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队长”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作为“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做了规定。
全会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改选结果：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名字排列紧接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而刘少奇由第2位的接班人资格后排在第8位。且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林彪还在接见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
周恩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他多次表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之严重，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见严重，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就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为此，江青一伙公然讽刺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文革”刚开始，许多老同志与周恩来一样，觉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升级，运动发展到出现打、砸、抢，到处夺权，一片混乱，一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越来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到总理处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周恩来听到这些话，很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牢骚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保他们了。周恩来多次对老同志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他让秘书传他的3句话给老同志：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好像洗脸。洗过脸特别精神嘛，一定要正确对待。”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还写了一封密信，让秘书带给一些老帅、副总理、部长们，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总之一定要谨慎言行、小心处事。
周恩来交代送信的秘书：把信亲手交到这些老同志手上，当面给他们看完后再让他们签名，然后你再带回来。
秘书拿着总理的亲笔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贺龙、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这些人看了信后都很感动，明白这是周总理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
等他们看完信，秘书再将签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随即把信销毁了
保护“三老四帅”过关
“文革”进入1967年后，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直至基层干部普遍被批斗、打倒，武斗以至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全国性动乱急剧蔓延。这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他们忍无可忍，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冲突一触即发。1967年1月19日至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在会上，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进行突然攻击。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在两种意见激烈争执当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拍案怒斥江青等人。
毛泽东在得知“大闹京西宾馆”的情况后，想去听听不同的意见。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见到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革”中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危害，诉说自己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 并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
不久，中央军委拟定了“八条命令”初稿。1月28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会上，文革小组成员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左派冲击(军事机关)”的内容。当天下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碰头会讨论情况。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同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审定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时，删去了第5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的内容。毛泽东审批时加写了一句话：“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批示： “很好，照发。”当天，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
这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通称“三老四帅”）、余秋里、谷牧等，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以“三老四帅”等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叶剑英指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陈伯达辩解说：“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
叶剑英不无讽刺地质问他：“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康生蛮横地指责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随后，聂荣臻怒斥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和有关“文革”的6个政策性规定文件。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对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乱党乱军、残酷迫害老干部等罪恶行径，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
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这时，周恩来大声叫他回来。陈毅劝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陈毅回顾延安整风的情况，怒斥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乱党乱军的行径。他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周恩来插话强调，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接着，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李先念针对谢富治的插话说：“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上，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除了3次简短插话外，既没有阻止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言辞激愤的发言，也没有因此中断会议进行，他对“三老四帅”的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
谁也没有想到在碰头会上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告“三老四帅”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是啊，为什么当初同意，现在又反对呢？老帅们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这么个搞法！无论他们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还是不耐烦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毛泽东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做打算。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做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
周恩来怕“三老四帅”们出事，私下里向他们提出了3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三老四帅”们明白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后，与周恩来一起做了做检查。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又考虑，必须让老同志们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迎来了1967年的“五一”节。每年在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中央有个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与民同乐。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上天安门“亮相”，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五一”节是个机会。周恩来在提出上天安门的名单时，有意把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经毛泽东批准，被指责参与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都在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并没有放过对“二月逆流”的批判。为此，周恩来又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一方面对老同志们的生活和处境极为关心，另一方面艰难地努力，为他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扫除障碍。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生前接受笔者专访而回忆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说：“当年，总理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做指示。”
1967年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趁机冲击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元帅等人的行动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担心老帅们在出席招待会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领导：徐向前等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路上不出事！之后又嘱托卫戍区：一定要保证徐帅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据傅崇碧回忆，仅送徐帅回住处就颇费心机：“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3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在他看来：对陈毅、谭震林“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才终于得到平反。
“文革”中的周恩来殚精竭虑保护干部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3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随即，他将阅后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3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3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 “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12月4日，周恩来得知在江青、戚本禹策动下，一伙造反派于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后，十分焦急不安。江青却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得意地说：“小将们干得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周恩来当即严肃指出：“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同时，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领导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示卫戍区制订保护方案，保卫好他们的安全。经周恩来批准，卫戍区把这些同志护送到安全住地。
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能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这一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体力上难以支撑。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心痛地说：“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或写检讨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宿舍。这样，他们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身边同志称之为“倒班出去”。对有些部长，他还特别叮嘱，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他批准。一时间，中南海“工字楼”成了一些部长的“避难所”。
1967年1月30日，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从四川、云南、贵州考察“三线”建设情况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国家建委的造反派揪走。周恩来派到各部委的联络员得知后，立即向他报告。他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第二天，造反派们开完批斗谷牧的会后，不得不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为防止造反派再把谷牧揪走，周恩来叫谷牧不要回家，就暂住在中南海。
2月1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指出：“谷牧不是‘黑帮’！谷牧的问题我早就讲过了，他犯了错误，应该让他向建委的同志检讨。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说明，谷牧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在国务院有工作，要他检查，可以定好时间，不要揪来揪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当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严重冲击和残酷迫害。为保护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冲破重重阻力，排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千方百计地竭诚保护他们。
“文革”发难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休养。当时，红卫兵横冲直撞，到处抄家、揪人、批斗。周恩来考虑张治中性格刚强，担心他对突然袭来的“文革”狂飙没有思想准备，怕他回京后遭受红卫兵冲击而发生意外。于是，周恩来想法提前给他打招呼，向他介绍一些“文革”发动以来的情况。他决定安排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向张治中等爱国民主人士打招呼。同时，周恩来对张治中家也采取了保护措施，由北京卫戍区派1个连和1个营部住在张治中等爱国人士家的附近。战士们身穿便衣，佩戴红袖章，同前来的红卫兵周旋。
1966年8月底，张治中刚回到家，红卫兵就来“造反”、抄家，先后来过5次。红卫兵第2次来抄家时，竟然指着张治中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治中愤怒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张治中的家被抄后，周恩来得知很气愤。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唆使、纵容下，红卫兵们还多次要揪斗张治中。对此，周恩来深感不安。为了保护张治中，他进一步采取措施，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治中秘密护送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只允许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同他联系。
同年8月29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来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手持“红宝书”向84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颤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拿纸笔来。”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件后，首先严厉批评了策划组织这次查抄活动的有关人员，并立即要求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并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家负责保卫工作，且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周恩来就此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在这份名单中直接点出名字的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名单写好后，周恩来指示秘书通过公安部立刻送到中共中央统战部，让他们落实具体措施。
负责办理保护事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此时已处于自身难保之势。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有的被批斗，有的靠边站。接到总理指示后，他们心里明白，周恩来这一招，实际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赋予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央统战部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
照着周恩来拟定的名单和中央统战部根据批示的原则提出的全部人员的详细名单，一张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保护干部网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铺开……
江青只好“丢车保帅”
1967年2月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更是不可一世，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这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左右横行的风云人物。
1967年8月7日晚9时，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不久前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当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接见匆匆应召赶来的外交部造反派。
刚刚在上午因揪斗陈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造反派一见到王力，就像在外头受了气的奴才见到了救命的主子，纷纷诉说各自的“委屈”。造反派一阵“诉苦”后，王力开讲了：“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这么神秘，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接见一直持续到11时。周恩来是在第二天从造反派散发的传单上得知王力的讲话内容的。
周恩来曾在各种场合对外交部群众组织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允许夺，只能监督。对业务的监督也是有范围的，不是全部。然而，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3天之后，8月22日晚，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周恩来接到冲砸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24时才把火扑灭。英代办与其他15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场中救出。另有7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周恩来的愤怒、无奈可想而知。
23日凌晨3时，火烧英代办处3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代办处的行径。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妄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一伙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8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过批评。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中央文革一伙没料到他们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把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
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找跟随毛泽东南巡、中途回京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谈话，并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泽东请示报告。
杨成武带着装有王力“八七讲话”和关锋“揪军内一小撮”材料的档案袋赶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只说了句：“知道了。”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其中，王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做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回到北京，杨成武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8月26日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4个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这是一件绝密级的政治事件，没有对外宣布。但对江青一伙来说绝不亚于8级大地震，迫使他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也只好“丢车保帅”。
千方百计维持经济正常运转
“文革”初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将“文革”局限在生产领域之外，以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1966年7月2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及其《补充通知》，强调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及县以下基层生产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不能一哄而起，影响生产。
为避免红卫兵运动的洪流泛滥成灾，周恩来指示改组后的中共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红卫兵联络总站设立后，9月1日召开了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周恩来亲临会场，坦率地对红卫兵代表们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坏分子钻空子。红卫兵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他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和业务，一再强调，运动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要尊重那里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搞革命的办法去要求他们。”
次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红卫兵讲清楚政策，红卫兵串连要保证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
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做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我看这个《意见》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戚本禹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9月4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委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许多生产队被“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
基层组织瘫痪，最要命的是生产无人负责。秋收临近，这将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尽快拿出办法来。
周恩来本来以为“文化大革命”主要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他最担心的是这场运动影响生产。然而，现实告诉他，“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无情地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
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坏性的狂潮，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泽东支持，硬顶是不行的，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有些事情，只能尽量避开中央文革小组。
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宜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他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几乎同时，李富春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好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做了修改、审定后，于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进行讨论。
讨论一开始，中央文革的人满脸怒气，对这种与“文革”目标相去甚远的文件极为不满。他们百般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双方意见截然相反，会议最后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周恩来只好另谋他途。当天，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以及农村和工矿企业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表示担忧的一系列材料报送毛泽东，请最高统帅定夺。他还提议，这样大的问题，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在9月10日的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在倾听红卫兵代表提出的意见后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提醒红卫兵注意：“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但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周恩来不厌其烦地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试图使脱了缰的野马不要走得太远……
再说，周恩来送上的文件在毛泽东那里压了几天。9月14日，毛泽东大笔一挥，批道：“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立即把两份文件发了出去。随着文件的发出，农村和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敛，“文革”泛滥成灾的洪水，遭到了顽强的阻截。
次日，毛泽东第3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师生和百万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联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他那略带些沙哑的嗓音，表达了为维系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所持的坚定态度。
为达到说服教育红卫兵的效果，周恩来打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旗号：“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然而，林彪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做得对，做得好！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他利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的机会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
周恩来耐心地做解释工作：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的话，实实在在，没有人能够当面说这样的话不正确。但这些话却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更大的不满。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陶铸不客气地顶她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听后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来嚷道：“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对毫无组织纪律观念，只知野心膨胀的江青，周恩来忍无可忍，回敬道：“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见周恩来也不买她的账，江青转而怒目说：“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毫不退让，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自知在道理上争不过周恩来等人，起身拂袖而去……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乱中夺权，不顾人民死活，不惜干扰、破坏工农业生产。这年10月初，林彪责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随即掀起了一股乱军的狂潮。10月9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什么“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不指名攻击周恩来。他阴阳怪气地说：“‘怕字派’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大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周恩来对于陈伯达这种公然无理指责，不屑理睬。他多次提出，陈伯达的这篇讲话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故意将陈伯达的这篇讲话扩散到社会上。为此，周恩来继续采取应对措施，为维系国民经济运转顽强抗争。
为消除陈伯达这番谬论的误导，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题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11月9日，他在主持讨论这篇社论的会上，针对陈伯达的讲话，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批驳只抓“革命”不讲生产的谬论。他严正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根据周恩来意见定稿的这篇社论郑重宣告：“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
随着“文革”狂潮肆虐，11月10日，以王洪文为首的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安亭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制造了京沪线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个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更使周恩来为难的是，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后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安亭事件”虽然平息了，但铁路交通却更混乱了。在北京的周恩来极为焦虑。他打电话给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丕显同志，你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正常，不要让他们把铁路运输搞乱了。”
几天后，周恩来找到调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正在这时，陈伯达却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余秋里、谷牧。这个《十二条规定》提出：“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等。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还胁迫余秋里、谷牧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予答复。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汇报，并建议近日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同意把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拿到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17日，在工业交通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七大城市和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强烈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使工交战线出现混乱，许多大型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面临停产、停运的危机。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部长们，在会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炮制的《十二条规定》，反对“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他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家在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和座谈会上的意见，谷牧组织人员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做了修改，改定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8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等等。
陈伯达看到《十五条规定》后，恼羞成怒，立即将谷牧、余秋里找到他的住处，要他们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什么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听了余秋里、谷牧的汇报，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11月22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同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做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规定》。
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肆意要把工矿企业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夺权。从不过问工农业生产的林彪，从12月4日至6日，却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议开始时，谷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的《汇报提纲》，汇报了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规定》。
谷牧汇报还没讲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纷纷起来指责。他们攻击说：“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他们胡说：《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陈伯达歪曲事实，颐指气使地指责“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他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
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清楚，他们一伙的攻击矛头，名为责难谷牧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对准自己的。对陈伯达的无理指责，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最后，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为主持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开脱。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最后由林彪做总结发言。他字字句句地定性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还针对周恩来多次讲过的“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批驳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种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在林彪的支持下，会议被迫通过了经修改过的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六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指示》。为此，“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
周恩来忧心如焚，他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严重地破坏我国的生产力，从而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为此，他充分利用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负责的“小计委”主持经济工作，要他们住到中南海国务院院子里，保持着国务院和各经济部门及各省市的联系，以维护生产的正常运转。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农民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了，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泽东已经先后8次接见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仅受到最高领袖接见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人数就达1100多万。
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潮，潜伏着重大的事故隐患。全国红卫兵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联，给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运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是周恩来早就预料到的。为使铁路交通命脉不至于中断，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铁路运输。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无论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都要亲自打电话追问，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劝说、教育或批评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昼夜。
没想到，在全国的混乱逐渐加剧的情况下，铁路的混乱也越发不可收拾。在铁路系统，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们，气焰越发嚣张。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其中用毛泽东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此后，一场周恩来做梦也想不到的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都不能幸免。“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泛滥，一场空前的社会混乱降临全国。
周恩来所要解决的，是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周恩来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在全国的所谓“夺权斗争”中，铁路部门的夺权更甚。
大夺权风暴迅猛刮向全国各地，致使铁路运输陷于瘫痪、半瘫痪。铁路部门大批各级领导干部相继被夺权、揪斗；广大职工或分裂成几大派，或外出串联，停产闹“革命”，铁路运输生产大幅度下降；保证铁路正常运输的各种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管、卡、压”，难以执行。大夺权使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路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铁路干线不时中断、停运，待运的旅客和生产物资大量积压。
1月19日凌晨，为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周恩来召集铁道部联络站和长春、大连、齐齐哈尔、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谈话，对“停产闹革命”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联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1月27日晚11时至28日晨7时，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铁道部造反派的夺权错误，责令他们“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2月1日，他再次接见铁道部造反派代表，批评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管。我给你们开过7次大小会议，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是不顾一切。你们想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周恩来采取种种措施，仍然没能制止住铁路交通停运。于是，他下定决心对铁路系统实行军管。当即将齐齐哈尔铁路交通受阻的报告送给毛泽东。3月19日，毛泽东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
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周恩来主持起草一份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3月21日晚，周恩来召集这3个部的负责人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负责国务院工交、财贸、计划工作的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同志出席会议。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强调说：“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要把2季度的生产搞好。铁路、轮船、交通、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竟然不顾毛泽东的批示，对实行全面军管进行刁难、阻挠。林彪指责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他们还节外生枝，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因为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对铁路、交通、邮电军管一再拖延，交通运输受阻情况进一步恶化。
5月31日上午，周恩来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的一份紧急报告，其中反映：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4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
这还了得，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没有了，简直无法无天。“必须发挥国家权力的强有力作用，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主意已定。
他立即拿着紧急报告去找毛泽东。他说：“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毛泽东思索片刻，同意周恩来的建议。
告别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等人于当天下午到国务院开紧急会议。
对中央文革，周恩来采取了先斩后报的办法。会后，他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还没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过来，第二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命令下达，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实施了军事管制。
第三次庐山会议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到会者共253人。
8月20日下午，在接待完两批外宾之后，周恩来登上飞机，直飞江西九江。傍晚时分，抵达庐山。周恩来是最后一个上庐山的中央领导人，他住在当年马歇尔曾下榻的一幢小楼里。
22日15时，毛泽东在他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全会会期、日程、分组等事。谈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时，会上除毛泽东外，几名常委都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康生、陈伯达、林彪也先后表示应设国家主席，并主张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这是毛泽东自1970年春以来第四次表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既然毛泽东坚决表示不当国家主席，如果决定设国家主席，极有可能由林彪来担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便暗含着不赞成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林彪在坚持设国家主席时，又打着主张由毛泽东担当这个职务的旗号，有意回避了自己同这一职务的关系。
8月23日16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
接着，林彪做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个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林彪还重复了许多他过去称颂毛泽东的那些话。而这些话，正是毛泽东审改文章时多次删去的。为了准备开幕会上这个讲话，林彪事前写好讲稿。但发言的事，他到临开会前才突然提出来。
在林彪讲话时，坐在台上的毛泽东显得有些不耐烦，周恩来也露出焦急的神态。陈伯达却听得很“认真”。对多数与会者来说，这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
林彪讲完后，康生发言，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他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这一章就不设了。”
8月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议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并宣讲由陈伯达编选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在发言中，他们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大讲“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这时，随着林彪集团权势的扩大，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急剧膨胀，同时他们担心“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超过自己，于是采取阴谋手段急于抢班夺权，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当晚，华北组发出载有陈伯达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引起会议的强烈反响。
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为毛泽东所察觉。8月25日，他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时，全会已难以再按原定计划进行讨论了。9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各组组长会议，商量全会的会期问题。周恩来提出，明天闭会太仓促了，以后天结束为宜。
一天早饭后，已经连续3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周恩来，在去参加一次重要会议的路上突然昏倒在地。过了1个小时左右，才渐渐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警卫员的床上。他又蓦然站起来，坚持赶赴会场，参加会议。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有关部门不得不派医护人员携带氧气瓶守候在周恩来工作地点旁边，随时准备抢救。
4日、5日两天，周恩来继续不分昼夜地工作，找人谈话，修改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以及全会公报等文件。因为劳累过度，导致心脏出现异常，从5日凌晨开始吸氧。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周恩来在闭幕式上发言，提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严于律己，宽于责人，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又说，革命、生产、战备都不能松懈，要认真抓到底，为明年开始的“四五”计划打下好的基础。闭幕会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开始采取措施，纠正文化宣传领域包括对外工作中某些“左”的倾向。周恩来还没有下山便指示邮政部门：今后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了。
这一年秋天召开的全国外贸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询问：出口商品包装上是否还有毛主席语录?这样到处印毛主席的话是不严肃的，是对毛主席不尊重。前几年讲这种话是泼冷水，现在应该讲了。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
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这在当时被称为“挖墙角”。
果断处置林彪事件
林彪从九届二中全会后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做检讨，反而一步步走上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绝路。1971年3月初，他在苏州用南唐后主李煜词中“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的句子来警告其子林立果等不能“束手待毙”。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势力的同时，也希望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3月底，周恩来曾受毛泽东之托，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找林彪，要他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周恩来意欲“给他个台阶下”。林彪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谈话中，林彪对自己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要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回到北京，周恩来带着黄永胜等人一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对林彪的态度十分不满，当场指着黄永胜等严厉批评道：“你们已到了悬崖的边沿了！现在是跳下去、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4月11日，毛泽东把吴法宪、叶群两人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告诉他：“我已看过，可以了。”由于两人的检讨仍只字不提林彪的问题，毛泽东实际上已不再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4月15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批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批陈不力，也听了他们的检讨。
4月29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发言，指出：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林彪对开了半个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怒。这年“五一”节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的林彪满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连招呼也不打。他在城楼上只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
此时的林彪等人正加紧进行阴谋活动，决心铤而走险，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来达到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目的。
早在1969年10月，林彪授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私下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样林彪便亲自掌握和控制了空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林彪恼恨地说：丘八斗不过秀才。他还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所谓“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秘密文件。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由林立果于3月在上海召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秘密会商，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起义的谐音，意为武装起义）。
正当“联合舰队”成员加紧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工作之时，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地巡视，沿途同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他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责林彪等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认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毛泽东还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他已不再把林彪看作接班人，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这时，林彪集团磨刀霍霍，准备阴谋刺杀毛泽东于南巡途中。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带着这份手令加紧部署。他们密谋在华东地区由江腾蛟指挥采用地面攻击、爆破铁路桥、飞机轰炸等手段摧毁毛泽东的专列，杀害毛泽东。
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觉察到林彪一伙的活动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9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到达上海。在专列上接见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后，毛泽东于9月11日下午命令专列离开上海，风驰电掣，昼夜兼程，于12日下午平安抵达北京。为此，林彪集团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宣告破产。
9月12日晚，北戴河联峰山96号楼，林彪住地一片忙乱，被一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
22时刚过，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领着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来找负责林彪住地警卫工作的第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楼外的一片小树林，林立衡急切地说：“姜大队长，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林彪），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去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姜作寿有些惊异：“你说的这些可靠吗？”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我该怎么办呀?”林立衡说。姜作寿又问了她一些情况，联想到晚上的一些反常情况，顿感事关重大，立即用电话向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做了报告。张耀祠立即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报告。
当晚，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紧闭着的宽大玻璃窗拉上了深绿色的帷幕。周恩来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到会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长，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等也都在座。
22时40分左右，秘书急匆匆地推开门，来到周恩来身边悄声耳语了几句，说汪东兴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周恩来离开会场，匆匆来到他在大会堂办公的新疆厅，拿起红色的电话听筒。话筒里响起了汪东兴的声音：“总理，刚才接到张耀祠打来的电话，说据林立衡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已经调来了林彪的专机256号。”周恩来大吃一惊。
周恩来知道林豆豆同她的家庭一直存在着矛盾。林豆豆的这个报告，会不会夹杂着家庭纠纷的因素呢？林彪是党的副主席，他要叛逃，可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稍有延宕，将会给党和国家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但是，如果判断有误，匆忙采取措施，其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果断指示。
放下电话，周恩来回到会场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政治局成员留下，其他的人可以回去。与会人员从周恩来紧锁的眉头和凝重的神情推测，可能哪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急需总理处理。但绝对料想不到是林彪出逃。
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是否属实？必须迅速查明情况。周恩来查问吴法宪：“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吴法宪回答：“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吴法宪支支吾吾：“我不知道。”他也确实不知道，林彪还没来得及通知他。周恩来说：“你要迅速查清楚，立即向我报告。”
周恩来想到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下属的一个机场，于是又查问李作鹏：“你立即查一查，今晚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不久，李作鹏、吴法宪回话：确实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吴法宪说：“我问了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林彪死党），他说是一架改装后的三叉戟到山海关夜航试飞的。”周恩来心想，夜航试飞是谎言。
他当即命令吴法宪：“你通知这架飞机马上回来，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过了一会，吴法宪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马上回来。”
周恩来机警地感觉到这架飞机的行动不太正常，他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就在周恩来打电话查问三叉戟飞机一事时，在北戴河联峰山96号林彪的住地，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他们经过一番密谋，决定私调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料，周恩来一再严厉追查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一伙见南逃阴谋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
23时20分左右，周恩来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总理啊，首长（林彪）要我向你报告，他想动一动。”周恩来用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叶群说：“是空中动，我们需要调几架飞机。”周恩来问：“哦，你们调了飞机没有？”叶群回答说：“没有，首长要我先向总理报告，再调飞机。”
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查问了三叉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原本是想来试探追查飞机的周恩来，她没有想到此举却为周恩来证实林立衡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同志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
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中央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4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然而，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时做了篡改，说“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可放飞”。
同时，周恩来派吴法宪立即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派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以协助自己负责空军的指挥。要黄永胜留在大会堂，“协助”处理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切断他同林彪一伙的联系。
下达完命令，周恩来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在福建厅待命。他自己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他要亲自向毛泽东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那里是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大钟的时针已指向0点。周恩来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就在周恩来下达命令的同时，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开枪打伤警卫人员，仓皇逃离了北戴河96号楼，乘红旗牌轿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周恩来接到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警卫部队的车再快，也快不过林彪的大红旗。尽管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警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驱车加足了油门在后面紧紧追赶，但林彪的红旗轿车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这时，周恩来又一次命令李作鹏，要他下命令给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但是，李作鹏没有遵照他的指示下达命令。
9月13日0时22分，林彪的红旗轿车冲入山海关机场停机坪，在银白色的256号三叉戟专机的左后方戛然停下。
256号飞机正在加油，油罐车的管子还连着飞机。叶群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喊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
平时夏天都要戴帽子的林彪仓皇出逃，连帽子都丢在了北戴河96号楼。他第二个下车，光着头。林立果第三个跳下车，提着手枪在一旁气急败坏地催促人们赶快登机。
一切都太突然了。这时，林彪专机组的9名成员还有副驾驶、报务员、领航员等5人没有赶到，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
0时32分，林彪、林立果、叶群等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抢上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与此同时，周恩来接到了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
为了挽救林彪一伙，周恩来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
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无线电波，连续不断地传到256号飞机的机舱里，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据当时万幸没上飞机的林彪专机副驾驶分析说，可能是飞机上没有把通信电台打开。因为一旦打开电台，包括3名机械师在内的机组人员都可以听到调度室塔台的呼叫声，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3位机械师的耳朵里。
空军司令部指挥室的雷达密切地跟踪林彪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墙壁般宽大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的亮点正向北移动。
“0点46分，航向310度，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现在飞机时速550公里，高度3000米。方向正北。”……空军司令部作战部指挥室通过专线保密电话，不断地把飞机的最新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凌晨1时10分，西郊机场的吴法宪来电话报告：“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方向飞了，马上就要出国境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在中南海向身着睡袍的毛泽东请示：“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毛泽东凝神沉思，最后说：“林彪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他闭着眼睛说：“有什么消息，速报告我。”
1时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又过了一会，256号飞机从空军指挥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周恩来回到新疆厅，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北逃的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林彪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掌握了我党我军大量的核心机密。他叛国投敌不仅对我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事件情况，做紧急战备部署，以应付突发事件。
周恩来首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净空命令。
随后，周恩来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使对方听懂，周恩来既含蓄又清楚地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一时还没听明白，还在电话中提问是谁跑了。周恩来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再说一遍……”一圈电话打下来，周恩来的嗓子都喊哑了。
3时15分，林彪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一架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强行起飞，他们携带大量文件，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坐镇在空军作战部的李德生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果断指示：“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空军随即派出8架次战斗机拦截，但因为天黑没有及时找到这架直升机。
好在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有高度政治觉悟，且智勇双全，在得知周宇驰他们的阴谋后，他千方百计地把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落地时，他和周宇驰等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随即赶来的战士捕获。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三十八军的3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6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就由原有的4个师增加到10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考虑到当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为了确保北京卫戍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部队对来自军委、各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即只接受来的电话、电报，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部署的应变措施。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亮了。人民大会堂外，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的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天安门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练队形，准备迎接国庆22周年的检阅。广播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有林副主席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也没有料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刚刚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
此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桌前陷入了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和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从12日19时30分吃过一顿饭后，到现在连续紧张工作1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
沉思了好一阵子，周恩来起身前往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往常，周恩来总是会问：主席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毛泽东肯定没有休息。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高振普回忆，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大约谈了半个小时。
13日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周恩来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又召集政治局委员、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订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势力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
13日一整天，周恩来没有回过西花厅，连续20多个小时没回家。邓颖超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来过好几次电话。从卫士们支支吾吾的言语中，政治经验丰富的邓颖超预感到国家肯定出了什么大事，她不是像以往那样催周恩来早点散会，而是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按时给周恩来吃药，不要饿的时间过长，要提醒总理休息。
13日晚上10时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一份报告：18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这可能是林彪座机坠毁。周恩来从时间和方向上猜到十有八九。
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看上去显得格外疲惫。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周恩来服了安眠药，在大会堂躺下休息了。连续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躺下休息前，周恩来告诉卫士：有什么情况随时叫醒他。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一边密切注意外电报道，一边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在晚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14日上午，符浩与其他外交部党组成员来到部会议室开会。一进入会议室，符浩便感到气氛里有一种严峻感，但每一个与会者都很镇定，会也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主持会议的是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在会议上，大家对林彪出逃做了几种估计，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符浩记得，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值班秘书拿着一份手抄特急报告快步走进来，径直奔向姬鹏飞。姬鹏飞接过报告仔细阅读，神态冷静沉着。当他的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开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好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原来，这是驻蒙古大使馆的直线电话，关于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的报告，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其中有1女的，机号256，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分管对蒙外交的副部长韩念龙从姬鹏飞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
为了让毛泽东与周恩来尽快知晓这一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与主席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但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两位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姬鹏飞要求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2时，入睡不到3个小时的周恩来就被外交部的一个紧急电话叫醒。电话是王海容打来的，她说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秘书只好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预感到可能有林彪一伙的什么消息，叫王海容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并吩咐卫士到门口等候。
王海容送来的是我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密报。看完报告，周恩来顿感如释重负。周恩来高兴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两人谈了1个多小时。
从118厅出来后，周恩来来到福建厅，向等候在这里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的消息。会场在短暂的沉寂后马上涌动着阵阵欣喜。
这天晚餐时，周恩来破例喝了点茅台酒。
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周恩来想得很多：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党羽当时都还没有惊动。对这些人，要尽快找恰当时机解决，防止他们有些人狗急跳墙。另外，对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讲，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说林彪反对并阴谋暗杀毛主席，才让广大群众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为此，他指示：对林彪事件要严格保密，保密时间尽可能长些，以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
9月20日，我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此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电告驻蒙古使馆，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并向蒙古方面交涉，把9人的遗体运回国内。
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太熟悉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油箱里还有残油，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做了准备的。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周恩来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两个小时后，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这两位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于是，在林彪事件以后的10多天里，人们从新闻广播、报纸杂志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眼。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都一个个从政治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
9月23日，林彪事件后的第10天，毛泽东要汪东兴询问周恩来有关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立即来到毛泽东处报告了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的情况。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看来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请主席放心，这件事我马上去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上午一定办成。”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已经到了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采取措施的时候了。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立即布置逮捕黄、吴、李、邱等人的工作。
本来打算在23日晚上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但因为第二天上午李先念要率代表团去越南访问，邱会作要去机场送行，而林彪事件尚未对外公开，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仍需要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周恩来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商量，临时决定改在24日上午。以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名义，通知黄、吴、李、邱24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
24日上午7时多，周恩来驱车来到首都机场为李先念送行。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和邱会作等先一步等候在候机室。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气氛没有丝毫的异常。只有知情的杨德中等人，始终紧随在周恩来的左右，警惕着周围的动向。
送走李先念后，周恩来对纪登奎、邱会作说：“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主席的指示。”纪登奎知道这个会要解决黄、吴、李、邱。
回城里的路上，周恩来对同车的杨德中说：“把车开快一点，我们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单独谈一谈，争取让他多交代些问题。”不料，周恩来的座车提速，在后面的邱会作等人的车也加快速度跟了上来。本来中央领导人专用的红旗车上配备了通信设施，但因为反窃听都拆掉了。杨德中心里只能干着急。
大会堂北门，邱会作的车与周恩来的车几乎同时停下。尽管杨德中抢先下车，但已来不及了，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执行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邱会作隔离到了福建厅。
周恩来和叶剑英、纪登奎在东大厅等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9时，黄永胜、李作鹏先后来到，与邱会作一起隔离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迟迟未到。周恩来在东大厅来回走动。叶剑英急了，甚至要北京卫戍区做好到住地逮捕的准备。
过了10多分钟，吴法宪终于来了。警卫森严的福建厅，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黄、吴、李、邱4人已经觉察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了，都低着头沉默无语。
当周恩来走进福建厅时，他们4人惶恐地站了起来。周恩来还是一一跟他们握了握手。这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还是有过战功的老同志。落座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吴、李、邱4人实行离职反省。周恩来说：“中央决定对你们4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限，交代你们的错误。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代，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宣布完后，周恩来问：“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黄、吴、李、邱4人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周恩来随即下令将他们4人带走。
同日，周恩来召集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4人的决定。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知，通知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
在此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抓捕归案。
美国总统“暗送秋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封锁、遏制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致使中、美两国关系和中、美两国人民交往断绝了20多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
1969年3月苏联武装挑起珍宝岛流血冲突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做出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大动作。
7月间，尼克松访问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他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他甚至称：不应孤立中国，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7月26日，西哈努克致函周恩来，并转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要求来华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
7月2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放出话来：希望同中国恢复外交对话。
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极大地关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新动向。一项改变中、美、苏三国关系格局的外交决策，在他们中间酝酿开来。
到了金秋9月，北京的大街小巷，正在以它喜气洋洋的面貌迎接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边山水相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正在庆祝她独立24周年。9月2日，是越南的国庆日。这天上午9时47分，越南领袖胡志明因严重的心脏病不幸逝世。鉴于当时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越南政府为防国内局势动荡，决定将胡志明逝世的时间改为9月3日，定于9月9日为胡志明举行国葬，并到9月4日才正式公布。
9月4日凌晨，差不多与越南公布胡主席逝世消息的同时，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星夜兼程前往河内吊丧。
中共中央考虑到，苏联将派出以党内第二号人物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赴河内吊丧，认为中共代表团不宜在河内与苏共领导人碰面。于是，9月4日当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到河内的医院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便飞回了北京。
周恩来此举，第二天就引起了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的关注。美联社在9月5日的电讯中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周恩来有意回避一事和国际舆论的反应，反而给苏联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毕竟不愿意让“美帝国主义”利用中苏矛盾。
9月10日，周恩来接到了一封发自中国驻河内大使馆的急电，上面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总理会晤。
中共中央在接到柯西金的要求后，考虑到国际国内形势，决定让周恩来同柯西金会面。
9月11日10时50分至14时30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与柯西金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就中苏关系的紧迫性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中，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嘛！五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柯西金说：“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
周恩来说：“目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点头称是。
周恩来趁热打铁：“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柯西金知道中国正在忙于进行“文化大革命”。
“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说到这里，周恩来不由得有些激动。他双目炯炯，浓眉直竖，语气掷地有声：“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周恩来诚恳地提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进一步说：“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他提出了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的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柯西金提议，临时措施中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
周恩来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柯西金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
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
这次会谈的结局，早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预料之中。苏联方面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借中国压美国。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9年之久，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中苏之间的总理级高层接触，很快被美国情报部门获悉。大洋那边的尼克松更坐不住了，他决定急起直追，不能让苏联抢先与中国改善关系，努力寻找通向“古老中国”的渠道。尼克松决心采取主动，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
接着，尼克松、基辛格利用出访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10月，美国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它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
美国在放宽限制的同时，想方设法同中国接触。12月3日，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追着中国驻波兰使馆译员表示，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愿意同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会晤。
当晚，周恩来看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来电后，感到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有望，立即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
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回应“信号”，周恩来批准释放2月16日因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而一直被拘留的美国人，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几天后，斯托塞尔应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邀请，同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会晤，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驻外大使馆的美国大使。
基辛格把双方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1月份，美方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表示：尼克松总统想同中国领导人接触。一个星期以后，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表示：“请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周恩来的话，由巴基斯坦方面传给了白宫。
1970年3月21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急报国内外交部：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大使张彤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地自由决断。”
熟谙外交之道的周恩来立即在电报上批示：“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一个对世界保密（主要是对苏联保密）的“秘密接触”行动，在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实施开来。
之后，尼克松又不断向中国方面传来信息：
——美中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白宫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的相应代表对话。
对尼克松的信息，周恩来采取了中国式的回答。
10月1日，是中国人民庆祝自己国庆节的重要日子。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首都北京的国庆游行队伍。
11月5日，周恩来会见来访的埃德加?斯诺，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会谈的关键。他指出：“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他声明：关于台湾，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周恩来同斯诺的这次谈话，同年12月13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撰写的《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谈外交问题）》。
11月14日，就在尼克松再次托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达口信的时候，周恩来对叶海亚.汗表示：“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这就是我们的口信。”
11月21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他受齐奥塞斯库的委托，前来中国转达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口信，他们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表示关切，尼克松再次表示同中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谈判的愿望。会见时，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强调如果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
随后，中国发出了强有力的回应“信号”。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侧“毛主席语录”栏登载：“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下面在《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标题下，以将近半版的篇幅登载当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和一段文字说明。这是周恩来特意对版面做的精心安排，以此作为对尼克松多次表示改善中美关系的首次公开回应。
你来我往，中国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大家都在试探和寻找时机。
“乒乓外交”：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行动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本名古屋参赛，一举荣获4项冠军，使世界乒坛为之震动。比赛期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员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在这种接触中，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为此，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的问题，给周恩来写了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主要是因为美国乒协坚持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前不久就支持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国际乒联。
周恩来对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要求，也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在报告上批示：“可以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在报告末端，他写了“拟同意”3个字，并将报告转毛泽东审批。
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的意义，周恩来深有体会：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决定一经做出，周恩来迅速组织实施。4月7日，周恩来嘱告外交部立即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当天下午，美国代表团开会，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宣布：访华事已得到政府许可。这时，场外挤满了各国记者。斯廷霍文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心情与其说是兴奋，毋宁说是惊讶。”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中国要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认真的信号”，“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一时间，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美联社东京当日电说：“20年来在恢复美国和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比赛场”。法新社8日电说：这是“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共同社巴黎电称：法国外交人士评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说：“中国的邀请是慎重研究之后发出的。因此，乒乓外交可能会使改善中、美关系的工作取得成功”。
于是，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行动，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导演下有趣地开展起来。
4月9日下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东京羽田机场，当晚飞抵香港，受到中国旅行社人员的迎接。下飞机后，代表团团长、美乒协主席斯廷霍文说：“我们很高兴，喜欢得要发狂似的。我们希望此行将促进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国际兵协国际部主任罗福德?哈里森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促使美中两国达成较多国际谅解的先锋。”
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起到达北京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为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周恩来给美国代表团以特殊的优待，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这些初次进入“红色中国”的美国人。接见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时间是1971年4月14日。这是一次精彩的会面。
周恩来首先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中国古语，欢迎美国朋友。会见时，美国男乒运动员格伦?科恩询问周恩来对美国青年中流行“嬉皮士” 的看法。他用一段富有哲理的话回答说：“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整个会见，妙趣横生，笑声不断。所有在场的美国人都被周恩来的坦诚打动。中国总理并不强加于人但却让你心悦诚服的谈吐，令美国队员们由衷地敬佩。
会见快要结束时，周恩来称赞美国乒乓球队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他断言：“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举动和谈话很快通过美国人自己传到了白宫。这回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明白了中国式的外交艺术。基辛格认识到，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与不久前将斯诺安排在北京天安门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后来做了这样的评论：“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
基辛格实施“波罗行动”
继“乒乓外交”之后，中国方面又向前走了一步。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一份口信式的文件——《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这份《口信》说：“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24日，这份《口信》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直接转达给尼克松总统。29日，尼克松以口信方式答复，表示愿意接受邀请。5月17日，美国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正式答复中国：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中美两国秘密的预备性会谈，周恩来着手研究制定中美会谈的方针。 5月25日，他召集外交部核心组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的答复口信。26日，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
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报告》还有针对性地解答了一些对中美会谈存有疑虑的问题。《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当天，周恩来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6月2日，周恩来的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转交给基辛格。当基辛格把打成正式文件的周恩来口信交到尼克松手中时，这位美国总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满意地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一向晚饭后不喝酒的尼克松，破例斟了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干杯庆贺。基辛格感慨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尼克松顺势突发奇想地说：“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吧。”
一边擅长“乒乓外交”，另一边实施“波罗行动”，封冻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就这样缓缓地开启了。
为了做好同基辛格举行预备性会谈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多次召集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接待工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他在强调这次中美会谈的重要意义时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20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的傲慢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首先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7月9日中午12时25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人员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波音飞机秘密抵达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
基辛格一下飞机就钻进了大红旗轿车，车子很快就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5号楼。
16时30分许，周恩来来到基辛格下榻处。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还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动作有些夸张。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视着基辛格，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也笑了笑，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当介绍到理查德?斯迈泽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基辛格介绍到温斯顿?洛德时，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晃了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还跟着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开起了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啊？”
周恩来的一番话，使基辛格一行原本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
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同他举行了6次共计17小时的会谈。双方就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时间安排等问题，进行了友好磋商。在周恩来极为儒雅的谈判风度中，贯穿着一个十分坚决的态度：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做了这样的表示：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基辛格的话，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政策上的两面性。在周恩来看来，分歧只能慢慢解决，先要把共同点确定下来。在几轮艰难的谈判后，基辛格没想到会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这次秘密访华非常满意。正像他自己所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美国人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秘密访问迟早要公开化。为此，双方一致同意发表联合公告。10日晚，周恩来与基辛格就此次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进行了商谈。
联合公告如何措辞，双方再次出现争议，主要集中在3处：一、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尼克松来访的适当时间。
对第一处，中国方面在起草原稿时，说明是尼克松主动提出要求，由中国邀请。基辛格提出异议，说这样写让人看了觉得尼克松总统像个旅游者，美方不能接受。
这一点说到底是个“面子”问题。周恩来充分考虑到尼克松的面子，将原稿改成中方“获悉”尼克松要来访，由周恩来邀请。仅仅“获悉”两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使大家为难的问题。双方都对这一修改拍手称妙。
对第二处，双方都不回避要“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障碍，而美国方面却不同意在措辞上渲染台湾问题。经过讨论达成协议：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言下之意，台湾问题是共同关心的，但并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对第三处，为便于美国方面灵活安排，尼克松来访的时间，写明年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
拿到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非常满意，他清楚，中方已经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因此，他干脆在“接受邀请”几个字前加上了“愉快地”几个字。
双方皆大欢喜。稿子基本定下来后，心情畅快的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随着基辛格的离去，周恩来的形象、风度，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回到白宫后，基辛格在他住的那幢西班牙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大谈周恩来，赞赏有加。以至尼克松后来这样回忆：“基辛格归来时对我说，周恩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尽管基辛格像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
基辛格后来也把自己的这种印象写进了回忆录中：“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基辛格一行离开北京的第5天，即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的内容相同的公告。
这则公告的发表，立即震惊了世界——长期对立的共产党中国与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走到了一起！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着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3个月后的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具体安排，并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还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基辛格从容地在中国待了7天，当时周恩来刚处理完林彪事件不久，不顾紧张、劳累与基辛格会谈了10次。
对于尼克松访华时的中美联合公报，基辛格事先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草案。这个草案长约3000字，包括了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4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的老套路起草的。草案在含糊其辞地强调共同点的时候，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0月22日下午会谈时，基辛格将他绞尽脑汁搞出来的这一草案提了出来，此时，他们对这个公报草案非常得意，觉得这是一份“杰作”。没想到周恩来很不满意美方起草的草案，他指示章文晋：由我们另外起草一份对案。并提出：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各说各的”原则，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中方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拿出了另一份非常独特的公报草案，它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在中方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基本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中方草案递到美方手中，经过一番解释和紧急磋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明白了中方草案“求同立异”精神的奇妙之处。
正在基辛格与周恩来谈判的时候，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一结果，连一贯以精明著称的基辛格也没有预料到。
经过反复商谈，基辛格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美方的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双方终于就公报草案达成了初步协议。
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时，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传到了。11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与基辛格话别时，悄悄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而对基辛格则守口如瓶。毕竟，此时如告诉正春风得意的基辛格，定会使其难堪，这不是周恩来为人处世的方式。
乔冠华负责到首都国际机场送行。车子开动了，乔冠华和基辛格同乘一辆红旗轿车。两位外交家不知不觉聊到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间问题。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中国席位提案进行表决。”乔冠华明知故问。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友好地一笑：“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我看不见得吧！”乔冠华仰面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基辛格根本没有察觉的无比自豪。
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的一周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他的对华访问。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身份，亲自在北京机场迎接。
当尼克松总统和夫人走出他的专机时，他为了让世界记住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有意把其他随员先暂留在了机舱里。身着厚重灰色呢大衣的尼克松与身着红外衣的夫人帕特走下舷梯，身后没有任何人跟随，当走到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微笑着伸出他的手，急步朝站在舷梯外两三步远迎接的周恩来走来。周恩来站在原地也把手伸出来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隔绝了20多年后，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摄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含笑说：“总统先生，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握手结束后，随尼克松访华的罗杰斯、基辛格等随员才获准走出机舱。军乐队这时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周恩来陪尼克松检阅三军仪仗队后，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高级红旗轿车，直驶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车过天安门广场，尼克松见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没有他在纪录电影上看到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他的希望落了空，心里不免有些黯然。
周恩来善解人意，主动热情地边指一闪而过的建筑物边介绍：“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多次接见过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那是革命历史博物馆……”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行来到钓鱼台国宾馆，邓颖超早在宾馆等候。周恩来把尼克松、基辛格的白宫人员安排在18号楼，又将罗杰斯和美国国务院官员安排在6号楼。尼克松由此看出周恩来非常熟悉美国国情，对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了如指掌。
当天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基辛格。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尼克松及其夫人帕特一行。
周恩来的祝酒词，点明了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划时代意义：“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美国人也从周恩来的祝酒词中听到了中国人对双方分歧问题的解决办法：“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周恩来用丰盛的晚宴招待尼克松。尼克松和帕特熟练地拿起筷子，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美味佳肴，周恩来微笑着对帕特称赞说：“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用筷子，不简单！”帕特骄傲地将筷子一举，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练了近半年！”
接着，周恩来指着摆放在餐桌上的“熊猫”牌香烟对帕特说：“总统夫人，我们要送给你两样东西……”帕特以为要送她香烟，大吃一惊：“你说……香烟？我不会抽……”周恩来笑了笑，解释说：“不，不是烟，我说是熊猫。我们要送你们两只熊猫。”
帕特惊喜地拿起一包精制的香烟，指着烟盒上画的可爱的熊猫，大声对尼克松说：“喂，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美国人通过卫星传送的电视看到这个消息，立刻引起全国性轰动，一时成为美国人争相谈论的话题，掀起一股“熊猫热”。《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同他进行了5次会谈，主要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谈中，尼克松重申美国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不鼓励“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军等。但是，他又强调美国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选择嘛。美国在南越和柬埔寨支持的阮文铭、施里玛达等‘老朋友’，总是要被人民赶下去的。如果当年杜鲁门不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不以武力援助蒋介石，22年来的中美关系可能不同得多。问题是争取一代的和平，是寄希望于前进方面，还是寄希望于这些‘老朋友’。把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希望放在这些人身上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 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
2月25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就中美联合公报的措辞问题交换意见。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仍然没有定下来。当时，美方担心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会谈时说：“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基辛格立即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
当晚，由于联合公报还没有定稿，周恩来在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致辞时，只讲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而没有讲共同点。
26日凌晨，双方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已经谈定。经过文字推敲和修改，次日定稿。
2月27日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怡然退尽。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做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16000英里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尼克松还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2月28日，就在尼克松即将结束访华回国的时候，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并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是：“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这份《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开始走出对抗，走向合作和正常化。
送走尼克松之后，周恩来当天乘飞机自上海回到北京。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分来比喻中国对美国，21∶2。可以报道吗？”周恩来哈哈一笑，摆了摆手说：“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可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建立中日友好邦交
1972年2月21日，日本首相佐藤荣作通过电视屏幕看到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的场面，太阳穴激烈跳动，血压升高，如坐针毡。为摆脱难堪的场面，他站起身朝小餐厅走去想安静一下，日本记者却紧追不放，执拗地要佐藤谈谈对尼克松访华的感受。佐藤气鼓鼓地说：“他（尼克松）自己不是说了吗？这是本世纪的伟大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能说什么！“
一时间，佐藤内阁被尼克松访华、停止美元兑换金币和课征进口税10%的“尼克松冲击”搞得狼狈不堪。日本舆论界和自民党都掀起批评佐藤对华政策失败和落后的浪潮，佐藤荣作被逼无奈，只得在1972年的施政演说中提出：“鉴于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占有联大席位和安理会席位，并根据只有一个中国的认识，日本政府认为，为了今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系正常化，开始举行政府间的会谈是当务之急。”他表示：“如果对我国的意图有所误解和怀疑，日本政府准备竭尽全力予以消除。”
为了把这一意图告诉中国，佐藤指示日本驻巴基斯坦大使、著名苏联问题专家曾野明把自己的施政演说和福田外相的政府统一见解的抄件当面交给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对此，中国政府置之不理，对其中的奥妙日本著名记者永野信利做过绝妙的解释：“一位行将下台的首相对其他国家是一文不值的。中国不愿同难对付的佐藤谈邦交正常化问题，对佐藤内阁采取敌视政策，以便给日本国内要求佐藤引退的势力助一臂之力，争取在同下届内阁谈判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时处于有利地位。”
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5日，田中角荣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7日，田中角荣内阁组成，大平正芳任外相。
履新之初，田中角荣便把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任期内的重要目标。上任当天，田中发表讲话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他明确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就在田中首相就职当天，外相大平正芳也表示：“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
对田中内阁的这一态度，信息灵通的周恩来反应神速。9日晚，他在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宴会的致辞中谈及新成立的田中内阁时，把话放了出去：“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任期未满就宣布下台。7日成立的田中内阁明确表示在外交方面要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做了周密的安排。还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前的7月3日晚，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新任驻日首席代表萧向前抵达东京。萧向前抵达日本一周后，7月10日，也就是田中内阁成立后的第三天，由孙平化任团长的上海舞剧团也抵达东京。日本各界2000多人专程到羽田机场欢迎上海舞剧团一行。谁都知道，孙平化不是搞文艺的，由他率领一个芭蕾舞团来到日本，自然会引起种种猜测。但形势发展的速度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7月17日，以郝中士为团长的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抵达日本，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的陈抗临时客串这个农民代表团副团长。陈抗一到东京，即来到位于涩谷惠比寿三町目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向孙平化和萧向前传达了周恩来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指示：“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态度。……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还指示孙平化和萧向前要抓住时机，争取会见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向田中转达周恩来本人对他的访华邀请，以实现田中首相访华，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此前一天，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受田中角荣委托，到北京拜见周恩来。佐佐木更三向周恩来转达田中首相要求日中建交的决心和种种打算，当佐佐木说田中等人打算来华谢罪时，周恩来说：“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佐佐木没想到周恩来如此体谅田中本人和田中内阁。
“如果现任（日本）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中日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周恩来以邀请的口吻对佐佐木说。佐佐木立刻补充一句：“那是最好不过的，希望务必邀请。”
谈到田中角荣访华时的待遇，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佐佐木：“田中首相访华的待遇，和尼克松总统一样。你说绕道香港不方便，所以田中首相来的时候就请直飞北京。”
佐佐木更三回国后，向田中如实做了汇报。田中对此非常满意，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日中邦交正常化，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时机已经成熟！”
7月20日，在日本友人、自民党要员藤山爱一郎为欢迎萧向前和孙平化举行的酒会上，田中内阁外相大平正芳、国务相三木武夫、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等重要人物应邀参加，参加欢迎外国经贸、文艺团体酒会的人员级别之高，在当时的日本是破天荒的。酒会上，大平外相借藤山爱一郎之口向中国客人表示：“外务省今后要开辟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接触的途径。双方商量将来的问题，用不着到巴黎或日内瓦去。……日中邦交的恢复，一定会在最近的将来，也许在明后天就能实现。”
为探明中国方面在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等方面的态度，田中角荣又委托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面见周恩来。
7月27日，竹入义胜带着田中内阁关于与中国建交的设想赶到北京。当天下午，周恩来和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竹入义胜。周恩来向竹入说明了中方与田中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歧：“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竹入解释：“‘正统’就是你们说的‘合法’。”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有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竹入说：“我们也是做这样解释的。”
周恩来还是不放心地说：“公民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问题，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因为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可能和日本的语言不同。”接着，周恩来简述了中国历史上有关正统和编安的政治演变，最后说：“这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正统和合法意思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意。”竹入表示：“我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时要用‘合法政府’这个词。”
竹入在京期间，周恩来与他进行了3次会谈。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提出了中方的建交方案。竹入做了详细的记录，他后来如此披露自己的心情：“写着写着，感到吃惊，手都发抖，心想复交可以实现了，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
8月初，竹入义胜回到日本后，即向田中、大平报告。田中角荣看着“竹入笔记”，喜形于色，感慨地说：“周恩来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
9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声明：“为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田中首相高兴地接受了周总理的邀请，将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
这时，日本右翼分子对中日友好疯狂反对，田中和大平不断接到有威胁内容的邮件，不少人为田中、大平的安全担心。
田中角荣的女儿真纪子要求随父亲来北京，田中角荣定定地望着女儿的眼睛说：“不错，爸爸确实跟你约好的，要带你看看全世界，以往也确实这样做了，但这一回访问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就好像一块厚窗帘的那一边，那里正在做些什么，将要做些什么，我也没有准确的消息，而且在日本国内也有一部分反对我的访华之行，我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下毒、打黑枪的情况下动身访华的。你是我唯一继承家业的孩子。如果两个人都去的话，万一丢了性命，田中家从此香火就断了。我这次一个人去，你留下看家。万一我被刺杀丢了性命的话，你千万不要惊慌，要镇定地办理后事。我此行的目的是极为重大的，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日本的普通国民能够自由来往。我为实现这样的时代而去！我为坚定自己的政见而去！”
真纪子撅着嘴不说话，田中角荣信心十足地说：“总会有这么一天，日中两国的人们能够面带笑容自由往来。正是为了这一天的实现，爸爸豁上一条命动身去北京了！”
9月25日7时50分，田中角荣率领的庞大代表团来到羽田机场。陪同访问的除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还有陪同官员、翻译、秘书、速记、医务人员、安全保卫和卫星技术人员、文字和广播记者等共230余人。日本警视厅为防止右翼破坏，出动2500名机动警察严密保护。
这一天，北京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机场里悬挂着的五星红旗和太阳旗迎风招展，光彩夺目，鲜红的地毯格外引人注目。
舱门开处，身着灰色西服、灰色领带的田中首相缓步走下舷梯。带病前往机场的周恩来身穿灰色中山装，迎上前去，紧紧握住田中的手，热情问候，然后又与大平正芳亲切握手。与7个月前尼克松访华时相对冷清的欢迎场面相比，这天的北京机场却是另一番景象：停机坪上站满了欢迎群众和穿着鲜艳衣服的中小学生。欢快、高昂的国歌声，把中日关系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田中角荣一行的主要官员。随后，在安徽厅和田中首相举行了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当晚7时30分许，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门为田中角荣一行设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熟练地演奏着日本歌曲《樱花樱花》、《佐渡小调》、《金毗罗船》，周恩来好客地请田中和大平喝茅台酒，亲自为田中布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对客人的无微不至的礼仪使田中和大平感到温暖。
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意义深远的祝酒词：“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说到这里，周恩来略做停顿，语调转趋沉重：“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沉痛的往事使在座的日本人士表情格外严肃，中国有关人士心情也十分沉重。周恩来见此情景，又以充满信心的话把人们引向积极的境界：“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对田中的到来和日中友好，周恩来充满了信心。他说：“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周恩来提议为中日会谈取得的成功和田中首相的健康、中日友好干杯！霎时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响起一片友好的“干杯”声，把友好气氛推向高潮。
兴奋中的田中角荣首相站起来，做了一篇答词。他说：“我深信，即使我们在立场、意见方面存在小异，但只要日中双方达到大同，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消除意见分歧，是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讲到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时，他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有过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
田中角荣讲到这里，敏感地发觉宴会厅气氛陡然间发生巨大变化，刚才人们还在热烈鼓掌，笑容满面，听了“添了麻烦”这句话，中国人员立即正襟危坐，神态肃然，席间立即响起一片窃窃私语。
田中角荣来不及多想，又按讲稿继续讲下去。他热情的讲话又激起中国人的好感，周恩来带头鼓掌，使宴会又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田中角荣兴致勃勃地回到钓鱼台国宾馆，为会谈的顺利进行兴奋得夜不能寐，诗兴大发，情不自禁地挥毫写汉诗七绝一首：“国交途绝几星霜，修好再开秋将到；邻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
在9月26日举行的首脑会谈上，周恩来对田中在宴会上提及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谓之“麻烦”的这种轻描淡写的用词表示不满。周恩来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见周恩来如此严肃地提出问题，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还表示：“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
会谈中，周恩来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中日关系不同于中美关系，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集团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做根据，问题无法解决。那样，蒋介石就变成“正统”，而我们却成为“非法”了。这次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来北京，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
会谈到了9月27日下午。双方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天晚上，田中角荣突然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说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田中万分惊喜，能与毛泽东会面，是他求之不得的好事。
20点30分左右，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幽默地对田中等人说：“架已经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角荣是首次领略毛泽东的风趣，他惊叹中国领袖把重大的政治事件转换为轻松的话题。这场谈话持续了近一小时，自始至终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会谈中，两人没有谈任何政治问题，只是谈个人、谈孝道。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轻声说：“田中先生，我年纪也大了，神经痛，很快要去天国了。”离别之际，毛泽东从书架上拿过一套《楚辞》，赠给田中。
9月28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举行了最后一次限制性会谈。就日本如何处理日台关系问题，周恩来既坚持原则，又让采取了灵活的方式方法。
周恩来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体现了这个精神。”说完，周恩来还走到桌前，用毛笔亲笔写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几个字，送给田中。
9月29日上午10时，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东厅隆重举行。枝型吊灯照得会场光彩夺目，鲜红的地毯使人们喜气扬扬，正面的大屏风和长桌上的绿色台布使签字仪式充满庄严的气氛。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并排坐在摆着中日两国国旗的条形桌边，各自从砚盒中取出毛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签字一完成，周恩来和田中微笑着拥抱交换文本，亲切握手祝贺。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正芳根据田中角荣的指示及其向周恩来的承诺，立即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厅设立的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宣称：《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日台间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当天，周恩来陪同田中、大平乘飞机飞往上海。
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宾主愉快地互敬茅台酒，周恩来海量，十几杯下去更加谈笑风生，大平正芳平时滴酒不沾，一会儿就醉了。
9月30日清晨，田中首相一行回国。周恩来将日本客人送到上海机场。在机场候机大楼前，几千名上海市民前来送行，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闹非凡。田中见场面如此壮观，感动地向欢送的群众招手致意，周恩来走上前去和他握手告别，特意拜托说：“回去后，请转达对天皇陛下的问候。”
田中一听感到吃惊，因为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毕竟是在天皇名义下进行的，不少中国人要求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周恩来出于国家利益，请田中转达对天皇陛下的问候，田中由此顿生崇敬之意，为周恩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风度与宽阔胸怀深为感动，站在舷梯上向周恩来深深鞠躬……
来源：周恩来纪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