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1967年4月12日，周恩来、陈毅与范文同、武元甲的谈话纪要节选。通过这往篇纪要，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当时存在的一个事实：干部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提意见。
周恩来：……在过去 10 年里，我们一直在进行另一场战争，一场不流血的战争：阶级斗争。在我们的将军中，有一些人，不是全部，他们善于打流血的战争，但现在不知道怎么打不流血的战争。他们甚至轻视群众。那天在飞机上，我跟你说到，我们这次的文化大革命，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破四旧，破除不适合社会主义革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林彪同志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我们要摧毁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的“公有制”。
所以，要建立“公有制”体系，你依靠谁？根据解放后17年的经验， 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是完不成这一进程的。
我已经跟你谈过，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私有制”。这不仅是因为国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因为国内还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残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一个 更重要的因素是农村还有大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此外，在中国 各地还存在着几千年的封建影响和资本主义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说 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就算扫过了，还会有新灰尘落下。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的土 壤。过去 17 年，我们与“三反分子”进行斗争，现在，又有新的三反分子。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改造，但现在党内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曾对右派分子进行了批判，但现在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推翻后，又产生了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原计划参观山西，但天公不做美，只好取消。不过如果你们访问大寨也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同志立场坚定，因为他始终坚持公有制。这是大寨的特点之一。大寨不仅发展了农业技术，而且把政治活动放在重要地位。陈永贵同志领导的生产队在过去 14 年里只向国家贷过一次款，那还是在1953年。但是他们第二年就把贷款还清了。即使是在遭大灾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救济。这个生产队只有不到 400 人，自然条件也比较差，但他们每年都向国家上交100到150吨左右的粮食。如果全国都像这样的话， 国家每年就会有大概40亿吨粮食了。
大寨最显著的特点是破除了个人主义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坚持集体主义，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参观了大寨，肯定了大寨的做法。
在像大寨这样有 300 到 1000 农民的生产队里，依然存在着公有制 和私有制的问题，问题十分复杂。全国有 80 万到 90 万个生产队， 你可以想象问题范围有多大。每个生产队大概有 200 户人家，全国有大约 160 万户人家。城市还有许多工厂。所以，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群众运动，就没法发现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谁是资本家的代理 人。
我们要依靠谁来发动农民和工人呢？如果我们依靠党员和团员，有一个等级观念的问题，官官相护，我们的目标就会半途而废。
周恩来：所以，我们发动学生和青年人来解决问题。他们渴望也更容易领会毛泽东思想。1966 年 6 月 1 日，毛主席批准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这样，就发动起来了全国的青年学生。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创举。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是用老方法。他们向各省派了工作组。结果怎么样？凡是领导被群众赶下台的地方，工作组接管了一切。工作组不知道被赶下台的干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此外，工作组又重犯了过去的错误，就是不依靠群众。群众不答应， 工作组就镇压群众，说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这 引起了群众强烈的反抗。因此，形势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群众站起 来，但同时，代替了党的路线的新领导镇压群众。中央一级，是刘邓负责。他们压制群众，把群众分成三种：左派、中间派和右派。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右派，即是反革命，就会遭到人身攻击， 甚至被抓起来。在派了工作组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里，全国出现了反 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群众运动的逆流。在 6 、 7 月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所有的大中学校都镇压了批判领导的学生。这种现象证明了毛主席在几年前说过的话：等级制要求盲目服从，所以中央某个人的错误会殃及全国。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赫鲁晓夫能在苏联上台。
毛泽东同志知道这种情况后，马上返回北京。在事实真相大白以后， 他决定撤销工作组，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召开了有各省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十一中全会。全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错误。在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大字报，陈伯达同志作了报告，扩大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没有采取其他措施。随后，又发表了十六条和全会公报。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同志接见了红卫兵代表。经过这些事件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发展，先是在中学和大学，后来发展到全社会。
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却十分消极被动。28 个省市的多数党的书记都参加过革命战争，也曾依靠群众。但是在和平年代，在掌握了权力以后，他们却害怕群众。
陈毅：群众一批判他们，他们就镇压群众。
周恩来：他们没掌权前依靠群众。但掌权以后，把权力看成自己的， 害怕批评，害怕丢掉权力。在 8 、 9 月里，所有省市的党委都受到 了红卫兵的冲击，这一级的党的书记，在不同程度上都感到害怕。
韦国清：所有书记都害怕。‘
周恩来：这说明对他们来说，革别人的命容易，但却很难避免不把自己的特权据为己有。
1966 年 10 月，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从理论上来看，现在问题很清楚。上次全会提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这次会议，提出了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全国解放斗争中，不同路线，不管是资产阶级路线还是无产阶级路线，共同的敌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但是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有这个共同敌人，两条路线自然就成了对抗性的了。
红卫兵领会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快，所以他们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与此同时，一小撮省、部级领导组织了保自己的群众组织，在工人中这些组织是准军事化的，在学生中是保守派组织。毛泽东同志提到这些事情。这些领导人大搞物质刺激，用钱收买人心， 同时又制造经济困难，强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卫兵坚决捍卫正确路线，把运动深入到全社会，特别是深入到政府机关和农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上海的革命力量从2000人发展到100万人。然后进入第二阶段，夺权斗争。运动发展的越深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越孤立。
今年年初以来，斗争的目标是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组成 班子进行夺权。他们废除与走资派的任何关系，成立省革命委员会 ——就是省政府，在政府机关和工厂建立革命委员会。农村现在正忙于农业生产，夺权斗争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同志、其他同志和我坚信，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首先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经过1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受到了教育，知识水平提高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我们坚信解放军是支持我们的，他们是人民的了弟兵，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要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的。我们还坚信，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我们最终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当然，要消灭“个人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实现大联合，需要时 间。要不断斗争，道路不是平坦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预计到今年2月至5月间，运动形势才会明朗，到明年的2月至4月，才会看到运动的结果。
首先，我们要懂得，一旦群众受到教育，觉悟提高了，一旦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的力量就是无限的。仅去年一年，生产的产量非常高，超过了原定的指标，特别是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一 方面，群众组织中有派性，使实现大联合还有很多困难。另一方面， 那些与资产阶级路线决裂、站在群众一边的革命干部，现在想官复原职。我们不能让他们官复原职，因为这样作，实际上就是旧制度复辟。因此，我们现在要反对两种思潮。
武元甲：哪两种思潮？
李富春 : 一种是肯定一切，另一种是否定一切。
周恩来：群众中流行的一种思潮是鼓吹否定一切。他们认为一切与旧 制度有关的事物都应该摧毁。干部中有另一种思潮，鼓吹肯定一切， 全面复辟全面联合。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军队的作用。军队帮助群众生产、革命，帮助群众夺权。除此之外，军队还在学校、机关和工厂进行军训。所以军队的任务十分繁重。军队最近开了几次会，有些会还正在开，讨论这些任务。
我们还有很多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发动群众就能克服这些困难。发动群众工作的中心是宣传两条路线的区别，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好宣传工作要树立典型。
自从去年 5 月和 6 月在杭州与胡主席会谈后，特别是去年8月党的 十一中全会后，形势变化发展很快。运动深入进行，群众已经发动起 来，我们对一些典型进行了研究，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我们把刘少奇、小平的那一套，特别是刘少奇在过去犯的错误都公诸于众。他写的东西、起草的文件，是反对党的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我在飞机上已说过一些情况。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刘少奇也犯了错误。虽然他在口头上也反对大国、大党政策，实际上，他实行的就是这种政策。1963 年他在越南访问时，你们大概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错误。在刘少奇领导下，彭真、小平也是如此。他们不尊重兄弟党间的平等关系。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的所有具体错误，不过刘少奇的错误现在已经很清楚。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中，刘少奇搞沙文主义，在与苏哈托的关系上，他搞失败主义。这类例子很多。
那么，这种问题会不会影响党的威信和领导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会。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只会使党更加健康。我们现在更清楚地看到，人民代表着创造力量。
我们还要告诉你们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党在掌权以前，是在各地活动，党员也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发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胜利以后，在刘、邓领导下，党的组织机构对干部审查不严。现在，红卫兵发动起来后，发现了许多档案，涉及许多干部的历史。一些领导干部因历史问题而被撤换。
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审查过去会不会阻碍党的发展？回答是不会，只要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发动群众。你们知道，只要人民参加人民战争，革命就会前进，就能扫除旧制度的残余，防止出现修正主义，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过去那些变节的领导人并没有能阻挡中国革命的胜利。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后来成了托派和叛徒。然后是瞿秋白，在江西被捕后背叛了党。向忠发和李立三也实行错误路线：前者背叛了党，但最后还是被敌人杀 了；后者一直坚持错误观点。王明是最坏的。他现在住在莫斯科，被 苏联利用来攻击中国。他在叛变前，用笔名写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张闻天也是一个例子：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是应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但他非常谦虚，建议张闻天担任主席。张闻天担任了十年主席，直到党的七大才选举毛泽东同志担任了党的主席。1959年，张闻天加入了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在内的反党集团。在党的45年历史中，除32年外，即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是由这些人控制的，但中国革命仍然胜利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由林彪同志作为接班人，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由坏人把持着。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革命党人前进。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每个党有正确的路线，就像在人民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一点已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不流血的革命所证实。
注释
范文同是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搭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个主要缔造者搭领导人之一。是胡志明得力助手，长期出任越南总理个职务。
武元甲是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搭越南人民军主要缔造者搭领导人之一。越南人民军大将，曾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越南政府副总理、越南国防部部长等职。参与指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搭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搭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个功臣，曾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红色拿破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