次头脑发热。他承认在1958年冬向毛泽东汇报石楼县粮食高产时欺骗了毛泽东，当时报告说是全县平均亩产为1000斤，实际上只有170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则承认湖北省这几年“自以为是，盲目乐观，左倾蛮干”，他说他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些不合实际的情况，岂不就是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他还对林彪的讲话做出积极应和，说：“林总批评有人打扰毛主席的思想向左拉，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总之，毛泽东公开承认责任以后，也迫使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进行检讨、承担责任。当时，其中的基本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些层级的领导人无人对“大跃进”中央的全局性失误来向中央进行政治问责，更何谈向毛泽东问责。而毛泽东在会议上有关民主集中制的精彩表述，对各级第一书记的专断大肆抨击，说听他们大搞“一言堂”。这是典型的双重政治标准的说法，因为它并不拿民主集中制来衡量他自己在中共中央的个人专断情况。毛的讲话还获得了大会的喝彩，只能表明，毛泽东个人专断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程度：可以不为明显属于他的失误来担负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所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担责，实际上是虚悬起真正的政治责任，是将责任推卸给各级领导人，尤其是基层党政干部（随后的“四清”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已经在“七千人大会”上显示出来了），而党内不存在兼有觉悟眼光和政治勇气的领导人来对毛的推卸责任的做法进行抵制或反驳。他们痛陈自己的失误，甚至是误导毛泽东的失误，他们不但承担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失误之责，还要替毛泽东背起决策失误的责任来。其实，他们未必不明白，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的责任并不是一省一市一区或一部一委能够承担得起来的，所以，他们的检讨和担责，实际上也是在仿效毛泽东的责任虚悬的做法。比如，湖北省委的一些干部针对王任重的检讨做出的反应是：“省委担担子，是担的空担子”。这是“七千人大会”第二阶段的政治责任虚悬的真正面目所在。如果说“大跃进”中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遗风从来没有消散过的话，“七千人大会”上，在政治责任承担方面，毛泽东之下的各级干部所做的事情，与“大跃进”时并无差别。

除了几个省级领导人（如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因为被揭露出严重的瞒报经济困难实情压制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而被调职另外任用之外，首先应该担负政治责任的中央（包括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各中央机关）没有遭到任何组织处罚。毛泽东在会议上承认自己负主要责任，却没有任何相应的组织措施跟进，也没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这样全局性的失误的政治责任，就这样被推卸责任在先、虚悬责任于后，化为无形。这属于最严重的政治伦理缺失。

仔细分析起来，刘少奇所说的中央承担责任是不是另有含义呢？是不是暗示，既然中央首先要承担起经济困难局面的主要责任来，就意味着对中央以下的各级党政干部不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批判和组织处理呢？事实是，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刘少奇便开始整治城乡基层干部，把他们在“大跃进”时期的过失连同为经济恢复进行的探索性尝试（如在农村里恢复单干）统统看成是修正主义之举，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开始了新一轮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最后名为“四清”，时间长达三年，也就是说，日后各级干部未能免遭政治斗争的打击。

这种政治责任虚悬的情况至少延续到了1991年。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如此表述：“林彪离开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原则，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且不说这种说法违背了当时林彪在党内并无这么大政治影响这一事实，违背了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也持有相同立场这一事实，单就“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失误归咎到林彪一个人的一次讲话上，这本身就是缺乏实事求是和实践检验原则精神的。及至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依然采用这种定论，而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内涵上语焉不详。足见，数十年过去，依然缺乏以实事求是立场来认真探讨和反思执政党内政治责任，追究制度之长期缺乏以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