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深省
在“文革”漫长的岁月里，胡耀邦忍受了团中央机关內外常人难以忍受的不计其数的批斗。他也耳闻目睹许多久经考验、出生入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凌辱，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在敌人的监牢里、枪口下，顶天立地，成为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任何艰难险阻都挺过来了，然而，却惨死在共和国的监牢里，或“造反派”的毒刑下，这是为什么？真理何在？良知何在？他的心灵深处升起团团迷雾：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什么？能对毛主席怀疑吗？毛主席是我的恩人啊！回忆的闸门顿然打开，他追思那难忘的崢嶸岁月，追忆毛泽东对自己的赏识、器重和影响：
胡耀邦第一次看到身材魁梧的毛泽东是他12岁在文家平里仁学校读书时，正值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匯集在文家市，那天早上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给起义的部队讲话，他听到毛泽东洪亮的声音：“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那口大缸！”给他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印象。这个“小石头要打烂大水缸”的生动比喻，使他从小树立起“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
长征到遵义，他所在的部队集结在遵义城外休整。遵义会议结束后传达到部队，说毛主席将要参加领导红军继续前进，红军战士个个都兴奋异常，觉得从此红军能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打胜仗了。爬雪山过草地，也都充满信心。
长征到陕北后，红军渡过黄河东征，他参加李富春领导的后勤给养和征兵扩军工作，后来总结时毛主席表扬他做政治宣传工作很出色，使他受到很大鼓舞。
1937年在抗大学习时，他聆听了毛主席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实践论》、《矛盾论》，在討论中常常被毛主席点名发言，一再受到毛主席的指点和肯定，大大鼓舞了他学习的积极性，使他牢牢树立起实践第一和辩証分析的观点。
此后，毛主席提名他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当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他说要管八路军那么多干部，自己太年轻，毛主席要他放开胆子干，还说他要给胡耀邦撑腰。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川北当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给中央写的工作报告，一再受到毛主席表扬。
1952年他被点名调到北京，毛主席提名他当团中央书记，还不断鼓励他要大胆工作。那几年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常受到毛主席的垂询。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派他到自己的家乡湖南湘潭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地委第一书记，领导家乡人民度过灾荒，增产粮食，发展经济。
从湖南回来不久，又被毛主席提名派往西北，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他每每想到这些，总是怀著一种对领袖的培育和知遇之恩的激情，多次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哪里有我胡耀邦啊！
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胡耀邦一直把毛主席作为革命导师来尊敬，对於毛主席著作、对於毛泽东思想，胡耀邦更是反反復復地学习领会，热情宣传，忠实贯彻。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从来是一心一意，从无二致，令人十分钦佩。
如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管初衷如何，客观上在全国引起一场天怒人怨的浩劫，这是不是说明他老人家晚年犯了错误？我的怀疑是不是对毛主席“不忠”？此刻，胡耀邦想起23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他对恩师柏拉图的态度时曾说的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毛主席有哪些错误？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简直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最大禁区。原团中央书记处秘书严如平回忆，一次胡耀邦和他谈话，沖进了这一禁区，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智大勇。
粉碎“四人帮”后，严如平到胡耀邦家拜访他，当谈到毛主席点将让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怎么一下又把他和胡耀邦一批人打成“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呢？胡耀邦嘆了口气，神情黯然地说，他老人家老了，听不得一点点不同意见，对他的那一套很固执。“四人帮”这批人又挑拨离间，怎么会搞得好呢？接著他心情沉重地说：“四人帮”粉碎了，可是如今批“四人帮”还要连带批邓，因为“批邓”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这不还是原来那一套吗？林彪、“四人帮”这10年来弄得我们党不成党，国不成国，再要按照原来那一套搞下去，就危险至极！
胡耀邦说到这里，神情更为严峻，疑虑重重。严如平有些不解地说：“四人帮”已经粉碎了，还能再怎么样啊？胡耀邦回答：那可不一定！林彪、“四人帮”不都是打著毛主席的旗帜吗？这是最高指示，那是最新教导。今后如果这也是毛主席讲过的、那也是毛主席定下的，那还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说到这里，胡耀邦又点了一支烟，猛吸起来，加快思索。严如平惭愧地说，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真是太幼稚太糊涂了，做了多少傻事蠢事，还认为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胡耀邦宽慰他说，那时候有几个人是清醒的？我也被搞蒙了嘛！因为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嘛！他有一系列指示嘛！不过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应当吸取哪些教训？恐怕还是我们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过硬，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不深，被林彪那一套骗了。
接著，胡耀邦向严如平谈了一个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想要把阶级斗爭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彻底，这是和他这些年来一直搞阶级斗爭一脉相承的。这两年反復想，觉得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对党、对国家，是个有大功的人，他的功绩谁也比不了，歷史上也很少见﹔以他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是指挥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可是他在晚年十几二十年里有些东西，已经背离了他原来的思想体系。
这时，胡耀邦陷入对过去岁月的沉思，他继续沉重地说：还记得1957年初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確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吧，本来讲得多好啊，可是后来整理发表的时候，添了很多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爭的东西，成了那年划几十万“右派”的理论依据，也是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一再搞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把八大提出的路线实际上给否定掉了。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开始我们头脑也跟著发热。可是到下面去一看，什么亩产几万斤，什么大炼钢铁，都是瞎吹﹔办公社、吃食堂，也是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现在看来，他老人家脱离实际、脱离群眾太严重了。即使到各地视察，也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听不到群眾的心声，大都是听少数干部匯报，或者是看几个“样板”，难以作出正確的判断。倒是彭老总真正深入到家乡群眾中去了，在庐山会议上写了那封信，结果倒了大霉，说彭老总是资产阶级野心家，是“右倾机会主义”总头目，空气搞得紧张得很，最后还要通过一个决议，大家不能不举手。接著在全国“反右倾”，掀起又一场阶级斗爭。
胡耀邦谈到这里，心情更加沉重，他说：三年困难刚刚度过，他老人家就要搞“四清”运动。1963年5月那次杭州会议我是去了的，他把农村的一些问题都上纲到“严重的阶级斗爭”。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我在湘潭也看到不少，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多吃多佔的问题，强迫命令脱离群眾的问题，性质到底是什么？严重贪污、盗窃、打骂群眾、违法乱纪的人有多少？用百分比一比，佔多大的面？可是他老人家看得很严重，別人都插不上嘴，这样写出的“前十条”，搞“四清”运动就必然过火﹔后来温度越来越高，“二十三条”要降温，可是又说有个“走资派”。我心里有点嘀咕。当时在陕西，只能多讲“二十三条”里“要正確对待干部”这些东西。最后，他又把“走资派”这个概念从基层弄到上头、弄到中央来了，就发动起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说是要反修防修，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他老人家当然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好，让红色江山不变顏色，可是他把我们党的情况看得很糟糕，甚至说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经是修正主义分子了，相当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在敌人手里了，中央已经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了，於是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当然要被林彪、“四人帮”用来搞他们的阴谋。《毛选》第一篇开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化大革命”恰恰在这个首要问题上搞顛倒了，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对於自己的认识同一贯十分尊敬的革命领袖存在差异，胡耀邦显得十分痛苦，他满脸愁云，心情沉痛地说：对於他老人家这些大搞阶级斗爭的东西，过去自己也不是没有疑惑过，可是自己是个党的干部，还是个中央委员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纪律啊，也得举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而还不断反省这些疑惑是不是在阶级斗爭面前的动摇呢，是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
胡耀邦在同严如平谈话中列举了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进而提出自己的疑惑是否“不忠”的问题，正说明他对毛泽东是尊敬而不是愚忠，是学习而不是迷信。
胡耀邦谈得正沉重之时，大儿子胡德平进屋来了，於是约严如平明天再谈。
次日，胡耀邦对严如平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又继续搞极左那一套，我这就开始了多思考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晚年错误的问题。又重新看了四卷本《毛选》。延安时期，毛主席的思想理论是多么精粹啊！他在抗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研究得十分深透，又结合了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把唯物论和辩証法阐述得深刻极了﹔后来搞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实际上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也非常深刻有力。批判教条主义，是批判王明，实际上也是批评斯大林嘛，只不过没有公开点名就是了。延安整风使全党树立起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事求是的风气，形成了全党公认的毛泽东思想。那一段，毛主席同周副主席、朱老总等领导同志合作得也好，重大事情都一起商量，他也能听大家的意见。这就使得我们的党得到很大发展，各项工作都很有成效，解放战爭打得何等漂亮！很快取得了全国胜利。建国以后，开头一段他还是很谨慎的，听说为抗美援朝是否出兵这件事，他同中央领导同志反復商量，几天几夜睡不著觉，想得很深很远。可是之后不几年，他老人家就在中南海里不大出来了，到外地去也少同干部、群眾接触﹔党內党外更是滋长起了个人崇拜的风气。我们去匯报工作，也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的﹔他也不大谨慎了，许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別人不能说不同意见，说了就倒霉。如今想起来，一个是脱离实际、脱离群眾，一个是民主生活不健全，这两条教训实在值得很好吸取。
胡耀邦越说越激动，脑海里翻腾著深层次的东西。他接著说，还有一个问题，这几年我想得比较多，就是斯大林死后不几年，毛主席把他一贯反对教条主义的锋芒，转向了反对修正主义，国际上对准了铁托、陶里亚蒂和赫鲁晓夫，国內则大反“资产阶级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走到了斯大林的阶级斗爭越来越尖锐化那个道上去了。他的这种阶级斗爭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认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就是所谓“阶级斗爭，一抓就灵”。他领导经济建设，就是不断反对领导思想的“右倾保守”，大搞群眾运动。在他看来，超英赶美都不是难事，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实现，消灭阶级达到大同世界，至少在我们中国不用很长时间。我说这些，是觉得他在某些问题上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了，也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讲到这里，胡耀邦离开座位，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时而沉思，时而吞云吐雾，似问非问地说：现在我们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这些东西，总不能算是毛泽东思想吧。所以我想，我们要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总要把他晚年这些东西区分开来。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什么？怎样继承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想将来总要有人来把他晚年的思想、他的言论好好理一理，分清楚哪些是正確的，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高举、就继承、就发扬﹔哪些是不正確的，也要弄明白，千万不能“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样会害死人的！前几年大家打“语录”仗，将来弄不好又要打“思想”仗，那可不得了啊！
末了，胡耀邦语调高亢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连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也在此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来工作，就得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我才不干呢！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孙子！
胡耀邦在困惑中的思索，真是石破天惊，使人振聋发聵。这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胡耀邦对毛主席的尊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性认识之上的。他既不同於多少年来盛行不衰的教条主义的盲目搬用和封建主义的迷信崇拜，也不同於康生、陈伯达之流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或任意舍弃。他敢於否定和勇於纠正一切错误，是出自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他把毛主席晚年不正確的东西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分，从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加以坚持、继承和发展，也正是出於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在“五七干校”，胡耀邦曾经检討过对毛主席的“五次动摇”，即对“反右派”、“反右倾”、“三面红旗”、“以阶级斗爭为纲”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怀疑。实践証明，他当年的“动摇”和“怀疑”，正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和远见卓识。
錚錚铁骨
“文革”伊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之流，倾巢出动，指挥批斗团中央派驻各中学的工作队长，从而掀起一股各校学生赶打工作组的武斗歪风。胡耀邦敏锐地觉察到这些阴谋家的矛头所指，气愤地说：“派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做法很不正常。”他要胡克实当即打电话向邓小平匯报。
胡耀邦一身正气，铁骨錚錚，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疾恶如仇，敢怒敢言。他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周倜谈到“文革”遭遇时说：“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的时候，而是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1969年4月九大那一段时间，当然，那时不可能想到他会叛党叛国，但是我已经察觉到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都拉上来，像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这些人，我早有所了解，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但他都拉上来，结党营私﹔同时排除异己，对他有意见的人狠整，打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別的方式提了一点意见，说洪湖苏区没有中央委员﹔二是说林彪的干部政策、关於改造世界观、关於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荒唐的。我开完九大回到黄湖后，就再不提‘林副主席’了。”
当周倜问他如何评价“四人帮”时，胡耀邦气愤地沖口而出：“一群疯狗！”接著又说：“在我们党的歷次路线斗爭中，这一次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爭是最得人心的。错误的东西总是要发展到荒谬绝伦的程度，才会走向反面。”
在九大会议上，康生主动伸出手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不屑一顾，扭头便走。因为他认为康生是“老左”，在1942年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把一批知识分子和年轻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自首分子进行残酷斗爭，无情打击。康生討个没趣，从此，对胡耀邦怀恨在心，四处活动，伺机报復，终使胡耀邦未能当上九大中央委员。
胡耀邦敢於嘲笑林彪：“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胡耀邦襟怀坦白，大义凛然，坚持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爭。早在延安时期担任总政组织部长时，他就不与康生交往。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免一大批团干部的官。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可那天晚上，胡耀邦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並谈了对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找几个年轻的八大中央委员担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但由於康生的记恨，在九大会內会外进行非组织活动，康生的阴谋得逞，胡耀邦仅当了一名九大代表。
本来，在4月20日召开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一个274人的候选人名单，第一类（“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60人，其中有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八大中央委员胡耀邦，因康生一伙认为他在“文革”中认错态度不好，决定让原山东省委书记、八大中央委员谭启龙替换。
后来，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胡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有人找胡耀邦谈话並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胡耀邦两次拒绝，他说：“我没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我是八大中央委员，江青什么也不是，怎么说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呢！”
“文革”前和“文革”中，林彪狂热鼓吹“顶峰论”、“三忠於”、“四无限”等现代迷信，胡耀邦感到非常厌恶﹔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胡耀邦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確、不科学的。对过去盛行的对领袖人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方式，胡耀邦也表示过异议与反感。他说：“毛主席哪能万岁呢？只有封建社会才喊皇帝‘万岁’，我们不能搞封建社会那一套。”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仪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说过：“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提倡青年学会独立思考，即使是对领袖人物说过的话，也可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绝不要盲从。
胡耀邦在受审查期间，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先后写过100多万字的材料。他自己认为，除对一位领导同志一度上纲过高外，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証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隨便乱说哟，我反復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写几千字的材料，揭发这件事，说林彪的罪恶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1974年春天，报刊上连篇累牘地发表“批林批孔批大儒”的文章，对所谓“法家”的评价越来越高，闹了不少笑话。有的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江青一伙炮制的所谓“批儒批孔批周公”，使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感到担忧。一位同志对胡耀邦讲了上述疑问与忧虑，他心照不宣地笑了，说：“咱们只谈观点，不谈人事。”他翻开正在阅读的一本列寧著作，指著一段画红杠的地方——“我们的党由於党內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危机之一。”对於江青其人，胡耀邦早在1938年在军委政治部任副主任时，就有看法，他曾对彭平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是不同意、不赞成的，结果他们结婚的时候许多人没有参加。”他还说了一句大胆的话：“我对江青印象不好，她有点矫揉造作。”他对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是嗤之以鼻。
在干校，有人请他讲党史，他欣然应允。讲党史时，他结合自己的经歷，实事求是，生动形象，爱憎分明。
他还对干校的学员盛禹九说：“我们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难免的，是很正常的。正確或错误，要靠实践来检验。作为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投机取巧，胡说八道。”
他正是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在干校，军代表要他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走资派”，他坚持不承认，不签字。他坚定地说：“我有错误但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走资派’。”军代表拍著桌子吼道：“你在北京挨斗时，已经承认了，现在怎么翻供了？”胡耀邦满脸严肃，不紧不慢地说：“那个时候嘛，对形势看不清楚﹔再说，我是团中央的一把手，我不承认，其他几个书记处书记担当不起，受不了啊！”
军代表板著面孔，恶狠狠地问：“你看怎么办？”
胡耀邦快言快语，毫不含混：“那好办，你们把对我的结论报上去，我也写出我的意见，请中央决定。”
军代表将“审查结论”上报以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把胡耀邦调回北京，归中组部直接管理。就这样，在“文革”被审查的5年中，胡耀邦始终未在“审查结论”上签字，表现了藐视顛倒是非的倒行逆施，显示他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在干校军代表要他“揭发邓小平”，他严词拒绝：“我没有什么揭发。”要他写別人的“材料”，他不投別人所好，更不写违心的话，不添油加醋，而是实事求是，不屈服於压力。寧愿自己迟迟得不到“解放”，也不伤害他人。
“文革”中，湘潭的“造反派”头头上京逼胡耀邦揭发湘潭地委副书记高臣唐的“罪行”，胡耀邦霍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十分气愤地说：“我在湘潭是地委第一书记，如果工作上有什么偏差，我负完全责任，与高臣唐无关，更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几句掷地有声的话，顶得来访者一无所获，灰溜溜地离开了。
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个錚錚铁骨、大海般情怀的人！
“文革”期间，胡耀邦不仅在政治立场上坚定，在思想理论上，他也敢於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误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胡耀邦曾经嘲笑这样一种“笔杆子”，他们好像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他想用什么，就能写什么﹔还能写得振振有词，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亩产几万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最、最”，现在又把“法家”说成“爱护人”的革命家，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几乎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反对奴隶主復辟势力。胡耀邦对这种“笔杆子”极为轻蔑，说这种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梁效”等就是这类人物，是名副其实的林彪、“四人帮”的“御用文人”。
1974年，胡耀邦“赋闲”在家，他对下放到四川原团中央干部曾德林前来拜访他时说：“天府之国，流民三千万，真是荒唐透顶！孙中山搞国民革命还有‘驱除韃虏，恢復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文革’是什么纲领？究竟为什么？搞了8年还看不到尽头，抗日战爭也才8年嘛！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那几个人呀，‘顛狂柳絮隨风舞，轻落桃花逐水流。’他们能‘顛狂’多久，‘流’向何方？我们走著瞧吧。”从这些发自肺腑之言，可见他眼光之远大，境界之高深！
1975年，报刊上猛批“经验主义”、“事务主义者”，全国上下不抓生产。胡耀邦气愤地说：“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制度，並不是因为它符合什么道义，而是因为它解放了生产力﹔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也需要通过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来証明，如果生产总是上不去，经济发展速度反而不如资本主义，那怎么行呢？”
胡耀邦说：“能否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取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寧早就讲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証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
针对那些帮八股的文章，胡耀邦说：“任何骗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文章，凡是装腔作势，高深莫测，让人看不懂，动不动就训人的，肯定有问题，马列主义的本质是朴素的、实事求是的。”
敢於实事求是，敢於探索真理，敢於同敌人作坚决斗爭，正是胡耀邦的高贵品德所在。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位有錚錚铁骨、凛然正气的人！
在十年浩劫中，胡耀邦受尽了种种磨难和煎熬，但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一片丹心始终不渝，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矢志不移！岁月的流逝，没有使他的赤胆丹心黯然失色，反之，经过多种严峻的歷炼，却越来越无比坚强，光彩夺目！
赋闲在家
经过“五七干校”几年的屈辱生涯，经过一番非人的磨难和炼狱，胡耀邦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引起了深沉的思索和探求。“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解决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毛泽东第一批点了4个人的名字：胡耀邦、苏振华、林乎加、周荣鑫。这意味著大批老干部将要陆续得到“解放”。胡耀邦终於得以回京养病，虽尚未分配工作，在家过著赋闲的日子，但他赋闲不闲，他家成了受迫害干部聚会的“红色俱乐部”，故旧友人倾诉衷肠的“干部之家”。
在“文革”后期，到他家聚谈的有老战友、老部下和素不相识、慕名而来的受冤屈的人们。胡耀邦对他们总是热情相待，或鼓励或安慰或指引人生的迷津，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勇气。
抗战初期在抗大一大队任宣传干事的牛克伦，於1974年到胡耀邦家看望老首长，当谈到许多老干部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惨景，胡耀邦满怀忧愤，拍案说道：“‘文化大革命’，搞得淒淒惨惨，不能再搞下去了！”这在“四人帮”正猖獗之时，实属惊人之语。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在何等艰难险阻的逆境，胡耀邦的身上时刻洋溢著乐观主义精神，使接近他的人深受感染。那时，他的一些应有的待遇被取消了，只能坐公共汽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在一次中央会议前，王震曾关切地问他：你怎么来的？他说：坐公共汽车。然后又用双腿比划著说：我能上能下！说得王震等哈哈大笑。这是胡耀邦在讥讽“四人帮”对老干部的迫害，彼此心照不宣。
有一次，牛克伦和老战友王恆一道去看胡耀邦。胡耀邦说：“今天出去散散心吧，我刚领到工资，请你们吃饭。”他要了车，一行直奔颐和园內的听鸝馆。落座之后，胡耀邦从口袋里取出一瓶酒，一瓶很普通的酒，对他们两人说：“今天喝这个。”牛克伦和王恆都摇头，说老领导请吃饭怎能喝这种酒，而且还自己带。胡耀邦摆摆手说：“这酒里有个故事，咱们先讲故事后喝酒——你们知道，我住的富强胡同离灯市口、王府井很近，我经常在那一带的大街小巷走路锻炼。昨天，我走到百货大楼，想去买瓶酒，进去才知道买酒要凭购货証。我说：我没有购货証。售货员说：那你带了別的什么証件没有？我翻了半天，找出一个李昭同志的户口本。小伙子接过去看看说：李昭是女的，你是男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胡耀邦，刚从干校回来，我没有本本。小伙子说，你就是胡耀邦？我说，对呀！他又说：你是‘走资派’？我说：对呀！他说：好！你买酒不要本，隨便买！”
听到这儿，牛克伦和王恆哈哈大笑。胡耀邦也笑了，他给牛克伦、王恆斟满酒，举杯说道：“你们说，这瓶酒是不是很有意义呀？要知道，人家敬重的不仅是我胡耀邦，而是所有老干部！这里有人心的向背呀！”说著，他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就像当年给战士交代任务：“所以，对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你们一定要有信心！你们要告诉能见到的老战友，不要光在那里发牢骚，要抓紧时间学习，锻炼好身体，做好重新工作的准备！”一席寓意颇深的话语，使在座的故旧深受启迪。
胡耀邦从干校回来，家里还未安置好，家具还乱堆乱放著，连沙发也未摆出来。院里堆著砖头、石灰、沙石，准备修復暖气锅炉。他去干校时，他家与胡克实家合住在这个院子里，房屋被他人佔用不少。房子拥挤不堪，但前来聚谈、访问者络绎不绝。
前来拜访的大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各地团干部和他的老战友、老同志等故旧。不管是谁，他都平等接待，热情问候，有求必应，竭尽全力解决来访者的疑难问题。即使有些受迫害的同志未来访问他，他也不顾自己仍处逆境，自身难保，十分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困难。河南焦作市的“五四青年钻机”劳模王海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王海祥到北京找胡耀邦，要証实一些问题。胡耀邦为他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証明，还曾亲笔写信，转交前来访问的河南省老团干杨静琦、赵风岐等同志，请他们帮助王海祥向省里反映情况，解决其平反问题。原安阳地区共青团书记王友志和原禹县团委书记刁文，都因“文革”中受迫害问题，找过胡耀邦。他都满腔热情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使其尽快得到平反昭雪。当时受迫害的同志互相传颂著：心发慌，找耀邦！
胡耀邦家里不仅是老前辈们的“聚散之家”，也是南来北往的“小朋友”的“聚散之家”，无论长幼尊卑，凡有苦难忧愁者，都乐意到他家探访。他那时的工资並不高，常常留来访者就餐，每顿都是围一大桌，边吃边聊，不时爆发出欢声笑语。后来，“四人帮”的爪牙得知此事，还诬蔑他家是“裴多菲俱乐部”。胡耀邦听了付之一笑。大家往他家照跑不误，他们说：“在万马齐喑的严寒日子里，谁不愿往有春意的地方跑呢！‘俱乐部’有什么不好？”
胡耀邦关怀北京市原公安局的干警王金锐使他鼓起生活的勇气，被传为佳话。
王金锐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反对毛主席”的“大特务集团”成员，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尝尽了人间屈辱和世态淡凉，他与胡耀邦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在他走投无路、痛不欲生之时，找到了胡耀邦。尽管当时胡耀邦身处逆境，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但他毅然仗义执言，伸出热情援助之手，给了王金锐坚强地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一天上午9点多钟，王金锐来到北京灯市西口的富强胡同，那时军代表把前院佔了，一打听胡耀邦住在后院，有个小门半掩著。他进到小院，走进了一个房间，屋內书橱里放满了书，横著一个小写字桌、一把椅子。胡耀邦正聚精会神地看书。
他怕打搅胡耀邦看书，轻声地问：“您是胡耀邦同志吗？”他放下书，说：“我是。”王金锐说：“我17岁参加了公安工作，挨了批判，现已没工作了，我想和您谈谈心。您是党內、团內深受敬重的老同志，和您说说心里话，不知您是否有空儿？”他从没见过胡耀邦，心里比较紧张。胡耀邦对他说：“你不用慌，坐下来一起谈谈你的事。”
胡耀邦拉过一张椅子，让他坐在旁边，並倒了杯开水，又和气地说：“不用急，我们慢慢谈。”他怕打扰胡耀邦看书，胡耀邦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安慰道：“没关系，我现在也是闲居的人。有人来就谈谈，也知道点外面的事﹔没人我就看书。”还打趣地说：“我现在不出门，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马列书。”
隨即王金锐简要谈了悲痛的遭遇。他听后沉默了良久，那清瘦的脸上，眼神炯炯，闪著坚定智慧之光，他郑重严肃地说：“金锐同志，我与你不在一起工作，也没有工作的接触，具体事不好表态。但我可以相信你，你1949年是个17岁的青年，刚出来的学生，对党和毛主席哪儿会来那么大的仇恨？我相信你不会说瞎话。我现在也是闲人，刚从干校回来，不能帮你什么。但我可以以一个老党员、老同志的身份来劝你，你要听我诚心的奉劝。”
胡耀邦充满深情，加重语气说：“就是你无论如何要挺过来，要坚强地活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復道：“一定要挺过来，顽强地活下去！”
他说：“我劝你要挺住，要顽强地活，是指你还得有遭最坏打击的准备。不管打击多重，也得挺住，也得顽强地坚持。”他又解释道：“只有顶住，顽强地活，也才有到最后弄清是与非、对与错的结果。”
胡耀邦停了会又说：“我不问你那些具体的事，只要你相信自己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自己是一个学生没有剥削，那么这样定的‘敌人’，这样的‘专政’，到最后都得烟消云散。时间多么长，熬多久，我不能定，但你自己得坚信。没有坚定与坚信，没有做最坏的准备，也许就看不到烟消云散的那一天。”
胡耀邦还劝他：“一时別人不理解，不敢接近你，又算得了什么，也不要委屈。你理解自己，你自己没做坏事，別人不理你，不正是可以自己多看看书，无人打扰吗？”
他还痛心地说，不少同志，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是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运动中自杀死去了，这是难以挽回的沉痛损失。以后即使问题弄清了，也是难以弥补的。
谈话近两个小时，胡耀邦还问农村的情况：收成如何？农民生活怎么样？当王金锐说了有好多孩子不上学、学校也不上课时，胡耀邦心情沉重地说：“那么多孩子不念书，不学习，不求知识，我们国家的人才哪里来？靠白纸一张连文化知识都没了，就算革命了吗？这样革命的最终结果又是什么？”胡耀邦劝他眼界放宽些，“想事情想得更宽些”。
说到农村，接触农民，胡耀邦说：“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位卑不敢忘忧国，要有忧国忧民之心。不让我去团中央上班了，干校也下放完了，给了我时间，我就读马列书，想天下事。”
这就是胡耀邦！他胸怀开阔，志气高远，发愤读书，思考著天下大事。
时近中午，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与王金锐一起吃了顿便餐。临別，胡耀邦再三叮嘱：“你要好好看书，好好生活，想得宽些远些，什么时候从农村回来，什么时候心里不开心，想不通就来找我，我的小门隨时开著。夜里有事来找我，我也叫人开门，我不会把你看成‘敌人’，我相信我的直觉。”
胡耀邦那纯真、质朴、出自內心的关怀和热诚，使王金锐流下了热泪。王金锐感激地说：“耀邦同志，我感谢您，也感谢李昭同志，你们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一定照您说的，不管多大难处，也一定挺过来。如果我遇到挫折，实在想不通时就来找您。”
胡耀邦爽朗地回答：“我的门对你敞开著，李昭你说对吗？”李昭诚恳频频点头。
“文革”后期，王金锐深感自己的问题是明显的错案，但申诉无门，他又去找了胡耀邦。胡耀邦听了他的诉说后，让他写一封申诉信交给他。王金锐很快把信交给他，胡耀邦说：“我现在说话不一定有用，你交给我，我转给北京市委试一试。”他劝慰王金锐：“现在好多人的问题不是都拖著不解决吗？比你问题大的人也不少嘛！没解决，就是拖著不办。拖就拖吧，个人著急也没有用。”他感慨地说：“我现在只是人家找来诉诉苦，我听著，耐心劝劝，有的替他转转信，有的能起作用，有的不起作用，人微言轻嘛！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你说话人家不听，著急也无法，没有回天之力啊！”
当时，胡耀邦身居斗室，一心读书，思考问题。来访的男女老少推门就进，他都热情接待，诚恳交心﹔有的老人拄著拐仗被人扶著来找他，有的年轻人哭诉父母及家庭的遭遇，他耐心听，诚恳劝告﹔有的写申诉请他转送，他戴著老花镜认真看，及时转。在那时，他自称自己是个“闲人”，可他何时闲过？
由於胡耀邦对眾多受冤屈的人的关心，“四人帮”及其打手就放出风来，说胡耀邦的家是“黑据点”，他是“牛鬼蛇神”聚会的“黑后台”。
王金锐听到这些流言飞语，当即告诉了胡耀邦，他听后置之一笑，说：“我现在无权，说话没人听，我算得上什么后台？也没资格做谁的后台。连你那不算问题的事，我转封信都解决不了。有一次我见了吴德也说过，不解决，有什么用？人家来找我反映一下情况也不允许吗？不要理会社会上刮的什么风和怪论。”
粉碎“四人帮”后，王金锐获得平反昭雪，重新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他百感交集，想起了在厄运临头时，对他真诚帮助、鼓励他坚强活下去的胡耀邦，便特意到东安市场买了一盒巧克力和一盒点心，骑车来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中，胡耀邦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给我送吃的？”
王金锐赶忙解释说：“耀邦同志，我的事彻底解决了。您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送您一盒巧克力，这是我和孩子的一点心意，不是给您送礼。”说完他痛哭流涕，哽咽著说：“您在我最困难、感到绝望时，给我的勇气和力量，是一盒糖能报答得了的吗？”
胡耀邦听说他的错案已经纠正，又恢復了工作，高兴地说：“啊！这是好事，你的问题解决了该好好工作。为你，为孩子们高兴，这糖我吃了。”
李昭进来，听了也很高兴，她说：“我为你全家高兴，这礼破例收下，也算是祝贺。”
临別时，胡耀邦嘱咐道：“你把家安顿好，回来好好工作，你已不再年轻了，不能再耽误了。”他还反復叮嘱：“对过去整过你的同志，要学会理解、宽容，不要记仇，要爭取一道共事。有些人也是无辜的，教训各自吸取。”
王金锐激动地回答：“耀邦同志，我会这样做的，请放心。”
胡耀邦身处“文革”逆境，面对险风恶浪，始终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坚定信念，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特殊的“俱乐部”，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