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6年夏，为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由群众自发形成并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高度肯定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革命群众”交流方式——“大串连”。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表态支持学生“交流革命经验”，造地方各级党委的反，这种活动被称为大串连。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后，全国出现了大串连的高潮。后来毛泽东又前后共计8次大规模会见红卫兵，受会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
毛主席佩戴红袖章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来京人员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为四天，主要活动是：参观、学习和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
最早出外串联的红卫兵大部分是“破四旧”时的“闯将”。他们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战场上的战士，冲锋陷阵成了他们行动的唯一目标。他们不仅串联到哪里，就参与那里的揪批“黑帮”的斗争，而且把“破四旧”中应用自如的打人特技传带到各地。同时，看到名胜中有“破四旧不彻底”的地方，便挥起皮带，噼里啪啦地再破一遍。
由于外出串联造成的学校空空旷旷，冷冷清清的局面，又使以斗“黑帮”，批“走资派”为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流于形式。为了集中力量把矛头转向刘少奇，为了恢复各学校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中央文革认为，动员各处串联师生回校搞运动，已成为燃眉之急。
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紧急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
下面通过《陈徒手：红卫兵大串联北京接待记》片段，来看一下大串连中的衣、食、住、行。
衣
1966年10月下旬北京气温急剧下降，但是这依然没有阻挡住各地来京者的脚步。各接待单位只得动员内部职工大量支援旧衣服、被褥，借给衣着单薄的外地师生临时穿用。市里又通过租贷公司，租用数量不菲的棉被分发使用。这里很快出现一个难题，很多外地师生穿着借用的衣服出走，事后不能归还。后来市领导只能决定，按其新旧程度赔偿职工，价款可以实报实销。这项补尾工作波及面大，折腾时间久。有趣的是，外地师生打了借条，穿着在京领到的棉衣或绒衣裤回家。
另外归还单位的御寒物资，更是让各业务单位苦不堪言，光是保管棉被一项就得在场地、拆洗等花费不少精力。
1966年12月15日，北京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委员会专门致函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县（旗）人委会，称这些衣服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统配物资，为了严格借还手续，曾规定凡借用衣服的同学，返校后必须把衣服送交当地人委。现在由北京借出单位把“借条存根（第一联）”直接寄给各省市，请各地尽量将这些衣服收回，收回后由各地统一处理。（见《关于联系革命师生归还棉、绒衣问题的函》）在当时生活条件普遍不良的情况下，化公为私成为普遍的现象，让衣物交公实为难事，而且让当地部门去回收处理纯属敷衍之举，这种大面积散发的官家函件只能是大革命时代官僚系统的例行公事而已。
食
1966年8月头几批外地师生来京办理食宿时，尚有较正规的食宿手续程序。由于来京人数过于庞大，很多人嫌手续麻烦，申请垫付等候时间长，就干脆不办理市委接待处证明，直接到学校和饭馆要求供给吃饭。这样原先没有办理垫付伙食费的外地师生，见状深感不合理，要求退还自己已花用的伙食费。而北京本地师生看到外地师生免费吃住，也觉得不公，他们指责市委接待处没有阶级观点，审查工作不力，不分对象、出身，随意开给垫付伙食费证明。
到了9月初，鉴于手续复杂、执行前后不一造成师生的不满，在当时气势磅礴的运动高潮之时，中央高层毅然决定：“外地革命师生在京期间，吃饭自交粮票，伙食费由国家开支，在未报销前，暂由各供应单位垫付。”然而能够主持报销的部门过多，审核批准的权限过宽，造成钱财大量流失。
9月25日市粮食局报告说，东城区黄城根小学住有杭州、甘肃等地的学生1600多名，在六天当中就搜集霉坏变质的馒头、窝头200多斤，一零一中几天中扔掉的馒头窝头也有一大桶（约200斤）。入冬以后浪费现象愈加厉害，11月2日市粮食局报告称，光是朝阳区文革里大楼一处收集学生吃不了和扔掉的干馒头就达九千六百多斤。
1966年9月底，上级指示要组织外地师生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为此在国庆期间对他们的生活要作适当的照顾，并作出决定：节日生活费每人增加四角，以保证当日参加游行时每人可携带鸡蛋三个、水果一斤。如果有的接待单位供应不及，可用饼干补充，由就近食品店、副食店准备货源。
10月下旬外地来京师生继续猛增，已经大大超出全市现有接待能力，多处供应点出现瘫痪，已有不少外地师生在露天流落、无处吃饭。这是许多外地师生来之前所没有想像到的，他们原本以为红色首都应是供应富裕、吃喝满足、热情高涨的城市。
住
1966年国庆过后，大量外地师生滞留北京不归，大都穿梭在国家重要机关参与文革事务。北京市无法在现有房屋中解决几十万人的住宿问题，只得仓促决定在市区街道、空地搭建临时席棚。由于任务大，要求急，多是限期完成，各施工单位进行突击，并主动垫出急需的钢材、木材和水泥。
据市土产经营处10月11日报告称，这次供应各学校、机关、企业搭席棚用的席子共61万多片，竹尖67万根，毛竹6万根，草帘、厚草垫、蒲草褥子、草袋子、草片122万片，总值四百多万元，共计一千多节火车的物资。由于是临时短期项目，从安全上看不能长期保留。考虑到转年接待串连的任务仍将繁重，除少部分外，在12月25日以前，陆续拆完。
损失最大的是用于安装锅炉、做烟筒和水管接头的钢材，还有杉槁、立柱等建筑木材，都是国家紧缺的物资，被强迫征用盖席棚后影响了许多单位的生产计划。搭盖席棚时，安装了大量的自来水、电灯、锅炉、炊事用具等设备，一旦拆除就会严重积压浪费，市里也不知该如何统一处理。北京市委希望分别由原供应单位合理折价回收，折价损失及消耗部分由国家予以报销。
行
1966年8月文革势头迅速升温，毛泽东等领导人号召革命师生进行“串联”，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希望以此打开运动的僵局，通过外力迫使领导层分化并抉择。据北京市委外地师生接待处粗略估计，从8月12日至16日留京人数高达13万人，8月29日达到30万人，来京人数越来越多，离京的人数反而见少。
然而大部分人是没有“革命目标”地在全国游逛。随着大串连的流行，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载运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惊险的程度。满员一百余人的一节火车车厢，车门踏板，车厢顶上都是乘客。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数次接见来京串连的几十万红卫兵，由于运送人数过于庞大，国务院从相近省市临时抽调一千五百辆客车和六千名司机、乘务人员，来京承担运输任务。
为了方便外地师生市内乘车，从9月26日起，每日上午七时至十时、下午三时至七时两个时段，北京市特意开办七条公共汽车免费专线，由市内前门、北海、西单、东单、和平里等处直达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石油学院，便于外地师生早晚进出城。
至于乘车证，9月中旬高层指示北京各接待单位要切实做好对外地革命师生的“五保”（保住、保吃、保交通、保医疗、保宣传解释）之后，持有一张乘车证，就可以无限期地坐车满城游逛。
时间一长，几十万人群在首都游荡也给高层带来莫名的压力。为了让来京串连的师生迅速返回原地，中央要求各接待单位负责填写借款三联单，由借款人持三联单直接到北京站、永定门站换取火车票上车。正是靠着这种三联单出票方式，简易解决了前后几十万人离京的手续问题。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车票上，除了时间、车次、到站地，还会加盖“不准转卖、退款”戳记。当然，基本上只要想要，就可以免费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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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必说张贴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及零星宣传用品等，可以报销；外地学生抄写材料用纸、订阅报纸，写大字报用的纸、笔、墨等可以报销；外地革命师生的医疗费，可以报销；外地学生死亡火葬费，死者的直系亲属来京往返车费，可以报销等等。
大串联所涉及到的衣、食、住、行（不止这些）蕴含难以估计的国家损失，也从侧面显示出了那个年代特定的癫狂和荒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