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是身经百战的四野战将，他们四人曾被称为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这四位曾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战将，因卷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而受到了人民的审判。获刑后，四人先后在监狱中服刑，后相继保外就医，直到终老。那么，在保外就医的这段时间，他们过着怎样的晚年生活？浮华过后，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体味？

吴法宪：研习书法，老有所养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锒铛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1981年8月的一天，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找吴法宪谈话：“中央已经决定，将你放出秦城，安排你到济南保外就医。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吴法宪的夫人）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个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自己考虑一下。”总算盼到这一天，吴法宪非常高兴。他把名字改作“吴呈清”，那是他原来使用过的名字。9月15日上午，吴法宪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乘车离开秦城监狱，踏上了保外就医之路。

没有了高墙、电网，没有了重重铁门和带枪的卫兵，只有女儿巴璀在身边，吴法宪终于相信，他真的自由了。从15岁参加红军开始，吴法宪过的就是集体生活。他不会做饭、不会烧水，分不清人民币的元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多亏女儿在身边照料。

是年11月，陈绥圻也到了济南。在济南生活中，吴法宪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能炒几个菜。吴法宪经常上街买菜，人们都认识他，有的叫他“吴大爷”，有的叫他“老吴头”、“老胖头”，叫什么他都答应，很随和。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

一天，吴法宪到商店买了条棉褥，扛在肩上，沿着马路慢吞吞地往家走。一个青年见状，二话不说夺过棉褥换到自己肩上。吴法宪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抢我东西？青年赶紧解释：我可不是抢东西，看你这么大岁数，我帮你送回家去。见此情景，吴法宪深受感动。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儿子吴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对此，吴法宪倒颇有“自知之明”，多次不无自嘲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上世纪90年代，山东省委为吴法宪调整了住房，拨给他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医务部门为患有多项老年病的吴法宪提供了良好的保健医疗。

2004年10月17日15时58分，吴法宪在济南逝世，终年89岁。

李作鹏：著书回忆，拒不改名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出终审判决，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李作鹏保外就医时，组织上要求其改名。李作鹏不愿意，经过再三做工作，才答应化名为“李明”。

李作鹏晚年致力于写回忆录：一为《盖棺论英雄——我所认识的林彪》；一为《沙场回忆》及两部“文革”回忆录，共100万字。后来，有书商找他谈出书的事，说：“要改作者名，才能出版。”李作鹏说：“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书商劝道：“若不改名，只有送国外出。”李作鹏大怒：“不，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中国能出就出，否则就给老鼠啃掉。”出书之事只好就此作罢。

2009年1月3日早晨7时30分，李作鹏逝世，享年95岁。

邱会作：关心时事，执手偕老

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邱会作说：“除了未用刑罚外，我在各方面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囚徒，但是，伙食是一天一元钱。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蹲马桶解手，生活上并没有很大困难。”1979年12月，中央派了一个审查组，重新审查邱会作的案子。审查组负责人说：“我们对中央负责，也对你邱会作本人负责。审查过程中，有任何违反纪律的事，如逼供信，你可以直接报告中央，也可以将信件通过我们转交。”邱会作说：“把我关起来也罢，判刑也罢，都由中央决定，我的态度是服从。”

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他和夫人胡敏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狱负责人说：“没有别的要求，但愿住房有暖气、洗澡等设备，治病方便。”但是到达住所后，缺的正是这三样。邱会作立即对秦城监狱送他的人员说：“你们带我回北京监狱吧！”保外就医就有了相对自由，邱会作却提出如此要求使北京来的人十分惊讶。他们对邱会作的儿子说：“要劝慰你父亲，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生活上的困难会解决，情况会越来越好。”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原籍陕西长安县，是有50年军医经历的大夫，对丈夫照顾得十分周到。他们夫妇同周围邻居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初，邱会作一度是记者追踪的目标，但他直言：“我不喜欢记者，他们喜欢捕风捉影写东西。我根本没接受采访，他们竟然一篇一篇地写，有的更是笔下胡诌。”书摊上一度热销的各种“文化大革命”秘闻，邱会作开始还翻一两本，发现假的太多，从此不看。

邱会作在西安的日子里，曾多次住院，且多住在军队医院。军队人员凡是认出他的人，都习惯地称他为“邱部长”或“老首长”。邱会作一住院，最忙的是胡敏。她跑前跑后，安排治疗事宜。一对清瘦的老人，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相依为伴，让人颇为感动。他们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向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

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邱会作被政府安排住进陕西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1500元生活费，还专门为他配了一辆轿车。到了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被接回北京，住在协和医院。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

黄永胜：保外就医，因病去世

黄永胜，湖北咸宁人，参加红军后由士兵到班长，由班长到排长，积数十年军功，官至解放军总参谋长。

九一三事件过后，周总理特意找到了林总手下的“四大金刚”，对他们说：“我可以为你们打保票，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好好工作，主席还是相信你们几个老将的。即便你们要接受审查，我还可以保全你们的夫人、孩子。少了一根毫毛找我负责。”

几位老将没了主心骨，只好相信中央。随即，中央又向他们要求，将机密文件、来往电报一一上交。岂料过了十天，还没有消息。

这十天内，“四大金刚”之一的黄永胜在干嘛呢？他躲在家中，不见外人，一直在烧文件。晚年黄永胜的儿子问他：“父亲，报上说你在烧文件，还把一个缸都烧裂了，有这回事吗？”黄永胜坐在沙发上，叹息了一声，说道：“我就是要烧，我不烧，他们就放过我了？实际上，烧不烧都是一样的。”

黄永胜年老体弱，回忆起往事，情绪不免激动了许多。他的儿子，也就是采访者，趁着这个空闲，又问了一句：“那你都烧了什么？”

黄永胜喘了一口气，继续回答道：“主要是烧照片，也有一些文件。我看见林总的照片就来气，好端端的，你跑什么吗？你跑了，什么都解释不清了，也没法解释了，该怎么回事，全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喝了一口茶，黄永胜说：“再者，你跑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说不清楚。这一烧，我才知道照片不好烧，火苗是绿的，烧一下就灭了。又要接着点火，我就用些纸的文件再去点燃照片，还是烧不透。只好来回烧，温度又高，就把那个缸烧裂了。烧的大部分多是和林、叶合影的照片，要是留下来，不知道照片上的人还会有什么麻烦。”

建国后，黄永胜本来在广州军区工作。那段时间，民间称呼黄永胜为“下一任中南王”。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黄永胜基本上只管军队事务，民政方面主要由陶铸主管。

在特别法庭上，面对法庭上的指控，黄永胜始终不肯承认，只是说：“我与林彪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不知道他迫害党内干部的事，至于你说的这些事，我记不清楚了。”

黄永胜本可以在监狱配合改造，获得像其他人一样保外就医的权力，可惜黄永胜就是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结果让负面情绪影响到了身体健康，黄永胜患上了肝癌。

著名作家白刃曾说，黄永胜虽然满口粗话，但是却满腹风雅，能背上百首古诗词，偶尔还会写几句诗。白刃曾见黄永胜保存的一张老照片，照片背面有黄永胜的题诗：“南征北战二十春，今日南下见多亲，战友已故我独回，小照一纸今犹存。”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回忆，黄永胜喜读杂书，武打、风水、相学，无所不知。家中藏有杂书一千余册，他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京剧。黄永胜的卧室里放着一台老式唱机，洗手间里放着一台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他工作再忙也要不时地听上一段。

黄永胜临终之前，向组织上请求说：“如果允许的话，我希望能再穿一次军装。”组织上同意了黄永胜的请求，就这样，黄永胜穿着心心念念的55式军装离开了人世。

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于青岛保外就医期间因病去世，另有一说患病后返京治病后去世。

注释

文化大革命时期，黄永胜兼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初，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在文革波及香港后，黄永胜曾建议占领香港，但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否决。1968年，在杨成武被拿下后调北京，出任总参谋长。1969年兼任军政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夏天，黄永胜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周恩来计划寻求与美国更紧密的关系。

黄永胜喜欢古典音乐，1949年之后卧室有一台价值不菲的澳大利亚古色古香老唱机，1960年代即在洗手间安装了一部日本的磁带录放机。

黄永胜平常对人非常严肃，特别是对高级将领，但对下属却特别宽容。

来源：半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