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云飞渡仍从容——“文化大革命”中的陈云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初，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因身体不好，正在家中休养，在党和国家事务中很少起到决策作用。然而，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小撮权力熏心的人却没有忘记向陈云射来毒箭。在这乱局中，陈云从容应对。

遭受冲击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上海养病，并不在中央一线工作，所以1965年秋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均因病未参加。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少奇时，陈云连同朱德、邓子恢、薄一波等人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后不再通知陈云等人出席政治局会议，实际就是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人一道被靠边站了。1月25日，北京大专院校和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成立了“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标志着对陈云批判的升级。3月1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召开了批判陈云“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大会。大会宣称“对陈云的大批判、大斗争，是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这一伟大斗争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周恩来3月21日对财贸口造反派说，中央常委没有决定拿出批判陈云的材料，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中央常委当然是听毛泽东的。3月，中央办公厅停止向陈云等人发送文件和《参考资料》、《参考消息》等。1970年9月上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决定审查陈伯达后，江青、张春桥等借机围攻陈云，要他交代1962年西楼会议时陈伯达是如何与他互相配合的，并无端指责他不揭发陈伯达是要为自己推脱罪责。

康生发难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挑头向陈云发难的是康生，此后屡次挑头。1966年8月10日，他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华东组会上到处咬人，称：“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其实陈云从来就没有以经济专家自居，也从来没有说过他的经济学在毛泽东之上。康生这种攻击性言论与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想当大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的调子如出一辙。1967年，康生在给江青的信中将陈云等18人定性为“有错误或历史需要考查的”一类人中。1968年11月25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称“陈云同志又一次包庇了袁血卒，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此件未见毛泽东的任何批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云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议上讲到康生的历史问题时说，“康生是不是被捕过？被捕的表现怎么样？要慎重一些”，“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能轻易定”，要由中央组织部组织人进行审查。在稍后进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再次提出要对康生进行审查，全会接受了这一重要的意见。

多次检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表示拥护“十六条”。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所谓资反路线时，刘少奇在检查1962年所谓右倾错误时提到他支持陈云报告并推荐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事情。10月30日，陈云就解放前后包括1962年“右倾错误”在内的“严重错误”向会议写出书面检讨。这是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次检讨。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云以“一贯右倾”再次遭到批判。谢富治说：“刘少奇抬出陈云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一贯反毛泽东，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都要清算。”会上陈云多次被迫就自己解放前后的“路线错误”进行口头及书面检讨。他在讲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他发言而没有发言时说：“因为我不愿在这样大的会议上散布我的右倾观点，因此，没有讲。”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陈云在中央直属机关小组会上又一次就自己历史上所谓路线错误进行检讨。1970年2月在 “蹲点”单位———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斗私批修会上，陈云先后分四次讲述自己的历史，对所谓路线错误进行检讨。1970年8月26日，他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东组书面发言中就自己历史上所犯历次“路线错误”，特别是1957年反冒进、1962年“夸大”暂时困难和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等进行了检讨。1972年7月2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再次对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要他讲话他不讲，而隔了几个星期却在西楼会议做所谓错误报告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并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获准出来工作后，陈云还在检讨。1973年5月22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再次对自己过去的所谓错误进行了检讨。

主席保护

尽管陈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冲击与批判，处境困难，但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使得陈云还是可以享受规格较低的政治待遇。自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前六次陈云均参加了。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打倒你，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工作。”在“九大”酝酿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时，毛泽东提议陈云等一些老同志要选进去，结果陈云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但未能进入政治局。1969年10月，毛泽东在陈云被疏散到江西之前特意交代汪东兴，“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1972年7月22日，毛泽东批示印发陈云7月21日的来信，“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不久，陈云就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7月31日，陈云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结束了自1969年10月以来不让参加国务活动的局面。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批示，要做到这些，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毛泽东所以作出这一批示，又是建立在陈云反复检讨自己“错误”（据不全统计，至此陈云在党内外做的检讨已经超过十次）的前提之上的，同时也是出于林彪事件后调整干部政策之需要。“十大”陈云仍被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又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些当然是毛泽东同意的。

揭批林彪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认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风头甚健，一时间趋炎附势的大有人在。陈云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林彪敬而远之。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问陈云，这些年你常在苏州、杭州养病，为什么不去看看林彪？陈云答：“我不知道他的住处。”周恩来建议陈云主动找林彪谈谈。于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召开新的中央常委第一次会议时，陈云主动约谈林彪，林彪表面答应，但始终未谈。现在看来，陈云不知道林彪住处的说法只是一种推脱之词。一个中央副主席要找另外一个中央副主席，只要中央办公厅协调一下即可。问题是那时陈云不想与林彪谈。1969年10月在林彪发出第一个通令后，陈云被疏散到江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陈云几次揭批林彪。1971年10月8日，他写了《我对林彪的揭发》，揭发林彪在长征时期、延安整风初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反对出兵抗美援朝等一些问题。1972年陈云在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对《五七一工程纪要》进行了逐条批驳，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不是事实。事实是钢产量达到2100万吨、粮食达到4920亿斤，“前进速度和各国相比仍然不慢”，说“干部敢怒不敢言”，也不一定。他就讲过工厂的班组会占时多，“质量不高，作用不大”，还向工厂提过经济核算问题。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是大问题，而且是在基层提出的，即使如此也没有明确的回应。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高层提出的意见是1969年9月14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说：规章制度有些必须改革，但安全操作规程是不能废的。似乎没有下文（毛泽东、周恩来的年谱、传记、文集均未查到对此信的批示）。以此揭批林彪有些牵强。1972年5月29日，陈云在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期间写了《对于叛党、叛国、阴谋家、卖国贼林彪的揭发》，说本来“只觉得此人没有共产党员的自我批评精神。没有想到他竟发展到要杀害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阴谋政变。”6月23日，他再次写出批判林彪的书面发言，并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诬陷周恩来的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

实事求是，反对极“左”

1966年9月，陈云对前来调查时任天津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袁血卒的工学院学生讲，“袁血卒自首叛党、叛国谈不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中央怎么能让一个自首叛党、叛国分子去作副书记呢”。1967年7月18日，他在复广东省第一工人疗养院的外调信中坚决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我知道的事，而硬不给他证明，或不知道的事情或记不起的事情，随意加以不合事实的证明，这是不符合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我决不这样做的。”1973年9月13日，陈云复信辽宁省旅大市革命委员会，就所询宋黎的所谓托派嫌疑问题答复说：直到1943年春离开中央组织部养病，“中央组织部认为宋黎是没有政治问题的”。从1967年2月到1978年12月，陈云共收到关于干部历史问题的外调信件80多封，均作了认真的实事求是的亲自回复。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仍然坚持辩证法，反对片面性。1970年5月，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车间政治学习会上讲：“大家既谈革命，又谈生产，既讲成绩，又讲缺点，……我百分之百赞成。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只谈革命，不谈生产，我们吃什么？”实际上是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谬论的批判。1974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驳“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1971年，他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子弟学校的座谈会上针对有人反映近年来批判“臭老九”时说：“我多次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没看到里面有这个提法。”临别时有意在与教师握手时把对方的手放到自己鼻子边闻闻，风趣地说：“不臭啊！我看不臭。”后来毛泽东也发现太过分了，说了一句“老九不能走”。1973年6月7日，陈云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等人谈话时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7月14日，他在听取香港华润公司五丰行总经理的汇报时说，对大宗交易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10月中旬，他在听取外贸部关于广州交易会的汇报时指出：工艺品要创造新题材，也可以利用旧题材。外贸部要就出口工艺品的题材问题向中央写个报告，“提出《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书中题材除了反动、丑恶、黄色的以外是否可用的问题，如果中央批了，下面就可以动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评弹艺术大加破坏，连新长篇也不让演，更不要说传统书目了。1973年，周恩来当面问陈云有没有听评弹？陈云说没有。周恩来本来要说的意见也就没有说出来。1975年，陈云到上海养病，在收音机里听到评弹已经改得不成其为评弹了。由于被搞的和唱歌、演戏一样，不伦不类，被称之为“评戏、评歌”。1977年6月，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的评弹座谈会上讲，“传统书目里也有可以利用的东西，老书也可以说”，“我们从地底下发掘出来的几千年前的东西还要拿到国外展览，为什么不可以把没有问题的、能起作用的传统书目拿出来演一演呢？”

潜心学习经典著作

1967年底，陈云对儿子陈元说：看来中央不会再让我工作了，我准备集中时间看看书。要定一个五年计划，先看《列宁全集》，从二月革命的那卷开始往后看，然后再看前面的。陈云已经做好了至少五年赋闲读书的思想准备。1969年10月陈云被疏散到江西时，带去了两个铁皮箱、一个木箱的经典著作，11月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后，上午去厂，下午与晚上均在住所看书。1970年12月，他写信给在农村任教的二女儿陈伟华，要她学毛选四卷还要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等。在江西的两年零七个月里，陈云除了到厂“蹲点”与到附近工厂农村调研外，时间基本用于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了，其中《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至三十九卷全部读完。重新出来工作后，他在1973年8月17日写给陈伟华的信中说，想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并吸收家里人一起学习，大家提出疑问和交谈学习心得。1975年3月至1976年10月，陈云再次通读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至三十九卷。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干中是罕见的。毛泽东1975年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但笔者认为陈云是“不多”中的佼佼者。

鲜为人知的两次谈话

1976年1月和7月，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毛泽东病重。8月4日，陈云对前来看望的谷牧副总理谈了与“四人帮”斗争的四点意见：（一）军队要稳住；（二）坚决拥护华（国锋）；（三）老一辈要延年益寿；（四）主席的旗帜要高举。第三条据谷牧回忆说意思是“投票时要用”。毛泽东逝世后，10月3日，他同再次前来看望的谷牧谈了八点意见：（一）团结；（二）高举主席旗帜；（三）鼓励新手；（四）控制二杆子；（五）守住阵地；（六）先上两个后上四人；（七）要有民主；（八）等待时机，要有事件。谷牧后来回忆说，第四条的意思是要控制好那些不动脑筋、做事莽撞的人，“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高层的动作”。在这之前，王震在9月下旬受叶剑英的委托，多次找陈云商量粉碎“四人帮”的问题。陈云起初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方法解决，但经过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认为应该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10月初，他应邀去叶剑英住所面谈时明确赞成将“四人帮”抓起来的方案，并说：“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建议将此事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10月6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10月1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赞扬“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认为很好很好。其实在这一重大斗争中，陈云对党也是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的。

陈云抵制与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毛泽东面对“大跃进”困难时高度评价陈云的一句名言①[①薄一波回忆说，1962年中央委托陈云主持经济调整时，“一些同志把毛主席和中央的这种做法喻之为‘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4页）。1980年10月29日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张执一（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发言指出：1959年随毛泽东赴庐山会议的柯庆施告诉王任重，毛泽东在途中感慨地称赞陈云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真仔细，如果是陈云当家不可能出这些乱子。因此，这段评价应当是毛泽东的。]。用这句话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陈云，也是非常合适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一直处于“养病”状态的陈云，遭到了极左路线的排挤和打击，其间还一度被下放到江西两年多。他虽然一直保留着中央委员名义，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始终没有能回到中央政治局。尽管如此，陈云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努力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一、坚持原则，以柔克刚，在逆境中和极左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

1966年8月，随着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批判，1962年协助刘少奇进行经济调整的陈云，也遭到康生攻击，说陈云“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①[①《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会后，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被实际免去了中央副主席的职位。随后，大字报出现“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红卫兵冲击和查抄了陈云在北长街的家，还成立了“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要求把他拉出去批斗。只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他才幸免于难。

1968年10月，林彪、江青集团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掀起了围攻老同志的风潮，谢富治又“揭发批判”陈云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陈云“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②[②《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在逆境中，陈云虽然不得不多次作出“检查”，但绝不违背事实，更不打击同志，仍然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抵制极左错误。

他对污蔑天津工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有“历史问题”的学生说，“黑帮”这个词可不能随便用啊。说袁自首叛党、叛国谈不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陈云三次去信耐心诱导下，这些原来要打倒袁的学生后来改变了态度，要求把袁树为革命领导干部。陈云的这一态度竟被康生攻击为“又一次包庇”袁。1969年9月陈云在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调查，面对砸烂规章制度的“斗批改”浪潮，他致信叶剑英，并请转周恩来报毛泽东，指出规章制度有些不该废除的也冲垮了，安全操作规程“绝不能废除”③[③《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52页。]。

1969年10月根据中央紧急疏散在京老干部的指示，陈云被疏散到江西。离开了政治风云中心北京，他仍然关心着国家的生产。1971年9月他在听汇报时指出：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不利的就是错误的！当听到两派群众组织都有过打人现象时说：打人在历代都是犯法的！④[④《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1972年4月20日，陈云离开江西。临行前，他还对与他共事两年半的工人和干部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特别强调说：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

陈伯达、林彪一伙相继败露后，陈云在中央有关会议上就自己所知进行了积极的批判揭发。1972年6月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在会上做了检讨自己“历史错误”的报告。在周恩来困难的时刻，陈云针对江青集团给周栽赃的“伍豪事件”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他还写出书面发言说：“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①[①《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171页。]

回到北京，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协助周恩来开拓外贸工作，当时斗争的焦点就是如何纠正外贸领域的极左错误。有人担心借外汇资金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以及同现有规矩相矛盾。陈云坚决地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②[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220页。]1973年10月，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进口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进口，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迟生产，很不合算。江青集团不敢直接反对毛泽东已经批准的进口设备计划，就反对进口有关附件，说这是“洋奴”。陈云愤然而起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1974年，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指使上海港码头贴出“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攻击扩大外贸是“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陈云经过冷静思考，坚持说：对去年利用国外交易所买糖是否是剥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①[①《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陈云的大胆纠“左”遭到了“四人帮”的仇视。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骤起，邓小平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1976年春，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又指使新华社派出大量记者前往各个部门搜集陈云、万里等复出的领导干部材料。在3月至6月的国家计委汇报会上，张春桥攻击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外贸工作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江青破口大骂：“真是洋奴、买办、汉奸！”姚文元说：“中国劳动人民的果实，部分送给了外国资本家。”②[②国家计委党的核心小组文件，1976年10月31日。]陈云痛心地看着费尽心血才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毁于一旦，同时也作好了再次被送到基层去“蹲点”的精神准备。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毒瘤。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采取何种方式，颇费思虑。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想到了在党的历史上久经风浪、立场坚定、长于谋略的陈云，请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据姚依林回忆，他去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并没有完全的把握。通过子女传话与叶帅交换意见后③[③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10月1日晚上④[④陈云去见叶帅时间，各书不一。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写作9月19日；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下卷写作“十月初”。经朱佳木同志提示笔者：陈云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人民日报》1992年7月23日）中说，他去叶帅家，正好遇见邓颖超出来。经查金凤著《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中说：邓颖超去叶帅家是10月1日晚上。该书系中央有关部门委托作者撰写，曾多次采访邓颖超，并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阅，所述时间应当比较可靠。]，陈云冒着被“四人帮”发现的危险，穿上大衣，把帽子压得低低的，身子蜷缩在车子后座里①[①此描述为李丹慧告诉笔者，系陈云之子陈方对她提供的回忆。]，前往叶剑英的西山住所面谈。叶先给陈看了毛泽东关于“四人帮”问题的谈话记录，然后问陈怎么办？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②[②陈云：《悼念李先念同志》，《人民日报》1992年7月23日。]中央下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

粉碎“四人帮”后，不少参与者甚至只是与闻者都曾经撰文回忆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作用，而陈云，却直到时隔十六年后才在悼念李先念的文章中淡然提及此事，表现出处变不惊、居功不争的高风亮节。

二、立足现实，放眼世界，“文革”后期积极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

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商品资金积压，工人失业，市场萧条；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家的极度不安。这样，东欧国家集团和西方国家集团之间的壁垒开始出现一些松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增多。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抓住时机，大胆地提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的新课题。

1973年6月7日，陈云在家中约见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陈希愈等人。他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218页。]

陈云的这个定位判断，在当时动辄批判“对外投降卖国主义”的压城黑云中，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他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康纳利、德斯坦、舒尔茨等的讲话、文章，利用外资。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一年引进几百亿的今天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却迈出了中国利用外资的非凡一步。

其次，积极支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等手段为国内服务。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预算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陈云坚决予以支持，还指出：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且要求学习旧中国永利化工厂、太原钢铁厂等买设备的经验②[②国家计委：《关于银行利用国外存款承担一部分成套设备进口外汇支付任务的请示报告》， 1973年9月。]。

过去，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国内急需物资时，常常是直接购买现货，外国资本家一看到订单，就大幅度抬价，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在陈云指导下，外贸部门开始利用国际期货市场商品交易所。如一次接受了购买砂糖47万吨任务，外贸部门先不急于购进现货，而是购进26万吨期货，再购买41万吨现货。待到交易市场上得知中国购买消息，砂糖价格上涨，再抛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但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镑的外汇。陈云总结这次经验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还指出：“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今天，中国不仅全面参加了国际期货市场，而且有了国内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这个开创，可以追溯到陈云当年的指导工作。

再次，主张进口原料，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再进口国内急需物资。

早在1961年，陈云就提出并主持了从中东、东非“全球购棉”，加工成纺织品出口换汇，再进口粮食的战略，为克服国内粮食严重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②[②周永嘉：《一项不为人们所知晓的业绩》，《中国纺织管理》， 1989年4月号；周永嘉：《我参与了纺织事业在六十年代的两项重要工作》，《中国纺织工学院校友回忆文集》。两文承程中原同志推荐。]。70年代初，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偏低，而国内棉花欠收，棉布供应紧张。但在极左思潮压制下，有人却认为进口外国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再次主张，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长期这样搞，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③[③《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页。]。同时，他还主张，在整个外贸工作中，都可以这样做：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和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1973年外贸部门进口了1600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换汇，一部分解决了国内需要。陈云的这个思想，由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发展为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大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更扩大成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图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利用外资重要手段。

除了在陈云指导下已经进行了初步实践的上述方面外，陈云当时对国际形势的预见性分析，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战略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3年，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谁也不敢轻易打。这样，生产力越来越大，而市场的容量有限，矛盾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都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的外贸特别是进口关系很大①[①《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生产力迅速增长，形成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成为时代主要矛盾，证实了陈云的这个判断。

1974年7月，陈云撰写了“关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第一份是“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第二份是“这次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的比较”②[②《陈云关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第3－6页。]。在提纲中，陈云提出的国际形势判断，不仅符合当时的形势发展，而且对比以后的30年，与他的许多预见也出现了不少惊人的吻合。例如，关于世界新格局，他分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关系”，“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遇到经济危机，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仍然是有较大发展的”；“一度出现过的社会主义阵容”“不存在了”；“现在是三个世界。广大第三世界出现是最大的变化”，“帝国殖民主义地区和力量已缩小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解体后出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证实了他的远见。关于未来的战争，他认为，首先是“部分战争”，如“挑拨第三世界之间发生战争。武力占领中东产油国”。这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90年代海湾战争和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战争所证实。关于经济危机，陈云判断说，“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是轻微受害者或不受害。第三世界劳动人民受害最大”，“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于其他进口货国家是得利者。资本主义大国的大垄断资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1997年冲击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正是如此，明显不同于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特点。这两份提纲，反映出陈云在“文革”条件下仍然保持着敏锐的国际问题洞察力和长远的预见性。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和随后复出的邓小平的共同领导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进苏联156项援助项目后的第二次引进高潮。这一期间引进的重要成套设备，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生力军。更重要的是，陈云在“文革”后期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当时的开放探索一起，汇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喷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

三、登高疾呼，冷静思考，推动全党继续纠正“文革”遗留的错误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中央领导结构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整，因此“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束缚着前进的步伐，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革”的错误路线仍然在继续。

在政治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遵循。按照这个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仍然统治着全党，“文革”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难以出来工作。

在经济上，“文革”造成的经济混乱状况没有得到调整，反而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1978年3月，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要求到本世纪末工业方面建成120个大项目，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这个规划在部署上仍然是“文革”中的老办法，一是继续提高积累率，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使“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结构持续严重比例失调的矛盾更加突出；二是继续“抓革命促生产”的老模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大批促大干”，大搞“全国普及大寨县”等政治运动和大会战。

针对这两方面的严重问题，还没有进入中央决策层的陈云，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影响和推动着中央，进行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遗留错误的努力。

1977年3月，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交书面发言指出：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会议工作班子要求陈云按照华国锋讲话的口径修改这篇发言，被陈云拒绝，结果会议简报竟不予刊登。但这两篇发言都在会内外传开，产生重要影响。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陈云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包括：重新审查所谓“六十一人集团”和陶铸、彭德怀等人的结论，肯定天安门事件，结束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审查“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康生等。他强烈表示：“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②[②《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陈云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框框，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集中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成为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一个伟大起点。

为了纠正经济方面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多进口一些粮食，把农民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③[③《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调的问题摆到全党面前。全会对陈云的意见给予了高度重视，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不久，陈云、李先念又联名写信给中央，建议用两三年时间调整经济，把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大体调整过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表示赞同。1979年5月，国务院将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降低。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这次调整。

为了使全党深刻理解调整的必要性，陈云给中央领导人印发了1950－1979年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紧张和波动的历史资料，请大家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基建投资在财政支出中的合适比例。他总结说，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我们应该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的较快发展速度①[①《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252页。]。这个意见得到全党的高度评价。到1982年，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为以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飞跃发展打下了稳固基础。

经过纠正上述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错误，党和国家解脱了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是和陈云的重要贡献分不开的。

四、着眼根源，处理慎重，实事求是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面临着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及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大量问题。当时曾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种认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团的犯罪内乱，只能通过审判处理。经过平反冤假错案、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两案”审判工作，陈云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一系列看法，可以用他一段精辟语言来集中体现：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陈云这段话，包含着以下几个原则：1.“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特定的政治斗争，必须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2.必须从党的全局、最高、长远利益来处理。3.处理的前提，是为党取得教训。

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陈云提出了几个具体论断：

（一）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后果区别开来。陈云说：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他还说：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②[②《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又提出了增加建国前28年历史的建议，对邓小平要求充分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原则，给予了有力支持。

（二）要从制度方面认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陈云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民主集中制。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从一九五八年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这其中有许多帮倒忙的人。③[③《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后来，他又一针见血地说：“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④[④《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三）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和帮助，树立正确的党内风气。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有四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其后两年犯严重错误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辞职。陈云指出，对这些同志应该全面地考察，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还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不赞成“扭住不放”，检讨没有完没有了。同时，他也严肃地指出，这些同志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应该想一想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2页。]。同时，他又多次坚决地表示，要警惕“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是可以给他们一般的工作。

（四）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处理。陈云说：“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②[②铁瑛：《陈云谈“文革”、粮食、父母官》，《中华儿女》1995年第6期。]即使对江青集团的首犯，陈云也不主张完全按刑事犯罪处理。审判“四人帮”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③[③《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事实证明，不杀的处理在国内外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陈云在复杂形势下善于冷静思考，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正像他所说：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④[④《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为党和国家渡过急流险滩，走向胜利的彼岸，作出了重要的引导和支持。历史证明，无论在“文化大革命”动乱迭起的“国难”中，在国民经济处于停滞倒退的“家贫”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时，陈云都无愧是党和国家、人民的“良将”和“贤妻”。

（作者陈东林，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来源：《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200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