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八日当天，我们全团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全部渡江完毕。后来听说这个渡口是在我们佯攻昆明时，由军委纵队陈赓、宋任穷他们所率领的干部团占领的。河对面有个石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曾在里面指挥部队过江，总参谋长刘伯承也在那里一直坚持指挥，掩护部队过江到最后。红一军团最后渡江的是我们三团，等我们赶到时，刘伯承也已经走了，因为后面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
渡江后，我们在离渡口二十五里路的地方住下宿营。黄永胜、林龙发都说，三团真危险，差一点就过不来了，如果过不来，我们也就只好留在那里打游击了。当时我们还议论着，要给师部提个意见，这样大的变动，为什么即不留人，也不派人，只给我们在路边留个便条，把一个团都不要了。后来师部解释说，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情况，也是看到贴在树上的林彪亲笔写的便条后，才匆忙改变行程的。
过了金沙江，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利用金沙江这道天险，已经把蒋介石、龙云、王家烈的队伍，通通甩在金沙江以南了。这等于在几十万追兵面前，关上了一堵大门。
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终于第一次赢得了主动权。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连载）
82009-04-27 11：11十二、 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渡过金沙江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来到三团随团行动，这时，才由他向黄永胜、林龙发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但只给黄、林二人传达，连我这个总支书记和各营的营长、教导员都没有传达。因为我是总支书记，所以黄、林陆续给我讲了一些情况。但我根本就没有见到凯丰的面。
当时凯丰传达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月五日，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毛泽东重新参加军委领导，领导和指挥军队，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但只讲军事，不涉及政治;只讲博古和李德，不涉及王明。这是毛主席当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会上，当时大家还要选举毛泽东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毛泽东说：“一些问题不讲清楚，我不接”。所以毛泽东只参加军委领导，和周恩来、王稼祥一起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党中央总书记就由张闻天担任了。李德被撤销了中共中央顾问的职务。会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认为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才有胜利的希望。会议还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就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对李聚奎、赖传珠、谭政等师里的领导人有意见。一是因为遵义会议的情况，一团、二团早知道了，可就是不给三团传达，一直到凯丰来，我们才知道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二是因为在龙街渡口，师里不留人通知我们如何行动，以后队伍一天一夜沿江翻山越岭、连续行军将近两百里，才到了皎平渡，险些过不了江。那次减员并不大，但连续的急行军使掉队落伍的人增多，队伍走得稀稀拉拉的。我和政治处的同志曾在江边等候，想尽量使那些掉队的同志赶上一起渡河。但有的人实在走不动，又没有吃饭，肚子饿就更加走不动。有一些人落在后面跟不上队伍，被国民党军抓住就地枪决了。这些情况使我们很痛心。
后来我们就讲开了怪话。讲怪话当然是不应该的，但也反映了我们当时的一种情绪。我们说一团是模范团，二团是亲儿子，只有三团没人管。意思就是说，一团在江西就是个模范团，二团是李聚奎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它们都得到应有的照顾，只有三团是从红二十二军六十六师整编过来的，就没人管。我们还说李聚奎有宗派思想。这几句怪话，我们一直讲了很长时间。
十三、 在会理休整
渡过金沙江后，我们迅速北上达到四川的会理城，在那里休整了个把星期，补充给养和动员扩兵，准备向北进入凉山彝族地区，队伍早已疲惫不堪，稍事休整，总算喘了口气。
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以来，湘江战役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难关。部队战斗减员损失严重。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从遵义会议以后，到四渡赤水，再到渡过金沙江，以及以后的抢渡大渡河，部队日夜兼程，迂回前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天天行军，没有休息或休息极少，一天少则八、九十里，多则百余里。走这么长的路，到天黑才宿营，天亮又走了，长时间的急行军，令人精疲力竭。虽然我们最后摆脱了敌人几十万部队的追击，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包括夺取遵义城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这与湘江战役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问题是部队战斗减员虽少，但掉队落伍的却较多。牺牲的同志不说，伤员带不走，负了伤只能把他们寄放在老百姓家，一个老百姓给个三块、五块银洋，就让他养活一个伤员。生病的跟不上部队，掉了队就找不回来。幸运的给人家做了干儿子，或是给地主家当了长工，惨的就被国民党军抓去杀掉了。所以在这一阶段里，部队因掉队落伍减员很多。红军到了会理后，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根据现有的资料，中央红军到达会理后，包括沿途扩充的新兵在内，大约只剩下两万人。
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部队，提高士气。在当时，政治工作的好坏，是以非战斗减员为标准。哪个部队非战斗减员最少，就是政治工作做得最好，支部工作｀党的堡垒作用发挥的最好．政治处每天都要派干部轮流在后面收容工作，督促掉队的人员尽量跟上部队．一到宿营地，就要向政治处以至团长｀政委报告当天掉队落伍的人员有多少．
政治工作人员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是开展反逃亡斗争，防止开小差，特别是要防范有人拖枪叛变投敌．当时部队有法令规定，凡是开小差的，抓回来处分；带枪逃跑的，一律枪毙．尽管这样，逃兵还是有．特别是那些俘虏过来的，觉得当红军非常艰苦，有的当了一段时间就逃跑了．
政治工作人员的第三个主要任务，是扩兵。长征开始以后，从中央苏区出来一直到湘江地区，我们都没有扩什么兵。直到进入贵州以后，才开始注意扩招新兵。各个连队的指导员，每到宿营地后，除抓部队工作外，就是宣传扩大新兵。
当时各个部门各有专职：司令部指挥打仗，搞作战计划，分配宿营地;政治部门除上述工作外，还要沿途了解情况，调查当地土豪，分粮食给穷人;宣传队就每人提个石灰桶，一路写标语、贴布告，开群众大会，搞宣传鼓动工作。行军中在路上设鼓动棚，唱歌、讲演，以鼓励部队行军情绪和战斗意志;供给部搞给养，改善部队生活;卫生队防治伤病员;每个部门都很忙。
我们这些人没有马，就靠两条腿，人家走八十里，我们前前后后了解情况、做解释工作，至少要比人家多走十几、二十里。有时一天只能吃到两顿饭，有时候甚至只能吃上一顿饭。吃三顿饭的时候很少。大多数时间都是早晨出发时吃顿饭，喝点凉水，到晚上才能再吃上饭。至于鞋子，有的时候就把破破烂烂的鞋子修一修再穿。有的时候就靠机关打土豪，搜集各种各样的鞋子发给部队。衣服也是把地主家的长袍剪了，改成短褂穿，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做衣服。打开遵义后，拣到了国民党士兵的不少包袱，谁弄到谁就穿，所以当时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当然以后过草地时就更苦。
十四、 穿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
在会理休息几天之后，部队继续北上，准备穿过彝族人民聚居的大凉山地区，然后越过大渡河。这时，蒋介石也已开始向大渡河地区调集军队。红军又开始了与敌人、与时间的赛跑。
我们红一师部队经米易、德昌、西昌，很快就到了冕宁。西昌城里有敌人，我们绕城而过，只对守敌进行监视，未去攻占城市。
一到冕宁，就进入了彝区，由于历史原因，彝族人惧怕汉人，同时也仇视汉人。中央决定，红军必须尽量避免和彝人发生冲突，一定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大渡河，决不能在彝区耽误时间，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刘伯承、聂荣臻和萧华率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作为先头部队，先期进入彝区，去寻求同彝族各部落达成互不侵犯的相互谅解约定，并借道彝区。后来，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由小叶丹亲自带队，护送红军穿过了彝区。这样，我们终于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来到了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大渡河，发源于偏远的西北青海省，是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由于地处高山地区，河的落差较大，水量也较为充沛。大渡河从起伏的山岳中，挟着大量的泥沙奔腾而下，浊浪翻滚，涛声如雷，河面并不很宽，但那河水的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涡和礁石，都无不令人望而生畏。我们看到的都是黄泥巴水，浩浩荡荡，汹涌澎湃地往下流。 渡江艰险，登攀大渡河的两岸的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艰险，是个危险的去处。
这次，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由于每条船每次只能渡一个排，一直渡到五月二十七日中午，我们全团才过了河。
我们一个团渡河尚且如此，两万人的大部队要靠两条小渡船在短时间全部渡过去，显然不太现实。蒋介石部署尾随追击我们的十万嫡系部队即将到来，而且四川军阀调动扼守大渡河的部队也将赶到，而我们在安顺场只有两条渡船。如果我们在这里延误时机，红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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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9-04-27 11：40当时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那就是泸定城边的铁索桥。我们已经渡过河的红一师，奉命沿着大渡河右岸的崎岖小路向泸定桥急进。左岸的红二师则由林彪亲自率领，沿河向泸定桥方向急进。就这样，中间隔着一条大渡河，我们一师、二师并肩前进，准备不惜一切牺牲，飞夺泸定桥。当时红二师的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刘亚楼。
五月二十九日，先头部队二师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扬成武的带领下，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来到了泸定桥边，冒着对岸敌人点燃桥板的熊熊大火，在浓烟烈火中发起强攻，终于占领了泸定桥。与此同时，我们一师部队也在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总攻击，消灭了守敌，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夺取泸定桥后，大部队迅即从桥上渡过大渡河，终于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
顺利通过大渡河，只是克服了漫漫长征路上的一道险阻而已，在我们前面，还有爬不完的高山峻岭、过不完的险滩急流，并且还要面临饥饿的威胁，部队的极度疲劳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有人说，红军在长征途中，面对着三种敌人：一是国民党的强大队伍;二是大自然的威胁;三是党内的严重斗争。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将经历雪山草地和张国涛分裂活动的严峻考验。
十五、 二郎山和铁索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渡过大渡河后，来到了二郎山脚下。二郎山海拔三千二百米，位于泸定、天全、荥经三县的交界处，北面连着夹金山。一九四九年二野进军西藏，又经过二郎山时，作了一首歌，歌名就叫二郎山，很流行。歌词前面几句是：”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满山野，巨石满山冈，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么被它挡。。。。。。”我们当时面对的就是这座二郎山，是我们北上的必经之路。
当时，二郎山的最高峰有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队伍在那里扼守，只有攻上山去，夺下最高峰，才能打通前进的道路。拿下二郎山峰的任务，军委又交给了红一军团。
领受完任务，我们前进时，一师在后边，二师在前边，两个师的部队夹击，经过两天的激战，才把最高峰夺下来，由于敌人是居高临下，我们是往上仰攻，易守难攻，战斗打得非常艰苦。最后我们攀登悬崖峭壁，从敌人后面绕了上去。正好这时二师也从左边上来了，消灭了刘文辉的一个团，其他的都跑了。四川军阀的队伍比较能打，跑得也特别快，尤其善于爬山，我们还真跑不过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掉。
翻过二郎山，我们下山一看，山那边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大平坝。在这个大平坝里，汇集了天全、荥经、芦山和雅安等几个县，其中数雅安最大。雅安是当时西康省内最大的城市，也是西康省
的省会，刘文辉的老巢就在这里，是他的军部所在地。
我们途经天全时，天全的敌人没打就跑了。我们绕天全县城而过，而后直奔芦山，在离芦山十几里的地方，有一条青衣江，江面宽约六、七十米。江上架着一座铁索桥，桥板就直接铺放在桥面的铁索上，两则的扶手也是铁索，整座桥就好象是挂在翻滚的河面一样，人一走上去，桥就晃动得厉害。
我们一师过大渡河时是用船渡过去的，没有从泸定桥上走过，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次过这样的桥。前面的部队不敢走，说人一到桥上像打秋千一样，得蹲着，不然就摔倒了。当时林彪正随我们一师前进，一见队伍停止不前，就上前来批评我们为什么不过河。我们跟他说，桥晃得这样厉害，谁都不敢过。他说：”这有什么呀!我先过，你们跟着来。”说完，他带着一个六、七人的警卫班，率先走上了桥。林彪在过大渡河时走过铁索桥，他上去后，虽然也是摇摇摆摆、一晃一晃的，但几个警卫员一扶，就把他扶过去了。
林彪这一带头，部队也就跟着，一摇一晃地过桥。林彪还告诉大家，桥晃的时候，身体就跟着晃，千万不要害怕。结果大家照林彪说的方法走，越走越勇敢。我们三团跟在师直属队的后面，也很快过了桥。
说实话，这个铁索桥还真是不好走，过桥时我也真是害怕。桥那么高，水那么深，晃得又那么厉害，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因此上桥以后，桥一晃，我就想往下蹲。在我后面的一个班长马上提醒我不能蹲下来。他便走到我的前面，拉着我的手，要我跟着他走。就这样，他迈一步，我跟着迈一步，就这样迈过桥去了。其实走这种桥，只要多走几次就好了，像我们找的那个四川向导，他若无其事地就走过去了。
过这样的桥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超过这样的桥了。
十六、 翻越雪山——夹金山
我们占领天全、芦山后，就进入了平原，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这里是汉人地区，村庄稠密，粮食丰富。部队驻了下来，好好休息了几天。打从过金沙江、大渡河以来，我们经常吃不饱饭，加上在彝族地区不能打土豪，生活就更加艰苦。来到了天全、芦山地区后，各个部队就开始准备翻越夹金山。司令部的同志到处展开调查工作，搜集有关情况，研究过山时的注意事项;政治机关则会同供给部门调查土豪、抓地主，征集资财物资，为部队过雪山准备粮食、草鞋等。各级军政指挥员也在层层向部队进行过雪山的动员。各部门都为过雪山作了一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同时，我们还在驻地附近大做宣传工作。当地的老百姓，那个时候没有听说过红军，也不知道有红军，一开始见了我们就跑，这时看到我们一不拉夫，二不抓壮丁，买东西还给钱，说话也和气，从不打人、骂人，所以老百姓都很奇怪：这个军队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这样好啊？跑出去的老百姓就在当天下午陆续回来了。于是我们就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十大政策”。宣传队则到处贴布告，写标语。对带不走的粮食和其它物资，除留一部分给后面的部队外，都分给了穷人。我们还乘机开展扩兵工作，宣传穷人要当红军。有的扩来三、四个，有的扩来一、二个。
休整了几天之后，部队继续行军，经宝兴来到夹金山下。夹金山海拔四千二百米，到达山顶，要经过九拐十三弯。山上终年积雪，即使在我们翻越夹金山的六月中旬，山上也还是雪的世界。厚厚的积雪从山的这一边，一直铺到山的那一边。当地老百姓把夹金山叫作”神仙山”，说上面有神仙，很少有人过去。如果一定要上去，要先烧香磕头，上山之后不要说话、不要笑，也不能在山顶停留，否则神仙就要找你的麻烦。
红一军团是二师走在前面，一师随二师跟进。二师翻过山后，不断给我们传来情况，说山上大雪纷飞，气候变幻无常，要想过山，必须要在上午九点以后，下午三点以前，别的时间都不能过。他们还说，上山时要尽可能地多穿衣服，喝些白酒或辣椒汤以增加点体温，最好每个人有个拐棍，以防滑倒。另外，他们还提醒说，一定要带足干粮和蔬菜，以防备万一一天过不去，就得准备两天过。
至于老百姓的在山上不能说话和停留的说法，二师传过来的话是，在山上，坐下以后，风太大、太冷，受不了;上面空气稀薄，人没有力气说话;上山后要立即下山，不要在山上停留，以免消耗体力。我们就分别下到连队，把这些情况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向各个连队的指战员交待清楚。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我们一师部队开始翻越夹金山。我们是从上午九点钟开始上山的，经过了”九拐十三弯”，每拐一个弯大家就休息几分钟，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攀上山顶。在山下时，看到的还是一片葱绿，虽然没有大树，但小树很多，草也很茂密。一到上面，绿色就不见了，成了光秃秃的一片褐黄色。再往上，便成了雪的世界。山脚下还是酷暑天气，开始走不久就大汗淋漓。可是一到上面，冻得人牙齿咯咯响，全身发抖。才刚刚走到”五拐”这地方，雪就有一米深。越往高走雪就越深，到山顶上差不多就有一米五到两米深了。
到了第九个弯的时候，已快靠近山顶了，上面的弯就越来越小，到这时，人就不好受了，只觉得呼吸短促起来，只能大口大口地喘气。战士扛步枪的还好，扛重机枪的可真是有点够呛。那时候一挺重机枪三个人扛，一个人扛枪座子，一个人扛枪腿，一个人扛枪身。我们政治处正好走在机枪连的后头，看到扛重机枪的战士挺累，走不了，想帮他们，但我们也扛不了。
最后，我们政治处的同志就帮他们扛步枪，让他们腾出人手来，由三个人扛重机枪改为六个人轮流扛，好不容易才把重机枪弄上了山顶。政治处的俱乐部主任萧元礼和技术书记郭成柱跟着别的连队走，青年干事蔡文福和我跟着机枪连走，每人帮战士扛一杆枪，跟有病的战士一起走，等到下山时再把枪交还给战士。快到山顶时，我自己也觉得不行了，快要走不下来了。但最后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爬上了山顶。
在夹金山的顶峰，有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小塔，塔上插有两杆白旗，有人说那就是神仙塔，到那里后要磕头。以求神仙保佑下山。我们队伍一到山上，连停都没有停，就拼命往山下跑，一直跑了半个小时以后，才觉得人好受多了。我们翻越山顶下山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等跑到半山腰，天就快黑了。我们摸着黑一直往山下走。
到山脚后，部队开始露营。大家马上忙着架锅弄柴做饭吃，总算休息下来了。我就下到各营去问了问掉队落伍的情况和粮食储存情况。回来后向黄永胜、林龙发作了汇报。由于那天准备得特别充分，没有掉队落伍的，大家都过了山，而且情绪普遍都很高。
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一军团政治部编了一个叫作《十二月长征》的歌，其中有几句歌词是：“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胆战心惊上雪岭，下山猛虎扑羊群”。
十七、 进入藏民区
翻过雪山以后，就进入了藏民地区。问题逐渐严重起来。主要是缺粮、饥饿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
部队翻过雪山以后继续前行，一直沿着大金川北进。河川里的水很深，水流也很急，是从山上下来的雪水，很凉，就像冰水一样。不久，部队就越过懋功，抵达卓克基、两河口。这一带已经全是藏族同胞的地区了，见不到一个汉人。藏人的房子一般都建筑在山坡上，至少距离山底两里路以上，山沟里见不到一个村子。我们往往在走了一天之后，还要爬上二至五里山路，才能到达山上寨子里的宿营地。第二天早晨出发，又要从山上下来，继续在山沟里行进。就这样上山下山的一直走到了两河口刷金寺。我们团部就住在一个山坡上的寨子里。刷金寺很大，从长征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大的喇嘛庙宇，修得真是富丽堂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