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胡耀邦_禅生活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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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祸突然降临

歷史的车轮，呼啸著行驶到了1966年夏季，一场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空前浩劫降临神州大地﹔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胜似洪水猛兽，在全国汹涌澎湃。一时间，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群魔乱舞。团中央首当其沖，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劫难逃。他受到的沖击和摧残是空前的。然而，他沉著坚定，豁达开朗，錚錚铁骨，处之泰然，如竹之坚，似鬆之劲，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

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於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在会前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由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著“左”倾方针在党中央佔据了统治地位，“文革”进入全面发动阶段，一场令世人深恶痛绝的浩劫向全国蔓延。

紧接著，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由“左”得出奇的陈伯达任组长，反革命阴谋家康生任顾问，一直做著“女皇梦”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他们驾凌於中央政治局之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搅得“周天寒彻”。

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针对当时运动混乱局势，依照惯例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力图“文革”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会上决定北京市中学“文革”由团中央负责。

为此，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3个书记组成的领导小组。隨后从北京和全国各地抽调1800多名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8个区的中学派出，並在各区成立工作队，由团中央部分书记、常委、部长担任队长。

7月24日，工作组进驻各中学不到两个月，毛泽东便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认为进驻学校的工作组，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镇压了学生运动，便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9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倾巢出动，指挥批斗工作组，从而掀起一股各学校赶打工作组的武斗歪风。不几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到团中央机关煽风点火，对团中央“造反”的红卫兵表示支持。胡耀邦以政治家的敏感，察觉到这伙阴谋家的矛头所向，无比愤怒地说：“派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很不正常。”他要胡克实当即打电话向邓小平匯报。邓小平也泥菩萨过河，感到无可奈何。

8月1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一伙，召集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照华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到钓鱼台国宾馆“训话”。江青以“太上皇”的姿态歇斯底里地问胡耀邦：“你是什么成分出身？”胡耀邦理直气壮地回答：“下中农出身！”江青接著咬牙切齿地问：“团中央为什么要派工作组？”这是明知故问，因为派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江青企图通过胡耀邦之口揪出派工作组的“黑后台”。

胡耀邦敢於承担责任，挺身而出，坚毅地回答：“是我派的，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有责任！”江青阴阳怪气地讽刺说：“你怎么由‘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你不敢揭露刘少奇，明明是为他开脱，你承担什么责任？”

未等胡耀邦反驳，江青又问胡克实：“你是什么成分出身？”胡克实回答：“我是做房产生意的小商业者出身。”江青不无讽刺地说：“哦，卖瓦片的。”

接著又问胡启立：“你呢？什么出身？”胡启立回答：“旧官员出身。”

江青又歪著脑袋，不可一世地问王照华：“你出身什么阶级？”王照华大声说：“出身中农！”

“哦，烧窑、卖瓦的，是一把的！”江青摇头晃脑，摆出盛气凌人的派头，哼著鼻子说了一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指责团中央领导“文革”不力，已步入歧途。她最后气焰囂张地说：“团中央非改组不可，你们回去吧！”

8月6日，骄阳似火，酷暑难耐。北京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於宣传反动的血统论的辩论会。康生、江青到会讲话。康生在讲话中杀气腾腾地攻击团中央有严重错误，说：“团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改组共青团’这一要求是很正確的。”江青更是怪声怪气地尖叫：“红卫兵小将们，我坚决支持你们，向你们问好！”

胡耀邦预感到一场横祸即将降临。果不其然，8月13日至15日，一些红卫兵和中学生佔领了团中央机关大楼，团中央机关工作陷於停顿，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严重沖击。有人公然指责共青团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生产团”，胡耀邦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革命”，接著又成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忠实走卒”，被革命造反委员会“打倒”。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批评团中央派工作组进驻中学是错误的，他说：“团中央应站在学生一边，但却站在了镇压学生一边。”又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歷史上只有国民党、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

8月13日，北京市中学生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眾大会，批判团中央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会上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了中共中央关於改组共青团九届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5日，在团中央系统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再次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成立临时书记处的决定。临时书记处书记为路金栋、王道义。胡耀邦则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撤销团中央第一书记及其他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形势急转直下，急风暴雨似的红卫兵运动搅乱了整个社会秩序，並逐渐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操纵。他们在“文革”中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用极其卑劣的手段，企图打倒一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拿团中央的胡耀邦“开刀”。

在“文革”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团中央机关內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的大字报。本来胡耀邦患病严重，在家休养，可以不管团中央的工作，但他主动站出来，要与书记处的其他同志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江青趁机诬蔑说：“胡耀邦这个‘红小鬼’是自己跳出来的。”从此，每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戴著红袖章，手举“红宝书”，狂吼怒叫，沖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把胡耀邦一次次揪出来“示眾”。一群身强力壮的造反派押著他，将他强行拖到批斗台上，又是揪头发，又是拳打脚踢，给他坐“喷气式”，接受惨无人道的批斗，有时一天轮番批斗10余次，其状惨不忍睹。

烈日之下，他们按住胡耀邦的头颅，把他的两手反叉到背后举著，一晒就是几个小时，对他进行无休止的谩骂和侮辱。无论“造反派”怎样叫囂“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对他拳脚相加，连胳膊也被扭伤，但胡耀邦守口如瓶，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一连批斗10多天不让他回家，被软禁在一间小平房里，对他人身折磨，隨时接受批斗。

1994年12月12日，与胡耀邦有莫逆之交的团中央书记处原书记、中共中央纪委书记李昌80华诞，笔者恰巧在这天特意赴京访问了他。李昌向笔者回忆了一件与胡耀邦患难与共的往事，催人泪下。1953年6月，共青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胡耀邦作工作报告，李昌作修改团章的报告。两个报告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字样，在修改的团章（草案）原文中，本来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也被刪去了。

可是，时隔13年之后，在“文革”批斗胡耀邦时，“造反派”把他在工作报告中刪去“毛泽东思想”5个字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铁証”，叫他“老实交代”。

事真凑巧，本来已调到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书记、兼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的李昌，也被押到团中央机关大院，和胡耀邦一起接受批斗。

当造反派声嘶力竭地叫嚷：“胡耀邦，你这‘三反分子’，1953年作团中央报告时，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刪掉？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必须老实交代！”

面对造反派的残酷批斗，胡耀邦泰然处之，双目炯炯有神，不慌不忙，思维敏捷地回答：“这，我敢承担责任，具体经过情形我记不清了，你们可问无产阶级司令部。”

“胡耀邦不老实，就叫他灭亡！”怒吼声此起彼伏，对他批斗得更加凶猛。

就在这关键时刻，李昌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回答造反派：“这是我刪去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场哑然，大家将惊疑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位个子不高、温文尔雅、戴著近视眼镜、年过半百的中年人。

会场空气似乎要凝固起来，静得令人窒息。李昌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团章的‘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是我亲手划去的，当时我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在团中央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我作修改团章的报告。因为当时毛泽东主席派陈伯达帮助我们起草文件，是陈伯达传达毛主席自己的意见，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他要求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因此，报告中才没有出现你们提到的‘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在那危难时刻，李昌能仗义执言，引火烧身，这需要多大的胆略和气魄！这只有无私无畏的勇士才能有如此壮举！他的高尚情操、凛然正气，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嘘！”“啊！……”会场上一片喧闹声。真相大白，造反派得知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传达毛主席本人的意愿，刪去了“毛泽东思想”几个字，胡耀邦又何罪之有？

李昌这一壮举，为胡耀邦解了围。批斗会结束后，在团中央礼堂门口，面容憔悴的胡耀邦和李昌会意地注视著，此时无声胜有声，传送著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

然而，造反派批斗胡耀邦仍然无休无止。每天，由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小将轮流批斗达数月之久，胡耀邦连腿脚都红肿了，站立不住，也不放过他。隨著形势的急剧发展，造反派对他批判得更凶狠。

造反派对他吼道：“胡耀邦！你是‘三反分子’！”胡耀邦坚定回答：“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共产党人！”造反派又吼道：“胡耀邦！你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胡耀邦正气凛然地回答：“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派！我有错误，不是‘死不改悔’，欢迎小将们批判！”

又有人吼道：“你和刘少奇、邓小平是怎样来往的？”

胡耀邦詼谐地回答：“同志们，这个……说不得啊，你们可问无产阶级司令部！”

无论造反派怎样气焰囂张，大打出手，他都无所畏惧，镇定自若，顶住重压，不讲违心的话，不泄露国家机密，不损害任何同志，维护了同志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胡耀邦因痔疮復发，住进了协和医院，造反派也几次揪他到大会批斗。有一次斗得很惨，被打得鼻青脸肿，腰椎骨受到挫伤。造反派还要继续揪斗。一位女大夫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说：“胡耀邦有心臟病，非常严重，在会场上把他斗死了，谁愿负责谁签字！”这一招真灵，造反派不敢再隨意批斗，医院就这样保护了胡耀邦，使他免遭皮肉之苦。其实，那时胡耀邦並没有心臟病，是这位女大夫的斗爭策略。胡耀邦的严重心臟病，是在1987年时引发的。

面对没完没了的批斗，胡耀邦心怀坦然，安之若素。他还十分幽默地向其他老干部传授他本人应付群眾揪斗的决窍：“造反派来揪斗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要预先穿上棉袄，双手抱得紧紧的，以免两伙造反派你拉我拽时受伤，而且可防止患上伤风感冒﹔二是一定要穿上皮鞋，混乱情况下可免於双脚被踩痛，穿其他鞋子就不行。”

有位“文革”初年轻不懂事，成为人大“三红”组织骨干分子的学生后来回忆说，他曾经参与揪斗过许多中央高干，其中有彭真、陆定一、伍修权、胡耀邦、方毅等，並且进行面对面的交锋，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说，其中以彭真较难对付，问话时他总披上一件军大衣，双目紧闭，一派爱理不理的模样，对於各种问题动輒说记不清楚了，或者干脆说忘记了。及至红卫兵发怒，拍桌子训斥时，彭真索性耷拉著脑袋，拒绝作答。这也可能是因为彭真每天要应付几十批人的车轮大战似的训话，身心疲惫，不得不如此。答话时思路清晰，反应敏捷的，要数胡耀邦和方毅。尤其是胡耀邦，回答时双目炯炯有神，似乎态度诚恳而合作，结果什么实质性內容也没有。造反派拿他无可奈何。

本来，团中央机关“造反兵团”的小将们，还是了解胡耀邦为人的，他们把进驻机关的一些红卫兵组织赶走，又在大门口贴出了布告：“走资派胡耀邦由本军负责批斗，外单位任何群眾组织不得入內”，门口还派了“重兵”把守。这样，成批的红卫兵被拒之门外，不啻给胡耀邦解了围，至少暂时能避免这种没完没了的批斗，免受突然袭击与皮肉之苦。

1968年初，军代表进驻团中央机关，美其名曰要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学习，实际上是关押起来，实行所谓群眾专政，过“集中营”似的生活。胡耀邦患有痔疮，每天早晚都要用药水洗。一天凌晨，他躡手躡脚拿著脸盆去洗患处，由於心里紧张，担心影响別人睡眠，反而一不小心把铜脸盆掉在了地上，所有同寢室的人被他惊醒。有人破口大骂：“胡耀邦，你这人就是自私自利，你晚上吃了安眠药倒床就打呼嚕，我们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你起来就把大家闹醒，光凭这一条就该斗爭你。”

胡耀邦站在那儿发愣，满肚子的委屈和尷尬，他感到世态炎凉，刻骨铭心。

隨著林彪、江青等人的肆虐和挑唆，大批判愈来愈深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証据是他说过“太阳也有黑点”﹔有人揭发他反对林副主席，証据是他反对无论什么事都要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証据是他说过“康生这个人一贯‘左’”。不一而足，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在两年多的漫长日子里，胡耀邦忍受了机关內外无数次批斗，精神上受到了种种折磨，他明显地消瘦了，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脑海里翻腾著各种疑问，感到无限的困惑，他静观形势的发展。他终於能够回家了，得以与亲人团聚。

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当时是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也作为走资派挨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造反派不让她回家。她心急如焚，日夜思念著胡耀邦的安危。胡耀邦也惦念著遭受磨难的妻子。夫妻在浩劫中度日如年。

一天夜晚，苍穹空阔，月牙斜挂，星斗寂寥，李昭回到家里。胡耀邦因痔疮復发也在家养病。只见他形容憔悴，面色蜡黄，两人相顾无言，痛心不已。

“李昭，你受苦了！”胡耀邦用爱抚的话语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默。

“耀邦，你受的人身侮辱和折磨我早有所闻。”李昭哽咽语塞，心潮翻滚，任泪水在瘦削的面庞上流淌。

胡耀邦愤怒地在室內疾走，他的自尊心被强烈扭曲、无情践踏之后，他的灵魂在怒吼：“‘文化大革命’究竟革谁的命？”

心情稍许平静之后，他怀著辛酸的感慨，安慰李昭，也像是自慰：“痛苦和折磨，往往是生命的探险，你顶住了，就探险成功，顶不住，就算失败。不管他们怎样批斗你，折磨你，你都要实事求是，相信党、相信人民，永远使自己立於不败之地。”

亲切的关怀和爱抚，使李昭得到无限的慰藉，她喃喃道：“耀邦，你放心吧，请多加珍重。”

干校生涯

胡耀邦经歷了两年多的批判斗爭，受尽人间的磨难和凌辱。1969年5月，按照林彪的“一號命令”，胡耀邦开完九大会议，与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2000余人，一锅端地到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办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胡耀邦白天参加沉重的劳动，夜晚书海行舟，博览群书，手不释卷。

这时，胡耀邦家分五处，各奔东西：胡耀邦在河南，长子胡德平、三子胡德华均在部队锻炼，女儿李恆在偏远的一家工厂劳动。每周，李昭写四封信，分別寄给胡耀邦和三个子女，倾诉遥远的祝福和深切的期望，真是“浩劫连数载，家书抵万金”。殷殷贤妻情，拳拳良母心，洋溢字里行间，催人奋发，感人肺腑。

胡耀邦来“五七干校”，分配在一连一排一班，先住在几十人合住的仓库里，后来搬进方砦村一间草房里。这里住了机关行政处的十几个同志。这时候，他每月只有30元生活费。他和大家一样，买菜票到食堂去排队打饭，抽的是一角六分一包的工字牌香烟。由於远离了“群魔乱舞”的京都这个是非之地，呼吸著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每天和群眾生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精神为之一振，饮食逐渐增加，身体也日益壮实起来。

胡耀邦来到方砦村，连队开始分配他在场院劳动，他推谷晒场，或用风车扬谷。每到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一袋一袋地往仓库送。他不愿受照顾，要求干些重活，连里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车拉石头，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而且事事带头，还经常帮助年老体弱的同志完成劳动定额。他每天上工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收工时总是最后收拾工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他天天如此，从不懈怠。

1971年6月间，淮滨地区暴雨成灾，白鷺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隨时有淹没的危险。各连都组织了突击队，日夜冒雨上堤垒土加高堤坝，以防险情。一天傍晚，第六连突击队从堤上撤下来吃晚饭，路过一连防洪段时，在暮色迷蒙中，远远地望见高高的围堤上，有个戴斗笠、扛铁锨的人影，在大堤上来回巡逻。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著，堤外响著汹涌的涛声，大家走到那人影面前，发现他原来就是胡耀邦。

干校人多，住房十分匱乏，各连都要盖草房。胡耀邦参加了一连的托坯劳动。尽管他年过半百，个子矮小，但仍和小伙子一样干得挺欢，和大家一起促膝谈心，互相倾吐劳动的感受。

胡耀邦来干校不久，就和大家相处得很熟。他待人和蔼可亲，大家都愿意和他谈心。有的干部对有人批团干部是“生产团”、“反毛泽东思想”有疑问，找胡耀邦谈心，胡耀邦直率地回答：“说我们是‘生产团’，我也想不通。”他拿出隨时携带的《团章》说：“你看，团章上明明写著：‘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马克思列寧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吗？”班里成立了党小组，大家选胡耀邦当小组长。他也不推辞，总是按时开小组会、收党费。有一次，他在小组会上说：“张闻天、邓子恢同志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这就体现了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总要让每个人各得其所嘛！”大家听了颇受启发。

每逢假日闲暇，“五七战士”常到胡耀邦住处找他聊天。大家坐在自己建造的土墙泥屋宿舍里，坐在硬板床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大家感到这是一种享受。他身处逆境，仍乐观豁达，谈笑自如，幽默风趣，说话寓意深刻。他的连珠妙语给大家带来了愉悦和思索。

1972年末，干校清查“5.16分子”，曾参加大联委的武如春被怀疑受查，他觉得很委屈，去找胡耀邦倾吐苦衷。胡耀邦安慰他，不要因此泄气，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也不怕坐牢、杀头。他用《后汉书》上孔稚圭治家说过的几句话来勉励他。武如春听不太懂，胡耀邦拿起圆珠笔，在一张纸上疾速地写下了如下两行对仗工整的句子：

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

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

胡耀邦行笔流畅，笔锋刚劲，武如春将胡耀邦的墨跡视为珍宝，收藏起来。他久久地思考著“坐冷板凳”的话，心情渐渐地开朗起来，“5.16”问题不久也被查清，他如释重负。

胡耀邦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身处逆境，度日如年，却十分关心老团干和受迫害同志的处境，征询他们的意见，关心人们的疾苦。

《中国青年报》原副总编辑钟沛璋，以“摘帽右派”的身份下放到“五七干校”，对这位早已沦为“专政对象”的“贱民”，谁也不敢搭理他，躲之犹恐不及。一次，他的爱人陈敏在干校泥泞的路上拉著坐著孩子的板车，艰难地往前行进时，突然感到一阵轻鬆，她惊奇地回头一看，竟是胡耀邦帮助推车。陈敏向他反映，他们在东北建设兵团的大孩子，在“文革”中被无端地打成“反革命”，但不好意思开口向他求助。胡耀邦主动答应帮忙，隨后向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写信，请求查清事实，使他的儿子得到平反。

1969年的一天，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在农机部“五七干校”劳动，他拉著板车在路上走，正好胡耀邦也拉著板车出去。项南快走几步去跟胡耀邦打招呼，可他不理不睬地走开了。回京后，项南问及此事，对胡耀邦说：“为什么那天我跟你打招呼，你不理我？”胡耀邦坦诚回答：“我们都带上‘走资派’帽子，若见面交谈，有人就马上抓住把柄，捏造罪名，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在这种时候，最好谁也不找谁，尤其是我们这些头面人物，免得授人以柄。”胡耀邦身处逆境，就这样时刻关心著保护他人。

原河南团省委干部赵凤岐回忆说，她曾特意到潢川“五七干校”看望自己敬仰的老首长胡耀邦，劫后相逢，百感交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胡耀邦仍和往常一样，非常乐观、豁达，他询问了河南一些情况后，再三征求赵凤岐对他的意见。赵凤岐实在说不出什么意见，胡耀邦就诱导她说：“我们在团干工作岗位上这么长时间，不会没有什么意见，辽寧的毕文廷（原辽寧省团委书记），我们很熟悉，可是他曾说过，他怕我！你怕不怕我？是不是我的作风太简单、生硬？”沉默片刻，赵凤岐回答：“我没有这个感觉，总觉得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哈哈哈！”胡耀邦大笑起来，谦和地说：“怎么可能呢？我征求你的意见，你一点也没有，是不是不敢说呀？”

赵凤岐实在对胡耀邦提不出什么意见，最后谈了自己和一批老团干部的感想：“九大召开时，我听说周总理曾提到你当中央委员，河南的一些团干部为此都非常兴奋，互相传递喜讯。可是九大中委名单公布时，竟然没有你。我们都像又遭了一次霜打雪浇似的，感到莫名其妙，不是滋味。这到底是为什么？”说到这里，赵凤岐眼里含著泪花。胡耀邦用手捏著脖子，神情严峻，眼里闪著异样的光彩，似乎也有泪珠在滚动。赵凤岐见此情景连忙岔开话题。

原来，由於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阴谋陷害，胡耀邦的九大代表资格被无故取消了，当毛泽东发现代表名单里没有胡耀邦的名字时，生气地问：“怎么九大代表没有胡耀邦？”“四人帮”里的一个党羽忙出来打圆场：“是因为別人不投票选他。”“別人不选我选！”毛泽东坚决表态。在他的关怀下，胡耀邦才参加了九大。但“四人帮”设置障碍，使胡耀邦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亲切交谈中，胡耀邦谈到，他在潢川“五七干校”时，见到农民群眾自带干粮去修鯰鱼山水库，还发现有的人连干粮都没有带，要跑到外县几十里干那么重的活，要吃多少苦啊！河南歷史上发生过浮夸风、强迫命令的错误，可要注意不要重犯呀！他要赵凤岐给当时的省委书记捎个信，说说他的意见，要以史为鉴，关心人民的疾苦。胡耀邦自己尚处在极度困境中，还一心想著人民群眾，实在令人感动。

干校学员对胡耀邦最钦佩之处，是他在逆境中一如既往地坚持读书。

每日，胡耀邦与其他学员一样，拉石头、托坯、插秧，样样重活、臟活都干，年轻人干了一天回来，身子骨像散了架似的腰酸腿疼，到了晚上都要早早地躺下来，而胡耀邦照例要坚持夜读。夏夜，室內闷热，蚊子叮咬，年轻人都到室外通风处，打著扇子乘凉、聊天，年过半百的胡耀邦，却独自钻进蚊帐里，点上小马灯，戴上老花镜，读起他的“三部四卷”（即马恩选集四卷、列寧选集四卷、毛选四卷），他一边读，一边在书上画许多红杠杠，读罢就做笔记。1972年，他回京休探亲假时，杨春祥见他又提行李又抱笔记，上前帮他拿，胡耀邦只把铺盖卷交给他，他指著胸前抱的一大摞笔记幽默地说：“这些笔记本不能让你拿，弄丟了你赔不起啊！”这是他两年多的学习体会和读书摘要，这些笔记本比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要宝贵。

不久，杨春祥被分配到陕西省一个工厂去当宣传科长。胡耀邦问他：“干部必读六本书，你看了没有？”小杨回答：“我读不进去。”胡耀邦严肃地问他：“你当宣传科长，不读马列的书，怎么宣传马列主义？”接著他激动地说：“我们这些人，过去所以上当受骗，原因就是马列的原著读得太少了，没有真正地掌握马列主义！”小杨听了很受感动，连声说：“耀邦同志，你放心好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

胡耀邦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不全是坏事。我们这些人，平时忙忙碌碌，读书时间少，进了牛棚，靠边站了，正好是读书的大好时机。”在干校接受批斗的日子里，他在“牛棚”里读完了四大本《列寧选集》。后来《列寧选集》被造反派收走了，说他没资格读马列主义，他又让家人送来《毛泽东选集》四卷。书中有的文章，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他反復阅读，字里行间用铅笔画了几种符號，有的还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他深有体会地说：“‘文革’中我有一条体会是12个字：靠边站，別闲著，多读书，想问题。”

1971年10月，经中央批准胡耀邦离开“五七干校”回京治疗休养。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埋头看书学习，不仅读马列经典著作，还博览文、史、哲、科技各类书籍。他曾请北京市委副书记周世贤等到书店帮他查找、购买所需要的书。胡耀邦夫人李昭曾带领笔者到胡耀邦书房参观，只见书房摆满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书籍，他生前反復阅读。李昭回忆说，有次看见他读古书，便问：“你还读这些老东西干什么？”他回答说：“我现在靠边站了，这倒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多读一点充实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啊！”他曾对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张凯说：“我和你爸爸都未进过大学，但自信超过大学水平了，凭什么？凭拼劲，凭钻劲。我读《楚辞》不要带注释，就靠《辞源》啃了两个月，啃下来了，活著就要拼命读书，活到老，学到老。”

正因为胡耀邦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勇於实践，才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改革家的非凡胆略和气魄。

在团中央系统2000多名干部的心目中，胡耀邦仍然是第一书记，也是共同战斗的学员。他在干校的后期，军代表曾因他不肯在结论上签字，认为他态度不好，决定让他到各连队去劳动（每连待一个月），接受“群眾的批判”，由於一连和其他连的同志的抵制未能实现。在党內选举一名十大代表、全校推举一名四届人大代表时，同志们不顾重重阻力，照样选举他当代表，虽然遭到“上头”的否决，另选两名青年同志当代表，但说明党心、人心是不可悖逆的，胡耀邦仍享有崇高的威望。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对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问题，作了审查结论，给他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后，义愤填膺，逐条加以反驳。军代表问他：“那你在干校的检討还算不算数？”胡耀邦理直气壮地说：“在干校的检查，一是受林彪路线的影响﹔二是好多书记的检查都上纲了，我作为第一书记应当承担责任。你军代表说摘要送中央，我说不能送。”到了10月28日，胡耀邦在《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叫我签字。”胡耀邦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他始终没有在审查报告上签字！

就在拒不签字的第三天，即1972年11月10日，当“四人帮”在台上疯狂表演之时，他在干校给黑龙江兵团某战士——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员，写了一封很长的復信，信中最后说：

我很幸运，能够活下来，並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了，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勇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眾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著我们一生时刻要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我记得杨华同志是北京共青团干部，1954年任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率队赴北大荒垦荒，也还记得其他一些同志，我没有同他们另外写信，如果你有功夫，我希望你把我上面的一些意见转告他们，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

胡耀邦在干校的最后一年，看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他预见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也一定将在不久的将来，被人民群眾扫进歷史的垃圾堆。常言道：“真理在手，心里不愁。”这就是他屡遭磨难、愈挫愈坚、百折不挠的根本所在。

在干校两年多的时间里，胡耀邦劳动之余，经常到附近农村作调查研究，和当地的老乡交上了朋友。从老乡嘴里，胡耀邦了解到农民的疾苦，认识到错误的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极大损失。当了平民，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搞个人崇拜以达到个人目的的阴谋。

胡耀邦从不因为自己是“红小鬼”就歧视知识分子，相反，他和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有很深的交情。在“五七干校”，他看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因爱国而惨遭迫害，听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冤假错案。许多“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都和他在逆境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耀邦也体会到知识分子们殷殷报国的拳拳赤子之心。这也为他有朝一日如果重新掌权，一定会不遗余力地解放知识分子、纠正冤假错案埋下浓墨重彩的伏笔。

胡耀邦在潢川“五七干校”两年多的劳动和生活情景，泥瓦匠吕洪志，以“胡耀邦和泥瓦匠”为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刊登在《时代青年》1987年第一期上，文章这样写道：

我和耀邦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69年5月的一天。这天下午在到干校食堂就餐的路上，我发现前边走著一位约摸有50多岁的人到食堂后，他默默地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这时，前面有不少人撤在一边，请这位老同志往前面站。我不禁有些纳闷，他是谁？他为什么受到人们如此的尊敬？

我好奇地打量起这个人。

他，上身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制服，下身穿著灰卡嘰裤子，脚穿一双裂开了口子的解放鞋，身材虽不算高大，但很精神，给人一种亲切、平易近人的感觉。

第二天上午，我所在的基建连去盖连队食堂。走到工地后，一位女班长把我领到一个老同志面前，我一看就是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个人。女班长介绍说：“这是耀邦同志。”啊，他原来就是胡耀邦！怪不得呢。耀邦同志微笑著朝我点点头。“这是吕师傅。”女班长又指著我介绍说。“吕师傅好！”耀邦同志略带湖南口音，一边问候我，一边亲热地拉住我的手。

女班长又告诉我，“上头”把耀邦同志分在我们一班，由我和另一个叫孙自福的师傅带他当泥瓦工。从此，我们就和胡耀邦同志一起开始了两年多难忘的生活。

我们很快同耀邦同志熟了。

有一件事，常使我们犯难：“上头”有过命令，不准称呼耀邦为同志。但我们怎能对这位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直呼其名呢？於是我们就称他“老干部”。这既不违犯“上头”的指示，又不失我们对耀邦同志的尊敬。就这样，“老干部”这个称呼不脛而走，直到现在，我们还是这么称呼他。

“老干部”刚到黄湖，迎接他的除了各种名目的批判会之外，就是惩罚性的体力劳动。我们的“老干部”是怎样对待体力劳动的呢？

他每天上工总是站在队伍的前头，收工时又总是留下收拾工具。无论是风里、雨里，还是盛夏、寒冬，他从不旷工、迟到，除非有病躺倒。

1970年2月的一天，在去修简制闸的途中，“老干部”痔疮发作，不到一里路，就拉了两次血。我和孙师傅见他脸色苍白，不住地喘著粗气，就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没啥，没啥。”直到连迈步的力气也没有了，才同意送他回去。

1971年夏天，修建“跃进闸”的战斗开始了。

首先是筹备建筑材料，需要到70里外的坛山拉石头。干校有汽车不让用，却提出什么：“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汽车不用地下走”。並且规定人人都必须参加。出发的那一天，鸡刚叫，“老干部”就起了床，拉起架子车上路了。

淮南的五月，天气已经热了。“老干部”头戴草帽，拉著载满石头的车子艰难地走著。自始至终，“老干部”的褂子没干过，车子没有落在別人的后头。走这么远的路，拉这么重的东西，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脚也有些肿了，肩膀也勒红了。我就问：“老干部”，“你不觉得苦吗？”他看了看我说：“长征时，我们每天要比这走得远，路要比这难走，並且头上有敌机轰炸，下面有敌人堵截。一天我病了，不断大口大口地吐血，还是照样赶路，现在同那时比，强多了。”

我知道这是“老干部”在有意安慰我们，现在怎能同长征相比呢？现在一个健康的农民到了他这么大年龄，也不用参加这样沉重的劳动了，何况他还有一身病呢？我流泪了。

拉够石头后，建闸就开始了。

“老干部”的任务是把运到附近的六千多斤水泥拆开袋子，运到闸上。

袋子是用厚而结实的牛皮纸做的。“走资派”就是来炼就“一颗红心两只手”的，又不能用剪子之类的省力工具，“老干部”就用手撕，一袋、两袋……几十袋水泥经他一人之手，扯开，然后送到正施工的闸上。

一连几天大雨，洪水成灾，我们基建连冒雨投入了抗洪战斗。

“老干部”和我们几个人负责堵决口。决口有一丈多宽，中间有一人多深，水流很急，几个年轻人手拉著手，正小心翼翼地往决口里下，然后设法揳上一个桩子。

“老干部”一看水下需要人，不由分说，“扑通”一声，跳了下去。水淹到他的脖子。

“危险！”

水下水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

这时，水下一个小青年，硬将“老干部”拽了上来，我也狠狠地“训”了他几句，他只是笑笑。

在我们的催促下，“老干部”才回去换衣服。等我们将决口堵住回到屋里时，仍不见“老干部”，也不见他换下的衣服，我们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这水连天水连地的，万一……我们又忙著四处寻找他。

趁著闪电，透过雨丝，我看到不远的小土坝上有一个人正在奋臂挥锨，加高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