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有官修历史和民间著史的传统，一段由作家采写的10年“文革”史（注：指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历经20多年的等待，终于问世。

建国60周年，10年是“文革”，这段历史无法跨越。除了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重大选题中顾洪章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都一一顺利出版。

这段历史无法回避，它的出版是一种智性的选择。

“活档案”口述出来的历史

-本刊记者/杨东晓(发自上海)

这部书现在不可能再复制，因为这本书采访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了。

现在再有人写这部书，他就是抄我的

传记作家叶永烈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口述历史的工作，比中共党史界早了近20年。这10多年绝对无法用数字来表达。正如叶永烈本人所说，如果不是早几年下手的话，很多历史人物就不在了，很多珍贵的档案都在他们的脑子里，而叶永烈抢救了这样一批珍贵的口述历史。

现在整个“两案”(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全部档案3600卷，都放在中央档案馆。他还好下手比较早，那时有些还没有封存，在送到北京之前，他在上海看过。当时有很多都是他手写抄录下来的。

逼出来的口述历史

从1980年代起，叶永烈就拿着上海市委宣传部开具的介绍信，一位一位地寻找他采访名单上的一百多人。那时，他想写一部全面记录十年浩劫的书，但是一位作家，即使再知名也很难接触到最高层的档案，而他书中的各位当事人，无论“ 左”“右”都曾经是或正在作为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左右着中国的命运，这些人的档案只要进了京，就很难再对外开放。以“ 两案”为例，3600卷档案，在全部归档中央档案馆后，民间研究者就看不到了。虽然这些材料是死的跑不掉，但什么时候开放就不得而知了。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个个地敲开人家的门，采访这些当事人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同事、亲属或同学、朋友。通过记录亲历者脑海中的档案，回述中国曾经的风云时代和风雨历程。当然，这不仅需要上海市委宣传部这样的官方机构写介绍信，还需要更多的私人关系。

在创作《“四人帮”兴亡》的20多年里，叶永烈一次次地从上海跑到北京，经常住在公安部招待所，一是到部长楼采访方便，二是他与公安系统关系过硬。以至于有一回这家住满了大盖帽的招待所里有人问了一句：“这人是谁？”另一警察说：“上海局的便衣”——他们对他唯一的了解，就是他持上海身份证。

这位“上海局的便衣”也顾不上回应，径直找他的“当事人”做口述历史去了。也正是因为与公安方面熟悉至此，所以，他能在1984年就带着一个砖头大的录音机走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在那只旧式录音机硕大红灯的闪烁下，一会换一盘录音带地采访了徐景贤；能在陈伯达刑满仪式的第10天，就出现在他的家里。

当然，并非每一位采访对象，都能很快地接受被人挖掘和审视这一事实。“采访被害者还容易一些，施害者就很难” ，叶永烈说“思想负担最重的，当然是陈伯达了”。

最难采访的陈伯达

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作为“两案”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高法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1981年8月5日，陈伯达因病保外就医，听说陈伯达保外后，他就准备采访了，因为知道叶永烈采访后会写一些文字出来，公安部就劝他，陈伯达还没有刑满，采访内容不能马上发表，但他很快就要刑满了，你晚点找他、等他刑满之后再去比较合适。

来自陈伯达的回复也很干脆，就是拒绝。“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30年，开头他根本不理我。他讲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不能不回答公安部的问题。叶永烈来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这就是陈伯达，他是叶永烈碰到的最难对付的采访对象。

叶永烈耐心地等到了公安部为陈伯达举行过刑满仪式，刚刚满十天，就来到陈伯达的家里，但陈还是闭口不谈。叶永烈第一次采访陈伯达时，陈伯达已经83岁。他倒过来问叶永烈一些关于孔子和老子的问题。这是他1939年在延安与毛泽东讨论过的问题，向叶永烈提出孔子和老子，陈伯达是想看看，这位40岁出头的采访者，对自己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在采访之前，叶永烈已经看过了陈伯达的所有论著，还看了有关他的档案，并且知道毛泽东在肯定陈的文章是“好的 ”的前提下，还商榷了陈七个地方。所以当陈伯达提出自己在延安时期给孔子“正名”这一哲学观点时，叶永烈告诉他：毛泽东与他讨论这一问题总共写过三封信，前两封信是托张闻天转交给他的，另有一封是直接写给他的。这么一说他就知道叶永烈是有备而来了，而且是个谈话的对象，此后慢慢开始愿意交谈。叶永烈也就先跟他谈他愿意谈的问题。“你一开始就问他你跟林彪的关系怎样？就完了。另外，我告诉他一些别人写他的，比如说俄罗斯汉学家费德林，刚刚发表了在中国的回忆录，里面记录了有一大段写到他的，我就全部复印了，见到了他，我就全部念给他听。”

陈伯达对别人记录他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有时一边看着还一边讲起他访苏的过程，也会评价一下，他还会说费德林什么说得对，什么说得不对。

1989年的中秋节，叶永烈去陈伯达家见他气色很好。叶永烈想给他拍张照，他听取叶永烈的意见，脱掉了常年习惯戴着的帽子，照相时还拿过来一份《北京晚报》摆了个姿势。拍完照，陈伯达写了一幅书法“凤兮凤兮，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送给叶永烈，落了“仲晦”这个笔名。这是他此生最后一幅书法，一周后这位85岁的老人因为心肌梗塞去世。

王力“一触即跳”

王力在文革期间当了一年中央宣传组组长，文革结束后在秦城坐了十年牢，出狱了。

1988年11月3日叶永烈敲开了他的门之前，由于叶永烈事先请关锋给王力打了电话，王力又打了个电话给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若望，打听叶永烈这个人怎么样？得到了王若望的肯定回答，王力才接受叶永烈的采访，开口说话。当时还没有电脑写作，叶永烈写完主动把《王力病中答客问》的手稿寄到北京，王力看后亲笔做了一些修改。对于他增加的那些内容，叶永烈并不完全同意，认为他有些提法确实太过了。但叶永烈在发表的时候，还是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动地照发了。他觉得应该尊重王力，“他有权修改他的话，如果我不尊重他，我可以不给他看是吧？可以不寄给他。”这篇文章在上海、香港、美国刊发后，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王力风波”，不算其他报纸，光是《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文章，就有十几篇。点名王力，也点到了叶永烈。对王力的批判多是落在他改的那些地方。

王力的性格，被叶永烈比喻为“一触即跳”，《人民日报》今天发一篇批判他的文章，他明天马上给《人民日报》写一封信。“我觉得他们一方面有历史问题，或者说历史的罪过。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历史的当事者，我是充分的尊重他们。我是为了写这段历史，所以是把事实放在第一位。我这个时候是用事实说话，没有更多的个人主观评论。所以要搞清历史和事实。另外，尊重科学，我的作品是建立在史学的基础上。”

但是不同的当事人，对历史和现实有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个性也使他们对相同问题的“口述历史”有迥异的态度。就叶永烈尊重的两位采访对象陈伯达和王力来说，陈伯达曾经跟叶永烈说过：“年纪大的人容易护短，另外我的记忆还不好，可能有些事情说得不准确，你以我当时发表的文章为准”，对此叶永烈评价道：“他有这个自知之明的。相对来说，王力就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王力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连做的都对。“‘我跟周总理说过……’，他还常常会有这样的惊人之语，或者他会说 ‘这个事情我在什么什么时候就说过了’，”叶永烈评价王力：自我感觉就是这么好。那篇《王力病中答客问》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就是因为他老先生的自我感觉太好了。他的信念中，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他一直是这样的，恐怕到死也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别人看来，他已经是罪人了。所以才产生这么大的悲剧。”

偶然线索带来的惊异

被叶永烈敲开家门的人，都会有一时的惊讶——你怎么知道我的？你怎么找来的？

上海市有位发明人，1980年代刚刚推出一个新的发明专利，当他看到叶永烈时，还以为叶永烈是来采访他的发明来了。可是叶永烈一开口就提到王洪文和“安亭事件”，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上海安亭在改革开放以后出名，是因为德国大众选择了这里，在“文革”期间出名，则是由于王洪文指挥了上千工人卧轨，导致京沪铁路中断了20多个小时。

这个人是谁？他与王洪文是什么关系？

当年上海成立工人造反司令部时，有两个头头，一个是周宝林，另一个就是王洪文。周宝林做了一阵子头头后来就下去了，他后来的沉寂反倒救了他。但他是整个上海工人造反派各项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王洪文早年造反起家时的共事者，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让周宝林感到奇怪的是，叶永烈是怎么知道他并找到他家里的。原来叶永烈在调查安亭事件时，发现了一张领取面包的签名名单。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发动上海工人到上海西北郊的安亭铁路上去卧轨，这在上海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么多工人都跑到城市西北那个小镇上去了，于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出面来劝工人们，劝他们离开铁轨，到了用餐的时候，还派人送来大量面包。当时出头领面包的，都是各系统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每个头头领面包时得签个名字。叶永烈就是凭着这张签字名单找到他的单位、找到他的家里来的。而这个周宝林是个很干脆的人，他马上说，他所有资料都保留着。

向叶永烈讲述王洪文的，还有其他一些当时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不同派别的造反派中，有些人是王洪文的死对头，耿金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当年也是带领五六十万之众。从这种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述那段造反的历史以及王洪文这个造反起家的人物，对正史就是一种客观的补充。

许多资料和人证，都是在“偶然”中被查到的。1986年叶永烈在一个与医务界没有任何关系的档案堆里，看到一份1976年12月1日的绝密档案《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张佩瑛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的亲妹妹，1974年在上海市有名的“红房子医院”做妇科手术时，还未及手术，就死在了麻醉过程中。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案要案。叶永烈追查到“红房子医院”，在一大箱档案中发现一份资料，是当时著名麻醉师方兆麟写的材料，他不仅是张佩瑛的麻醉师，还作为高干医疗小组的成员，做过前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麻醉师，他在材料中关于柯庆施的死因就写了七八页。通过这份材料，叶永烈找到了方兆麟，留下了珍贵的口述资料。

那些讲述的真伪

口述历史虽然是一部活的档案，但是口述历史本身也会因为讲述者记忆的偏差，或主观意识的原因出现历史的“多样性”。尤其在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对口述历史真伪的判断就格外重要。

比如，王力对叶永烈谈了田家英的死因，在田家英去世前一天，王力还跟他谈过话，有人说，是王力的这次谈话把田家英谈死了。叶永烈又向田家英的夫人董边了解了田家英之死。海外传的最盛的就是田家英是被汪东兴的警卫开枪打死的，即使是说他悬梁自杀，也把自杀的地点，说成是毛泽东的书房里。

董边讲述了1966年5月23日事发当天从早上到晚上的过程，和在中南海永福堂看到的现场，毛泽东图书室中的田家英已经被放下来了，平躺在两排书架中间。叶永烈认为董边的讲述是最准确的，但他在书中并不排除列举其他说法，“就是香港的说法，最突出是在哪里，比如说《动向》在第几期。怎么说的，这个说法现在流传最广，但是他没有依据。”田家英既然不是他杀，那么他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是因为“篡改毛泽东著作”，那么怎么个篡改法，这又是一个需要多方提供口述的调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谈到了这件事。

另外一些采访对象的讲述很有可能是自己的推理，而不是亲历。叶永烈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毛泽东曾经的一位侍卫长在说到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前的“约法三章”时，说“没有这回事，我绝对没有听说过”。叶永烈认为他的说法没有说服力，因为他那时还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有人张口就是当时政治局会议上如何如何约法，可他本人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那么他是怎么听说的？

“约法三章”可说是江青问题中争议最多的事件，有的采访对象明确地说“有”，有的则坚称是无中生有。说有的，还能说出到底是“这三条”还是“那两条”，遇到这种情况，叶永烈就把各种说法都展示出来，并把各种书中各种版本的“约法三章”罗列出来，坚持没有“约法三章”的，也把他罗列出来。这一点也是传记作家与党史专家不同的地方，作家的视角不同，不会避开敏感词，而是更进一步去查明真相。党史专家最多只在大事记中记上一句，对于有些事情连记都不会去记一笔。

对于给江青的“约法三章”，叶永烈本人倾向于“有”，“她走过的这些道路，到了60年代初，差不多是20年了。”叶永烈曾经在台湾看到一本书，台湾方面从王若飞的笔记本上找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约法三章”，王若飞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笔记本上有会议纪要完全是有可能的。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时，从一堆中共文件中找到王若飞的笔记本。

台湾公布的约法三章如下：“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但是台湾方面只公布了这些看上去逻辑关系严谨的文字，并未公布原件手迹。

四个人和一座城市

这四个人，把中国当时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变成了自己的据点，并由此完成在政治上的“发家”

这四个人，结成了一帮，毛泽东从1974年起就当着政治局委员们批评江青搞“四人小宗派”，挨批评、写检查，还是要结在一起。毛泽东再三再四地批评他们不要搞“上海帮”，并终于在1975年说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帮”。

“四人帮”觊觎着毛泽东身后的位子，并给自己排好了座次。这些座次和交椅都安放在北京。但是中国人总是要把“ 四人帮”和另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文革孤岛——上海。

“四人帮”与上海的关系

王、张、江、姚四个人中，从原籍上看，没有一个是上海人。1914年出生的江青是山东诸城人，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老家山东巨野，吉林长春人王洪文生于1935年，四个人中只有祖籍浙江诸暨的姚文元与上海有些渊缘，从小跟随翻译家父亲姚蓬子生活在上海。

毛泽东曾经批评过他们不要搞“上海帮”。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上海这座城市捞取了政治资本并且发家的。

江青因丈夫黄敬被捕，于1932年逃往上海，在上海断断续续生活了6年，于1937年去了延安；1935年， 18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两年后返回济南，1938年1月到了延安。

21岁的王洪文是1956年从军队复员，被分到上棉十七厂的，但是，四个人中，他在上海的“腾飞”之路是前所未有的。不光这四个人，在全中国，他的“腾飞”也是最快的。在20年的时间里，他从一名复员的士兵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种非常态的升职，当然有着“非常”的背景，在这20年里，中国先后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前十年的时期里，王洪文一直是一名保卫科干部，这种稳定的态势在当时是正常的，但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这位30岁的年轻人在11月6日一跃成为上海造反派“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司令，5天后他指挥了“安亭事件”，到了第二年2月24日就升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又过了两年，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如果说王洪文在后十年中跃升飞速的话，那么他离不开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

江青爱上海

江青自从1937年去了延安之后，再回上海，中间已经历了27载。她对这座城市具有深厚的感情，她在这座百年来一直走在中国前列的城市绽放过青春年华。

20岁的江青在这里参加过陶行知的“晨更工学团”，又加入了共青团，被敌人逮捕过，也写过悔过书。1935年，江青以艺名蓝苹进入话剧界、电影界。当时一群左翼戏剧人要排演易卜生的《娜拉》。蓝苹还在排练中，就引起了另一位山东人《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关注，崔万秋，是笔名狄克的张春桥的上司。1935年6月27日《娜拉》在金城大戏院首演，崔万秋的文艺副刊马上为女同乡炒作起来，蓝苹被捧为“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从蓝苹演艺生涯的作为来看，对虚名的追求让其在政治上一直无法成熟起来：尽管江青19岁就在青岛入党，但是由于国民党人崔万秋的关系，艺人蓝苹小姐在参加蒋介石50大寿的“购机祝寿活动”和“祝寿游艺大会”时，表现积极；与左翼的相熟，又使她主演过《都市风光》、《联华交响曲》、《王老五》、《狼山喋血记》这样进步的电影；而出于嫉妒，她把风头盖过她、出演《赛金花》的演员王莹记恨一辈子，并在30年后令王莹死无骨灰只留下一个编号。这就是江青。

上海市南昌路110弄25号，至今还留有她生活过的痕迹。

25号的主人费女士指着二楼洗手间一个一尺见方的苹果绿色烧瓷面盆说，这是江青当年用过的，有很多人来这里出高价买它，我不卖。洗手间和卧室相连，总共不过十五六平方米的样子，却是个三角形的房间，因为开发商买的地块到这里结束了，而这幢房子的其他房间大都是四四方方的，由于三角形房间租金低，所以江青租了二楼这间房子。三楼的三角形房间是保姆房，底楼的三角形房间是厨房。

江青在这间三角形的房子里和男友唐纳同居过，结婚又分手。费女士敲着江青卧室隔壁的一堵墙说：“这堵墙以前是玻璃的，这间玻璃房有9平方米，江青拿它当花房养花。”现在上海市区内稠密的人口已经把这扇玻璃墙体变成了一张挡板， 9平方米足够现代人起居了。

这就是年轻貌美的电影明星蓝苹在上海的生活起居。上海的电影事业在当时只比好莱坞晚起步10年，但发展势头强劲，这一行业与生俱来的奢华与浪漫和她生性中的虚荣融为一体。因此，她爱这座城市之深可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出身中国北方省份的女人骂自己的湖南丈夫毛泽东是“土包子”的原因之一。

1964年，她想在北京找人写一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学家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是找遍北京也没找到。于是，她就跑到她曾经深爱过，并且恋情依旧的上海来。这一次她找到了志同道合者，而这个人，在1930年代她最风流的年代，就和她结识过。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写手狄克，1964年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春桥。

张姚捆绑合作

江青跑到上海，经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介绍，“结识”了张春桥。说结识，应该不是第一次，只是在1930 年代，他们还没有深交，但至少是见过面。在沈醉的回忆录中，就提到过沈醉在崔万秋家里，曾经见到过影星蓝苹和穿着蹩脚西装的年轻人狄克。但当时蓝苹与狄克是否相熟，沈醉也不得而知。

这一次，张春桥把江青交待的任务，下发给了《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1930年代，姚文元还是个儿童，但他的父亲姚蓬子已经是左联有名的翻译家、诗人了，后来姚蓬子被捕叛变为人所不齿的叛徒。也正因此，张春桥50年代在《解放日报》当社长兼总编时，就看中了文学青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姚文元，因为姚有其父这根小辫子可以握在张春桥的手里，他不怕姚文元不听话。

也正是从1964年江青在上海物色文化打手开始，后来的“四人帮”中的前三位“大员”已经聚齐了。这一年，姚文元奉命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一举成名”，这篇稿子他写了半年，这篇稿子也使他从《解放日报》的编委摇身变成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跃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即便是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能不对一路提拔和“保护”他的张春桥俯首贴耳。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点燃的是从批斗北京市委市政府开始、迅速燃遍全国的恶之火。在火焰之上疾速飞升的张春桥，一年内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升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不发表在党报《人民日报》上、不发表在张春桥掌管的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而刊登在一份在读者眼里堪称民间报的《文汇报》上，不能不说是这帮人的“政治智慧”。1957年，毛泽东曾写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更加重了它的民间和知识层色彩。

更微妙的是，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稿子是按张春桥的要求，拿到《解放日报》去排的版，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排版保密性好，但发稿，要去民间报上发，张春桥很懂这一套，江青也很懂这一套。

江青重回上海滩

江青在离开上海27年后，又跑回去炮制她的文革炮弹，因为她无法掌控北京市委市政府。

江青到上海来的另一项“工程”就是她要拍“样板戏”。文革期间，江青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过《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数部样板戏，但长春无法成为她当“旗手”的据点。她对长影的舞台只是几年的占用，因为长春既不是她钟情的上海，这里又没有能为她做喉舌的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也成为长春的幸事——没有沦为第二个“上海”。

张春桥不仅在报纸上为江青鼓呼，在样板戏上，对京剧一窍不通的张春桥狠下了一番苦工夫。原先他是个连西皮、二黄都不懂的人，后来为了把江青对《海港》、《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的指示落实到位，每天都要听京戏录音。江青是一条指示没落实就要发脾气的人，张春桥侍候得也是小心翼翼。有一次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就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

张春桥的聪明还在于，没有任何文献表明，他与江青提过1930年代的往事，这种心照不宣，更是把二人微妙的关系，引向一种“捆绑”式的合作中去。

王洪文加入，“四人帮”形成

就在此时，“四人帮”中的资历最浅但很快就跃升到位子最高的那位，也开始蠢蠢欲动了。31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强行以“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代替上海市政府，随后又以“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替上海市委，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这一宗“一月风暴”的“创举”，迅速传遍中国，于是，全国都刮起了夺权风。

很快，王洪文在上海市就成为排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第三把手。

至此，四个外来的“上海人”悉数到齐。但是他们真正成为“帮”，还是在王洪文1973年8月中共十大进入政治局，成为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

一生相信工农兵、依靠工农兵的毛泽东，在林彪摔死之后，开始考虑新的接班人，穷苦农民出身、当过兵还当过志愿军赴朝抗美、在工厂参加了革命造反的王洪文，1974年被毛泽东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进京，住进钓鱼台九号楼，进一步使王张江姚四个人，从思想上到地缘上，最后又变得比邻而居，一步步地拉近彼此形成帮派。

开始还是工作结合，当他们发现这种工作结合能给他们个人带来利益时，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关系，并逐渐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四人帮”历史的研究者，传记作家叶永烈强调，“很多书都写错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人帮怎么怎么样，其实‘文革’开始时还不存在四人帮。”“四人帮”这个定义是在王洪文进入政治局以后才开始的。

这四个人的关系谱应该是这样的：江青从1964年开始，亲手“培养”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并使之成为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张姚也趁此大树找到了庇护，并扶摇直上，以至于张春桥在政治局时，曾经排行第三位。张春桥就像一个核心，上边绕着江青，下面连着姚文元和王洪文，文革初期，当王洪文还是个副科级的干部时，得到了张春桥的扶持和培养。而江青则是他们拉大旗当虎皮的一个旗帜，如果没有江青独一无二的社会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早就停滞不前了，又能去投靠谁呢？

1975年，正当张春桥将要登峰造极之时，上海发生了一件真实的政治笑话：

张的羽翼在上海大街上贴出大字标语，字大到一整张纸只写一个字，这些纸并排起来后，是一句：“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即使是这种威权之下，上海人还是不乏幽默，有人把“张”“春”“桥”三个字分别撕下来，重新组合了标语，于是，上海街头巷尾到处相传：“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来源：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