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有官修历史和民间著史的传统，一段由作家采写的10年“文革”史（注：指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历经20多年的等待，终于问世。

建国60周年，10年是“文革”，这段历史无法跨越。除了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重大选题中顾洪章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都一一顺利出版。

这段历史无法回避，它的出版是一种智性的选择。

“活档案”口述出来的历史

-本刊记者/杨东晓(发自上海)

这部书现在不可能再复制，因为这本书采访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了。

现在再有人写这部书，他就是抄我的

传记作家叶永烈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口述历史的工作，比中共党史界早了近20年。这10多年绝对无法用数字来表达。正如叶永烈本人所说，如果不是早几年下手的话，很多历史人物就不在了，很多珍贵的档案都在他们的脑子里，而叶永烈抢救了这样一批珍贵的口述历史。

现在整个“两案”(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全部档案3600卷，都放在中央档案馆。他还好下手比较早，那时有些还没有封存，在送到北京之前，他在上海看过。当时有很多都是他手写抄录下来的。

逼出来的口述历史

从1980年代起，叶永烈就拿着上海市委宣传部开具的介绍信，一位一位地寻找他采访名单上的一百多人。那时，他想写一部全面记录十年浩劫的书，但是一位作家，即使再知名也很难接触到最高层的档案，而他书中的各位当事人，无论“ 左”“右”都曾经是或正在作为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左右着中国的命运，这些人的档案只要进了京，就很难再对外开放。以“ 两案”为例，3600卷档案，在全部归档中央档案馆后，民间研究者就看不到了。虽然这些材料是死的跑不掉，但什么时候开放就不得而知了。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个个地敲开人家的门，采访这些当事人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同事、亲属或同学、朋友。通过记录亲历者脑海中的档案，回述中国曾经的风云时代和风雨历程。当然，这不仅需要上海市委宣传部这样的官方机构写介绍信，还需要更多的私人关系。

在创作《“四人帮”兴亡》的20多年里，叶永烈一次次地从上海跑到北京，经常住在公安部招待所，一是到部长楼采访方便，二是他与公安系统关系过硬。以至于有一回这家住满了大盖帽的招待所里有人问了一句：“这人是谁？”另一警察说：“上海局的便衣”——他们对他唯一的了解，就是他持上海身份证。

这位“上海局的便衣”也顾不上回应，径直找他的“当事人”做口述历史去了。也正是因为与公安方面熟悉至此，所以，他能在1984年就带着一个砖头大的录音机走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在那只旧式录音机硕大红灯的闪烁下，一会换一盘录音带地采访了徐景贤；能在陈伯达刑满仪式的第10天，就出现在他的家里。

当然，并非每一位采访对象，都能很快地接受被人挖掘和审视这一事实。“采访被害者还容易一些，施害者就很难” ，叶永烈说“思想负担最重的，当然是陈伯达了”。

最难采访的陈伯达

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作为“两案”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高法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1981年8月5日，陈伯达因病保外就医，听说陈伯达保外后，他就准备采访了，因为知道叶永烈采访后会写一些文字出来，公安部就劝他，陈伯达还没有刑满，采访内容不能马上发表，但他很快就要刑满了，你晚点找他、等他刑满之后再去比较合适。

来自陈伯达的回复也很干脆，就是拒绝。“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30年，开头他根本不理我。他讲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不能不回答公安部的问题。叶永烈来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这就是陈伯达，他是叶永烈碰到的最难对付的采访对象。

叶永烈耐心地等到了公安部为陈伯达举行过刑满仪式，刚刚满十天，就来到陈伯达的家里，但陈还是闭口不谈。叶永烈第一次采访陈伯达时，陈伯达已经83岁。他倒过来问叶永烈一些关于孔子和老子的问题。这是他1939年在延安与毛泽东讨论过的问题，向叶永烈提出孔子和老子，陈伯达是想看看，这位40岁出头的采访者，对自己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在采访之前，叶永烈已经看过了陈伯达的所有论著，还看了有关他的档案，并且知道毛泽东在肯定陈的文章是“好的 ”的前提下，还商榷了陈七个地方。所以当陈伯达提出自己在延安时期给孔子“正名”这一哲学观点时，叶永烈告诉他：毛泽东与他讨论这一问题总共写过三封信，前两封信是托张闻天转交给他的，另有一封是直接写给他的。这么一说他就知道叶永烈是有备而来了，而且是个谈话的对象，此后慢慢开始愿意交谈。叶永烈也就先跟他谈他愿意谈的问题。“你一开始就问他你跟林彪的关系怎样？就完了。另外，我告诉他一些别人写他的，比如说俄罗斯汉学家费德林，刚刚发表了在中国的回忆录，里面记录了有一大段写到他的，我就全部复印了，见到了他，我就全部念给他听。”

陈伯达对别人记录他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有时一边看着还一边讲起他访苏的过程，也会评价一下，他还会说费德林什么说得对，什么说得不对。

1989年的中秋节，叶永烈去陈伯达家见他气色很好。叶永烈想给他拍张照，他听取叶永烈的意见，脱掉了常年习惯戴着的帽子，照相时还拿过来一份《北京晚报》摆了个姿势。拍完照，陈伯达写了一幅书法“凤兮凤兮，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送给叶永烈，落了“仲晦”这个笔名。这是他此生最后一幅书法，一周后这位85岁的老人因为心肌梗塞去世。

王力“一触即跳”

王力在文革期间当了一年中央宣传组组长，文革结束后在秦城坐了十年牢，出狱了。

1988年11月3日叶永烈敲开了他的门之前，由于叶永烈事先请关锋给王力打了电话，王力又打了个电话给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若望，打听叶永烈这个人怎么样？得到了王若望的肯定回答，王力才接受叶永烈的采访，开口说话。当时还没有电脑写作，叶永烈写完主动把《王力病中答客问》的手稿寄到北京，王力看后亲笔做了一些修改。对于他增加的那些内容，叶永烈并不完全同意，认为他有些提法确实太过了。但叶永烈在发表的时候，还是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动地照发了。他觉得应该尊重王力，“他有权修改他的话，如果我不尊重他，我可以不给他看是吧？可以不寄给他。”这篇文章在上海、香港、美国刊发后，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王力风波”，不算其他报纸，光是《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文章，就有十几篇。点名王力，也点到了叶永烈。对王力的批判多是落在他改的那些地方。

王力的性格，被叶永烈比喻为“一触即跳”，《人民日报》今天发一篇批判他的文章，他明天马上给《人民日报》写一封信。“我觉得他们一方面有历史问题，或者说历史的罪过。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历史的当事者，我是充分的尊重他们。我是为了写这段历史，所以是把事实放在第一位。我这个时候是用事实说话，没有更多的个人主观评论。所以要搞清历史和事实。另外，尊重科学，我的作品是建立在史学的基础上。”

但是不同的当事人，对历史和现实有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个性也使他们对相同问题的“口述历史”有迥异的态度。就叶永烈尊重的两位采访对象陈伯达和王力来说，陈伯达曾经跟叶永烈说过：“年纪大的人容易护短，另外我的记忆还不好，可能有些事情说得不准确，你以我当时发表的文章为准”，对此叶永烈评价道：“他有这个自知之明的。相对来说，王力就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王力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连做的都对。“‘我跟周总理说过……’，他还常常会有这样的惊人之语，或者他会说 ‘这个事情我在什么什么时候就说过了’，”叶永烈评价王力：自我感觉就是这么好。那篇《王力病中答客问》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就是因为他老先生的自我感觉太好了。他的信念中，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他一直是这样的，恐怕到死也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别人看来，他已经是罪人了。所以才产生这么大的悲剧。”

偶然线索带来的惊异

被叶永烈敲开家门的人，都会有一时的惊讶——你怎么知道我的？你怎么找来的？

上海市有位发明人，1980年代刚刚推出一个新的发明专利，当他看到叶永烈时，还以为叶永烈是来采访他的发明来了。可是叶永烈一开口就提到王洪文和“安亭事件”，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上海安亭在改革开放以后出名，是因为德国大众选择了这里，在“文革”期间出名，则是由于王洪文指挥了上千工人卧轨，导致京沪铁路中断了20多个小时。

这个人是谁？他与王洪文是什么关系？

当年上海成立工人造反司令部时，有两个头头，一个是周宝林，另一个就是王洪文。周宝林做了一阵子头头后来就下去了，他后来的沉寂反倒救了他。但他是整个上海工人造反派各项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王洪文早年造反起家时的共事者，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让周宝林感到奇怪的是，叶永烈是怎么知道他并找到他家里的。原来叶永烈在调查安亭事件时，发现了一张领取面包的签名名单。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发动上海工人到上海西北郊的安亭铁路上去卧轨，这在上海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么多工人都跑到城市西北那个小镇上去了，于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出面来劝工人们，劝他们离开铁轨，到了用餐的时候，还派人送来大量面包。当时出头领面包的，都是各系统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每个头头领面包时得签个名字。叶永烈就是凭着这张签字名单找到他的单位、找到他的家里来的。而这个周宝林是个很干脆的人，他马上说，他所有资料都保留着。

向叶永烈讲述王洪文的，还有其他一些当时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不同派别的造反派中，有些人是王洪文的死对头，耿金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当年也是带领五六十万之众。从这种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述那段造反的历史以及王洪文这个造反起家的人物，对正史就是一种客观的补充。

许多资料和人证，都是在“偶然”中被查到的。1986年叶永烈在一个与医务界没有任何关系的档案堆里，看到一份1976年12月1日的绝密档案《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张佩瑛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的亲妹妹，1974年在上海市有名的“红房子医院”做妇科手术时，还未及手术，就死在了麻醉过程中。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案要案。叶永烈追查到“红房子医院”，在一大箱档案中发现一份资料，是当时著名麻醉师方兆麟写的材料，他不仅是张佩瑛的麻醉师，还作为高干医疗小组的成员，做过前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麻醉师，他在材料中关于柯庆施的死因就写了七八页。通过这份材料，叶永烈找到了方兆麟，留下了珍贵的口述资料。

那些讲述的真伪

口述历史虽然是一部活的档案，但是口述历史本身也会因为讲述者记忆的偏差，或主观意识的原因出现历史的“多样性”。尤其在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对口述历史真伪的判断就格外重要。

比如，王力对叶永烈谈了田家英的死因，在田家英去世前一天，王力还跟他谈过话，有人说，是王力的这次谈话把田家英谈死了。叶永烈又向田家英的夫人董边了解了田家英之死。海外传的最盛的就是田家英是被汪东兴的警卫开枪打死的，即使是说他悬梁自杀，也把自杀的地点，说成是毛泽东的书房里。

董边讲述了1966年5月23日事发当天从早上到晚上的过程，和在中南海永福堂看到的现场，毛泽东图书室中的田家英已经被放下来了，平躺在两排书架中间。叶永烈认为董边的讲述是最准确的，但他在书中并不排除列举其他说法，“就是香港的说法，最突出是在哪里，比如说《动向》在第几期。怎么说的，这个说法现在流传最广，但是他没有依据。”田家英既然不是他杀，那么他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是因为“篡改毛泽东著作”，那么怎么个篡改法，这又是一个需要多方提供口述的调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谈到了这件事。

另外一些采访对象的讲述很有可能是自己的推理，而不是亲历。叶永烈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毛泽东曾经的一位侍卫长在说到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前的“约法三章”时，说“没有这回事，我绝对没有听说过”。叶永烈认为他的说法没有说服力，因为他那时还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有人张口就是当时政治局会议上如何如何约法，可他本人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那么他是怎么听说的？

“约法三章”可说是江青问题中争议最多的事件，有的采访对象明确地说“有”，有的则坚称是无中生有。说有的，还能说出到底是“这三条”还是“那两条”，遇到这种情况，叶永烈就把各种说法都展示出来，并把各种书中各种版本的“约法三章”罗列出来，坚持没有“约法三章”的，也把他罗列出来。这一点也是传记作家与党史专家不同的地方，作家的视角不同，不会避开敏感词，而是更进一步去查明真相。党史专家最多只在大事记中记上一句，对于有些事情连记都不会去记一笔。

对于给江青的“约法三章”，叶永烈本人倾向于“有”，“她走过的这些道路，到了60年代初，差不多是20年了。”叶永烈曾经在台湾看到一本书，台湾方面从王若飞的笔记本上找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约法三章”，王若飞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笔记本上有会议纪要完全是有可能的。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时，从一堆中共文件中找到王若飞的笔记本。

台湾公布的约法三章如下：“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但是台湾方面只公布了这些看上去逻辑关系严谨的文字，并未公布原件手迹。

四个人和一座城市

这四个人，把中国当时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变成了自己的据点，并由此完成在政治上的“发家”

这四个人，结成了一帮，毛泽东从1974年起就当着政治局委员们批评江青搞“四人小宗派”，挨批评、写检查，还是要结在一起。毛泽东再三再四地批评他们不要搞“上海帮”，并终于在1975年说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帮”。

“四人帮”觊觎着毛泽东身后的位子，并给自己排好了座次。这些座次和交椅都安放在北京。但是中国人总是要把“ 四人帮”和另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文革孤岛——上海。

“四人帮”与上海的关系

王、张、江、姚四个人中，从原籍上看，没有一个是上海人。1914年出生的江青是山东诸城人，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老家山东巨野，吉林长春人王洪文生于1935年，四个人中只有祖籍浙江诸暨的姚文元与上海有些渊缘，从小跟随翻译家父亲姚蓬子生活在上海。

毛泽东曾经批评过他们不要搞“上海帮”。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上海这座城市捞取了政治资本并且发家的。

江青因丈夫黄敬被捕，于1932年逃往上海，在上海断断续续生活了6年，于1937年去了延安；1935年， 18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两年后返回济南，1938年1月到了延安。

21岁的王洪文是1956年从军队复员，被分到上棉十七厂的，但是，四个人中，他在上海的“腾飞”之路是前所未有的。不光这四个人，在全中国，他的“腾飞”也是最快的。在20年的时间里，他从一名复员的士兵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种非常态的升职，当然有着“非常”的背景，在这20年里，中国先后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前十年的时期里，王洪文一直是一名保卫科干部，这种稳定的态势在当时是正常的，但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这位30岁的年轻人在11月6日一跃成为上海造反派“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司令，5天后他指挥了“安亭事件”，到了第二年2月24日就升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又过了两年，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如果说王洪文在后十年中跃升飞速的话，那么他离不开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

江青爱上海

江青自从1937年去了延安之后，再回上海，中间已经历了27载。她对这座城市具有深厚的感情，她在这座百年来一直走在中国前列的城市绽放过青春年华。

20岁的江青在这里参加过陶行知的“晨更工学团”，又加入了共青团，被敌人逮捕过，也写过悔过书。1935年，江青以艺名蓝苹进入话剧界、电影界。当时一群左翼戏剧人要排演易卜生的《娜拉》。蓝苹还在排练中，就引起了另一位山东人《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关注，崔万秋，是笔名狄克的张春桥的上司。1935年6月27日《娜拉》在金城大戏院首演，崔万秋的文艺副刊马上为女同乡炒作起来，蓝苹被捧为“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从蓝苹演艺生涯的作为来看，对虚名的追求让其在政治上一直无法成熟起来：尽管江青19岁就在青岛入党，但是由于国民党人崔万秋的关系，艺人蓝苹小姐在参加蒋介石50大寿的“购机祝寿活动”和“祝寿游艺大会”时，表现积极；与左翼的相熟，又使她主演过《都市风光》、《联华交响曲》、《王老五》、《狼山喋血记》这样进步的电影；而出于嫉妒，她把风头盖过她、出演《赛金花》的演员王莹记恨一辈子，并在30年后令王莹死无骨灰只留下一个编号。这就是江青。

上海市南昌路110弄25号，至今还留有她生活过的痕迹。

25号的主人费女士指着二楼洗手间一个一尺见方的苹果绿色烧瓷面盆说，这是江青当年用过的，有很多人来这里出高价买它，我不卖。洗手间和卧室相连，总共不过十五六平方米的样子，却是个三角形的房间，因为开发商买的地块到这里结束了，而这幢房子的其他房间大都是四四方方的，由于三角形房间租金低，所以江青租了二楼这间房子。三楼的三角形房间是保姆房，底楼的三角形房间是厨房。

江青在这间三角形的房子里和男友唐纳同居过，结婚又分手。费女士敲着江青卧室隔壁的一堵墙说：“这堵墙以前是玻璃的，这间玻璃房有9平方米，江青拿它当花房养花。”现在上海市区内稠密的人口已经把这扇玻璃墙体变成了一张挡板， 9平方米足够现代人起居了。

这就是年轻貌美的电影明星蓝苹在上海的生活起居。上海的电影事业在当时只比好莱坞晚起步10年，但发展势头强劲，这一行业与生俱来的奢华与浪漫和她生性中的虚荣融为一体。因此，她爱这座城市之深可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出身中国北方省份的女人骂自己的湖南丈夫毛泽东是“土包子”的原因之一。

1964年，她想在北京找人写一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学家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是找遍北京也没找到。于是，她就跑到她曾经深爱过，并且恋情依旧的上海来。这一次她找到了志同道合者，而这个人，在1930年代她最风流的年代，就和她结识过。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写手狄克，1964年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春桥。

张姚捆绑合作

江青跑到上海，经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介绍，“结识”了张春桥。说结识，应该不是第一次，只是在1930 年代，他们还没有深交，但至少是见过面。在沈醉的回忆录中，就提到过沈醉在崔万秋家里，曾经见到过影星蓝苹和穿着蹩脚西装的年轻人狄克。但当时蓝苹与狄克是否相熟，沈醉也不得而知。

这一次，张春桥把江青交待的任务，下发给了《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1930年代，姚文元还是个儿童，但他的父亲姚蓬子已经是左联有名的翻译家、诗人了，后来姚蓬子被捕叛变为人所不齿的叛徒。也正因此，张春桥50年代在《解放日报》当社长兼总编时，就看中了文学青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姚文元，因为姚有其父这根小辫子可以握在张春桥的手里，他不怕姚文元不听话。

也正是从1964年江青在上海物色文化打手开始，后来的“四人帮”中的前三位“大员”已经聚齐了。这一年，姚文元奉命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一举成名”，这篇稿子他写了半年，这篇稿子也使他从《解放日报》的编委摇身变成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跃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即便是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能不对一路提拔和“保护”他的张春桥俯首贴耳。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点燃的是从批斗北京市委市政府开始、迅速燃遍全国的恶之火。在火焰之上疾速飞升的张春桥，一年内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升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不发表在党报《人民日报》上、不发表在张春桥掌管的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而刊登在一份在读者眼里堪称民间报的《文汇报》上，不能不说是这帮人的“政治智慧”。1957年，毛泽东曾写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更加重了它的民间和知识层色彩。

更微妙的是，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稿子是按张春桥的要求，拿到《解放日报》去排的版，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排版保密性好，但发稿，要去民间报上发，张春桥很懂这一套，江青也很懂这一套。

江青重回上海滩

江青在离开上海27年后，又跑回去炮制她的文革炮弹，因为她无法掌控北京市委市政府。

江青到上海来的另一项“工程”就是她要拍“样板戏”。文革期间，江青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过《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数部样板戏，但长春无法成为她当“旗手”的据点。她对长影的舞台只是几年的占用，因为长春既不是她钟情的上海，这里又没有能为她做喉舌的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也成为长春的幸事——没有沦为第二个“上海”。

张春桥不仅在报纸上为江青鼓呼，在样板戏上，对京剧一窍不通的张春桥狠下了一番苦工夫。原先他是个连西皮、二黄都不懂的人，后来为了把江青对《海港》、《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的指示落实到位，每天都要听京戏录音。江青是一条指示没落实就要发脾气的人，张春桥侍候得也是小心翼翼。有一次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就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

张春桥的聪明还在于，没有任何文献表明，他与江青提过1930年代的往事，这种心照不宣，更是把二人微妙的关系，引向一种“捆绑”式的合作中去。

王洪文加入，“四人帮”形成

就在此时，“四人帮”中的资历最浅但很快就跃升到位子最高的那位，也开始蠢蠢欲动了。31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强行以“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代替上海市政府，随后又以“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替上海市委，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这一宗“一月风暴”的“创举”，迅速传遍中国，于是，全国都刮起了夺权风。

很快，王洪文在上海市就成为排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第三把手。

至此，四个外来的“上海人”悉数到齐。但是他们真正成为“帮”，还是在王洪文1973年8月中共十大进入政治局，成为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

一生相信工农兵、依靠工农兵的毛泽东，在林彪摔死之后，开始考虑新的接班人，穷苦农民出身、当过兵还当过志愿军赴朝抗美、在工厂参加了革命造反的王洪文，1974年被毛泽东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进京，住进钓鱼台九号楼，进一步使王张江姚四个人，从思想上到地缘上，最后又变得比邻而居，一步步地拉近彼此形成帮派。

开始还是工作结合，当他们发现这种工作结合能给他们个人带来利益时，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关系，并逐渐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四人帮”历史的研究者，传记作家叶永烈强调，“很多书都写错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人帮怎么怎么样，其实‘文革’开始时还不存在四人帮。”“四人帮”这个定义是在王洪文进入政治局以后才开始的。

这四个人的关系谱应该是这样的：江青从1964年开始，亲手“培养”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并使之成为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张姚也趁此大树找到了庇护，并扶摇直上，以至于张春桥在政治局时，曾经排行第三位。张春桥就像一个核心，上边绕着江青，下面连着姚文元和王洪文，文革初期，当王洪文还是个副科级的干部时，得到了张春桥的扶持和培养。而江青则是他们拉大旗当虎皮的一个旗帜，如果没有江青独一无二的社会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早就停滞不前了，又能去投靠谁呢？

1975年，正当张春桥将要登峰造极之时，上海发生了一件真实的政治笑话：

张的羽翼在上海大街上贴出大字标语，字大到一整张纸只写一个字，这些纸并排起来后，是一句：“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即使是这种威权之下，上海人还是不乏幽默，有人把“张”“春”“桥”三个字分别撕下来，重新组合了标语，于是，上海街头巷尾到处相传：“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四人帮”秦城监狱最后岁月

编者按：“文革”的结束，让秦城监狱也和全国一样“换了天地”。不仅那些被错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囚犯”一个个出了监狱，监狱里那些由“四人帮”控制的“造反派”们，也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即，又一批重要嫌犯被送进秦城监狱——“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另外，秦城监狱里还有此前被关进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1980年3月底，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芳接到公安部的一封密电，要他去参加公安部预审“四人帮”的工作。由于案件特殊，中央决定预审组住进秦城监狱，就在监狱内审。

一个月后，王芳来到秦城监狱。据他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当时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之外，全体预审人员都住进了监舍，每人一间。他们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开始了与犯人同吃同住的办案生活。

依法审判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以下简称“两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预审组对在押的“文革”干将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展开了侦查预审。因为人手不够，公安部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人员，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到170人。根据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一组负责审江青，二组负责审张春桥，三组负责审王洪文，四组负责审姚文元，五组负责审毛远新，六组负责审陈伯达。王芳担任二组组长。

张春桥是“两案”主犯中最难对付的人。王芳回忆说，1980年6月，预审组开始提审张春桥。在宣布完中央责令由公安部依法审理他的决定后，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停一下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此后，他便一声不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也不签。

到9月预审结束时，张春桥一共被提审11次，但他始终“牙关紧闭”。针对他以沉默对抗预审的态度，预审组采取了揭露性的预审方法，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总是喋喋不休。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人，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只认错不认罪。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10名主犯提起公诉。

江青应该算是关押在秦城监狱里最著名的女犯了。

为了看管“两案”的要犯，秦城监狱专门成立了共和国第一支“武装警察干部大队”，从全国13个省抽调了300多人。其中由22个女兵组成的独立分队，专门负责对203监区“7604”号犯人的看管、提审、押送工作(秦城监狱原来不设女看守)。“7604”就是江青在秦城监狱的编号。

原河南省武警总队的李红，是当年看守过江青的女兵之一。多年以后，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在看押江青之前，她还和其他几个女兵专门去了一趟毛主席纪念堂。1978年4月17日，李红第一次见到江青。“这位已经64岁的女犯，身材姣好，腰板笔挺，高傲冷峻。”

在秦城监狱接受预审的日子里，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放风时，她常常打太极拳。因为特别安排，“两案”要犯们的放风时间都不会重叠。江青不但见不到其他主犯，甚至还不知道有些人已经和她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监狱中的江青喜怒无常。心情好时，她会在屋子里唱京戏，边唱边表演；生气时则会与看守发生直接冲突。李红仍清晰记得，有一天中午，开饭时间，江青开始使劲儿敲门，并冲李红叫喊：“饭送晚了，是凉的。”她不依不饶地抱怨：“主席尸骨未寒，你们把他唯一的亲人关起来(指毛远新)，这是对主席的不恭……把主席夫人关起来，不把我当人看，我有什么错？”

李红回忆说，当时江青已经闹了近一个小时，听到她说这句话，李红也急了：“你是主席的第几夫人？第一夫人是杨开慧！”

江青大怒，骂李红：“你个小瘪三！”李红当即回敬了一句。江青扑上前，将一口唾沫吐在李红的脸上。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25日，改判为“无期徒刑”。

关于江青在此后服刑期间的狱中生活，作家叶永烈在其著作《四人帮兴亡》一书中进行了描述：当时江青被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20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却看不见外面……伙食要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的好一些。在狱中，她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时，不由地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1984年，江青患病，经检查，被诊断为喉癌。经公安部批准，她搬出原来的牢房，住进了紧靠监狱的一幢楼房。

秦城监狱有专门的医务室。平时，保健医生和护士负责治疗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在离监狱大楼不远的地方，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牙医诊所。如果犯人遇到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时，监狱就会把犯人送到指定医院——复兴医院。坐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复兴医院，当时是公安部的定点医院，也是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可以说，复兴医院的监狱病房是秦城监狱的延伸，同样设有铁门、铁窗，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

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要犯们，除了没有外出等自由，其狱中生活还算是“舒坦”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林彪集团的干将邱会作获准保外就医，随老伴胡敏回到了她的老家陕西。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管人员说：“对今后的生活没别的要求，但愿有暖气、洗浴等设施，治病方便。”但到陕西后，他发现缺的正是这三样。邱会作对送他的秦城监狱监管人员说：“你们带我回秦城监狱吧。”这样的要求，令当时的监管人员哭笑不得。后来，直到去世，邱会作没有离开过陕西。

1987年，江青在秦城监狱关押了10年后获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凌晨，不堪病痛折磨的她，悄悄地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后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自缢身亡。1986年，王洪文也获准保外就医。1992年8月3日，他在北京病亡。2001年，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姚文元到期释放，回到上海家中，第二年去世。“四人帮”中，只有张春桥没有出狱，于2005年4月21日病死在秦城监狱。

黄春光讲述黄永胜的晚年生活，他的心里有两个答案是明确的

黄春光是黄永胜的第一个孩子。

1943年冬，黄春光出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山洞里，因此，小名叫“冬洞”。

1962年黄春光考入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在特殊时期受到影响，1968年才毕业，毕业后分配至空军云南蒙自机场，在航空兵某师轮战小分队下放锻炼，当机械员。

1969年春节前，黄春光调到航空兵38师作战科任参谋。

1971年9月12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天气晴朗，上午，黄永胜先到理发室理发，随后，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

此时，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父子二人回来，闲聊了几句。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三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午饭，开会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

那晚，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春光和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都有印象，那一天比较平静，直至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

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他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没有加密。

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13日，黄春光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又载，机上有谁不知道。”

“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黄春光马上问黄家的秘书，但秘书也一无所知。“我又问父亲回来没有，说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逮捕。

也正是这一天，黄春光接到了电话：“电话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

过完10月1日，黄春光在办公室，他说：“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

“我分析，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但当被问到为什么烧照片时，他愣了愣，他没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只是有一种朦胧的危机感，黄春光说：“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

他也承认：“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11点多，秘书看见，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

纪登奎、郭玉峰找黄春光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

黄春光似乎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4年。李作鹏的女婿、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王乘璋的秘书，我们都在一起。”

在那个年代，唯一可做的，就是安下心，不胡思乱想，也不怨天尤人。黄春光深知这一点。

被关押的那段时间，他并未受到苛待，吃了倒头睡，醒了还是吃。

看守很是纳闷，忍不住问:“别人在这儿都是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一点儿负担没有呢？”

黄春光只是答道:“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有什么负担？我最大的负担就是我父亲是黄永胜，但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个父子关系。”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直至1976年，黄春光才知道黄永胜被关在秦城监狱。

“我们反复要求去看。”黄春光总是想，无论如何都要再见一面自己的父亲。

“终于说可以看了，母亲却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

黄永胜却不见，他回信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

黄春光锲而不舍：“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

黄永胜终于同意了。

1980年7月9日，儿子黄春光、儿媳谭笑和小孙子来狱中探亲。

黄永胜提前一天就刮了胡子，1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停地在监狱里来回走动激动不已。

见面了，他一个大步上前，两次拥抱黄春光，那情景，感动得儿媳谭笑不禁侧头，发丝遮挡住了她的又笑又泣的模样。

黄春光十分感慨：“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

之后，黄春光又去探过黄永胜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

“在父亲的心里，有两个答案始终清晰而坚定。一是，只有党才能拯救中国；二是，伟人在党内是无人可比的。”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心反江的，抵制江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互相瞪眼睛。”

良久，黄永胜才向黄春光问起了项辉芳，毕竟他已经快10年没有妻子的音信了。

黄永胜被羁押后，妻子项辉芳也于1971年12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被送到安徽省白湖农场监督劳动。同其他被告们的家属一样，中纪委于1979年9月宣布对她进行重新审查。

在漫长的审查中，项辉芳通过他人的举证，断断续续地知道了黄永胜的一切。她仿佛天生就有着异于常人的韧性:她决定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一切。

后来，在军事学院大院里，人们常见到一个憔悴孤单的女人在夜晚散步。她每月领取60元的生活费，等待和盼望组织上对她的处理和定论。

另一头，黄永胜在狱中没有像吴法宪那样一天到晚把老婆挂在嘴边，一种复杂的感情藏在他内心的深处，只是在他忧虑的日子里，他才从诗中表达出妻离子散的悲哀心态，但也写得很少。

黄春光说：“他说话断断续续的，但我听懂了，他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她现在想什么，她是否能原谅他。”

谭笑在一旁告知道:“妈妈已经解除了监督劳动，她的问题搞得差不多了，回到军事学院，等待重新审查，我们可以随便去，还可以住在那里。”

黄永胜听的时候把口张成个“0”形。

儿媳讲完了，他的嘴还张了半天。

然而，黄永胜判决后，项辉芳就同黄永胜离婚了。没过多久，黄永胜在青岛保外就医时，因病情恶化早早结束了生命。

在黄春光的记录中，只以一句沉重的话终结了对黄永胜的回忆：“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澄水洞风景区东北角是黄永胜与项辉方的陵园。广场两侧是绿化带,栽有塔柏等植物。陵东侧是陈列室,陈列着黄永胜、项辉方的照片和他们部分遗物,陵园北侧有台阶通往陈列室。而这一陵园是黄永胜的黄春光及其兄弟建的。

此前，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建立，黄春光努力争取成为其中一员。

审查与劳改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此时，他们想要有所抗争。

吴新潮本来是要继续当农民的，但他想留在北京，就到处找关系，最后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批示，落实了政策。林豆豆、黄春光等人也通过胡耀邦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

至此，包括黄春光在内的一批人的命运有了重启的可能。

自从父辈被划入另册，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的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遭到诟病。黄春光激动地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黑二代”，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1976 年，黄春光转业到工厂，他自我降格为“一年级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人人削尖脑袋想发财的市场经济里，他们的天地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黄春光在赚钱方面，表现出色。

1976 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厂工作。1980年，他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凭借父辈和同学间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2001年9月至2005年12月，“江夏黄”调研工作专班成立后,正式接待前来江夏寻根认祖的黄姓宗亲和组织。黄春光也携妻儿也回归到江夏认祖归宗。

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

陈伯达突然去世

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阴雨天。忙了一天的王保春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回家，到家休息了片刻，刚拿起碗吃饭，突然电话铃响了，他放下碗去接电话，听对方说完，他放下电话自语道：“怎么会呢?”老伴忙问怎么回事，他说了几句。老伴说：“那你和文耀快去看看吧!”

王文耀也正在吃饭。保春一进门就急匆匆地说：“告诉你，陈老头去世了……”文耀一怔，忙问是何时去世的。保春说：“是公安局的老萧刚来电话说的。不巧的是晓农今天上午去石家庄看他母亲去了，只有兰华在家。怎么这样突然，上个星期咱们去看他时，他身体、精神还挺好的。你快吃饭，完了咱们去一下。”文耀说：“不吃了，咱们走吧。”

我们俩一路紧着骑车，7时半到了陈的住处，见到了陈的儿媳妇兰华和孩子。兰华把孩子支到另一屋子，哭着述说了老人去世的情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头天晚上落了秋雨，早上很冷。晓农走前，去陈屋里看过几次，想告别一下，可每次见陈睡得好好的，不忍叫醒他，便把刚找出的毛裤放在陈的床前椅子上，就出门走了。陈起床后即连声说冷，一边问：晓农走了吗?兰华说：他走了，他去您屋里几次，见您睡着，就没叫醒您。中午吃饭时，陈在过厅吃，兰华和孩子在有电视的屋里吃，忽听到过厅传出盘子和碗的碰撞声，接着咚的一声，兰华赶紧过去，只见陈坐在椅子上，头歪在墙壁上，嘴里吐出食物，脸和嘴唇都发紫。兰华扶起陈的头，大声喊他，同时让孩子叫对门老萧。老萧过来给老人嘴里塞了救心丸，又赶紧找社区卫生站的大夫，打电话找朝阳医院的大夫，并通知了陈现在的单位北京市文史馆，随后又打长途电话给石家庄的晓农。

卫生站的大夫来后，看老人还有微弱的脉搏，正准备打葡萄糖针，朝阳医院的陈大夫和徐大夫赶来了。陈大夫给老人量血压，已经没有血压了，再翻开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放大。陈大夫说没有救了，准备后事吧。

兰华说，她当时失声痛哭，不知所措，在场的朝阳医院的党委书记、公安局的萧键同志、住地派出所长等人，共同商量决定，先将老人送到朝阳医院太平间，待晓农回来商量办后事。随后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雨水，将陈的遗体抬下楼，送上了车。

我们听了兰华的讲述之后，又去住在对门的公安局萧键同志家中，听他说了抢救陈的过程(他和兰华讲述相同)。当天晚上8点15分，我们离开了陈宅。

将陈伯达去世情况告知领导同志

因当初是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代表中央让我们与陈伯达联系的，现在陈已经去世了，我们认为应及时告诉有关领导，因此我俩蹬车直奔领导同志家。

到了这位领导同志的家，已是晚上9点钟了，他正在看电视，见我们这样晚了来，有些诧异。当我们将陈去世的事告诉他后，他半晌没说话。待了片刻，他慢声地问我们：陈伯达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们答：85岁了。

他说：他什么时间出的院?

我们说：今年春天出的医院。

他说：从84年我不与你们联系之后，他还写了些东西吧?

我们说：可能写了些东西，都不是经过我们的手，而是从公安局那边送过几篇，不知写了些什么。

他转了话题说：告诉晓农，处理后事，不要提什么要求，应听从组织上的安排。骨灰看放在惠安(陈的家乡是福建惠安)还是什么地方?家属可斟酌一下。家属都应通知到。刘叔宴和他正式离婚了吧?刘生了两个孩子吧?

我们说：是陈伯达在刘叔宴提出离婚后自己写的离婚书，当时曾给杨得志同志看过，还给周总理看过，不知算不算数。刘生了女儿岭梅和儿子小弟。小弟在陈伯达倒台后，与保姆一起被关到卫戍区将近三年，受了惊吓，不敢再与陈联系。

领导同志还问到陈的经济状况。

我们说：陈刑满后的月生活费是250元。陈1958年以后的稿费，过去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58年以前的稿费除了买书用掉的，还有两万多。听晓农说，这些稿费85年已发还了。这些钱加累计的利息，分给了刘和陈及子女，但小弟没要，让给了晓农。晓农工资低，兰华为照顾陈，又留职停薪几年，经济较拮据，发还稿费就好过些，只是陈仍不改买书的习惯，不停地让晓农给他买书，用去一些钱。

领导同志还问道：陈伯达那里收集了些自己的著作没有?

我们说：没有几篇，他原来的书，连同他自己的著作，1971年抄家后一直没有发还。

领导同志说：他在延安时写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几本书，不知道他那里有没有?他的《论谭嗣同》对我的印象很深。

我们说：他一直想要这几本书，可是原有的书未发还，这几本书现在市场上又买不到，一般图书馆也不让借阅。我们只好从中央书记处政研室的图书馆给他借了几本，是批陈整风时编辑的，1974年印刷的，书名叫《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反动言论集》，是从全国各地收集的他在解放前的著作，大约编了20多个分册，是供大批判用的。我们借出了很少几册。陈看了目录以后很高兴。他说自己都收集不了这么全。

领导同志说：在延安写的怎么能说是反动言论?就是在白区写的也不能说成是反动言论呀!

谈了大约一小时，我们就离开了。

丧事的筹办

自从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后，天气一直很冷，阴雨不断。陈晓农说文史馆(陈伯达服刑期满以后，人事关系由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告诉他要在国庆节前火化，决定9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一切要从简，现场不挂横幅，用陈健相的名字举办，交通工具给提供一辆面包车。文史馆有一人兼管办理此事，可是晓农去找此人商量如何办理时，没有找到。时间很紧，晓农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办。在此情况下，我们俩约晓农一起研究办理他父亲的丧事。

25日在保春家中，几个人按照文史馆向晓农交代的精神，商量决定：

1、口头通知过去在工作上接近过陈的几位同志，自愿参加；2、准备一张遗像照片；3、老人的外衣，可从旧衣中找件比较新一点的中山服；4、送花圈、挽联的署名按文史馆的要求署陈年轻时用的名字陈健相。

大家商量之后，马上分头准备。

保春负责将陈的死讯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志，告诉他们遗体告别的时间和集合地点。陈伯达平时不喜照像，旧的照片1971年抄家后没退还，新建的家里又无照片，晓农就到我们俩家里找，仍没找到一张能用的，只好让王文耀懂摄影的儿子王东升采取技术措施，从现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张加以放大。文耀和爱人郝志敏在求是杂志社技工班老工人贺万钧、曹永和的帮助下，拼配修理了个旧像框，随即赶到陈家帮晓农装好遗像，并帮他准备了其他事项，夜里10时许才返回家。

遗体告别

9月28日早上，最先来到八宝山的文耀、志敏和露菲打听到指定的告别室，是八宝山殡仪馆西边旁门内，编号第一的告别室，面积约有一问教室大小。前边一位告别仪式正在举行，待他们举行完了之后，我们开始整理场地，这时北京市文史馆的人也来了。

陈的遗体由晓农一家和王东升护送到了之后，推到化妆室里排队。由于前边排队待化妆的遗体不少，中新社的耿军和冰心老人的外孙陈钢有些着急，就在那位化妆师的耳边小声的说了陈的名字，那位化妆师没有说话，马上提前认真细心给陈面部作了修饰，在修饰时由于枕头太低不好操作，在场的老干部姚黎民同志当即将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脱下，让垫在陈的头下。

遗体修饰完后，耿军和陈钢帮着晓农到院子里找了两块合适的砖头，垫到陈的枕头下，换下了姚老的棉背心。

陈穿着他过去常穿的驼色的旧中山服装，平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白布单，四周摆放着他的二十多个生前好友送的花圈，还有北京市文史馆送的花圈，花圈的白色带子上都写着：“悼念陈健相先生”。刘叔宴因病没有来，她委托晓农专送一个花圈，让晓农写上“健相安息”四个字。晓农一家和岭梅送的花圈上写着：“亲爱的爸爸安息吧”。遗像上方的横幅位子空着，室外人望去不知是与何人告别。

告别室内气氛肃穆，人们都眼含泪水低声啜泣，当长年照顾老人的儿媳兰华节制不住，失声痛哭时，全场一片恸哭声。

白发苍苍的史立德同志和拄着拐杖赶来的张楠、王拓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缓慢地走在前面，向陈的遗体告别后，走到花圈跟前同陈的家属晓农、岭梅、兰华及陈的孙子握手表示慰问。洪禹、姚黎民、马关、史凤歧等几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露菲同志和我们俩，以及李景如、郝志敏等十来位曾接近过陈的同志，还有北京市文史馆的同志等，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同志和朝阳医院的大夫，也都分别缓慢走过陈的遗体，向陈的家属表示慰问。

参加遗体告别的人中，有的我们过去并不认识。如走在最前面的史立德同志，他不知从何处听到消息，就自己来了，并在留名册上签了名。2000年他去世后，我们从当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吕正操同志悼念他的文章中才知，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曾任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北平学联主席，抗日战争中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

洪禹同志原准备与爱人叶茵一起来，因叶茵病重，只能自己来。洪禹告诉晓农，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特务受审查时，是陈伯达向毛泽东转交了他的申诉信，并促毛亲自写了回信，才使他和一大批受审查的人都得到解脱的。毛泽东的这封回信已被收进《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洪禹郑重地代叶茵在留名册上签了名。洪禹同志1998年6月去世，同年7月31日的《中国改革报》刊有悼念他的文章。

还有三位远在外地的老同志，听到陈伯达的死讯，打来长途电话，托他们认识的同志代他们在留名册上签名，并给陈晓农发了唁电。

告别后，陈的遗体在他的儿女和原接近他的工作人员的护送下，缓缓地从告别室送到火化炉旁，排队等待火化。

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和一位帮助办理此事的同志谈及陈伯达，他讲，医院大夫问他怎么看陈，他答道：“我认为陈有功有过，功、过分开，他还是做了不少事的。”说完他极小声地对我们耳语道：“大夫对我讲，陈老对毛主席、周总理和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呀!”

告别仪式中，姚黎民同志自带相机照了相，他流着泪把陈送至火化炉旁。他叹了口气对我们说：“就这样完了!他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大名人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他参与起草的呀!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了，而他就这样走了。”

陈伯达去世之后，1989年9月29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就进行了报道，不知他们的消息是从哪里得知的。

10月1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发了一条消息：“陈伯达因病去世。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十月刑满释放。”

几天后，陈晓农和张兰华在王东升陪同下，到殡仪馆领取了陈伯达的骨灰，将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因老山骨灰堂规定存放期不能超过三年，1991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带回了福建惠安老家。 

注释

1974年7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进一步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

1980 年 11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 “四人帮”。特别法庭由 35 名审判员组成，设两个审判庭，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主犯，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主犯。

在第二庭受审的几个人中，有的过去还是有战功的。如邱会作，长征时在总部当管理员，到达陕北以前，他生了病跟不上大队，领导上就发给他十块大洋，让他留在当地隐藏起来，以后自找生路，可是他不愿离开革命队伍，就请了个年轻力壮的老乡，背着他跟着部队走，背一天给一块大洋，就是不肯离队，后来终于跟上了队伍。

来源：新世纪周刊、半个历史、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