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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幸福,就是长久的快乐。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获取幸福的方法很多,我们都耳熟能详。比如保持乐观的心态,要懂得知足,有追求幸福的决心并付诸实践。

理论上,这些方法不错,可真实践起来却很难。仅以知足为例,世上没有几人可以做到知足,甚至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和很多哲学一样,王阳明心学的终极目标也是让人获得幸福,不过它的方法却是釜底抽薪的。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王阳明心学对获取幸福的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王阳明的弟子薛侃有一天在花园中除草时,大概是疲惫不堪,所以哀叹道:“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养,恶难铲除?”

王阳明当时就在花园中赏花,听到薛侃的叹息,发现说教的机会已到,接口道:“你就没培养善,也没有铲除恶。”

薛侃莫名其妙,因为他劳碌了大半天,铲除了很多棵草,而且他经常浇灌花朵,这怎么能说是没有培养善,没有铲除恶呢?

王阳明发现了薛侃的疑惑,却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而是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你呀,如此看待善恶,因为从形体上着眼,错误在所难免。”

薛侃这回如坠云里雾里,更不知王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王阳明马上解释说:“天生万物和花园里有花又有草一样。哪里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花就是善的,草就是恶的。可如有一天,你要在门前搞个草坪,草又是善的,草里的花就肯定被你当成恶的了。这种‘善恶’都是由你的私意产生,所以就是错误的。”

薛侃吃惊地问:“这不就是无善无恶了吗?”

王阳明正色道:“天下任何事物本来就没有善恶,它所以有善恶全是你强加给它的。我问你,黄金是善还是恶?”

薛侃搓着手兴奋地说:“黄金这样的好东西,当然是善的。”

王阳明问:“这要看黄金在什么地方。它在你手上,肯定是善的,可如果它在你胃里呢?”

薛侃摇头道:“那这就是恶的了。”

王阳明又问:“粪便是善的还是恶的?”

薛侃肯定地回答:“那玩意儿肯定是恶的。”

王阳明笑了:“粪便可以让庄稼生长,在老农心中,它就是善的。所以说,天下的万事万物哪里有善恶之分?都是人强行加到它上面的。同样是一座大山,旅游的人就认为它是善的,有急事要翻越它的人就会认为是恶的。同样一个人,在朋友心中是善的,而到了他的敌人心中,他就是十恶不赦的。”

薛侃思考了一会儿,说:“老师您的这种观点听上去很有趣,可没有实用性啊,这种观点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

王阳明说:“当然有用,它能让你获得幸福。”

薛侃请教。

王阳明就解释说:“人为什么会常常感到不幸福?表面看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总受到束缚,精神也不能自主,我们受到了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因为我们和外物产生了对立。我们所以和外物产生对立,是因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外物,于是,就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当我们对外物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就是给外物贴上是非善恶的标签。一旦你给它们贴上标签,它们就有了生命,反过来干扰你。也就是说,我们被客观条件所限制,全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薛侃茫然。

王阳明就举例子说:“比如你刚才对野草发出的感叹,你就是给它贴上了‘恶’的标签,对于‘恶’的东西,人人都会动气,一动气,心情就受到干扰,你心情不好,还谈什么幸福!不仅仅是被你评价为‘恶’的事物会对你产生干扰,就是被你评价为‘善’的事物也会对你产生干扰。比如被你评价为‘善’的黄金,表面上看是你喜欢它,你拥有它,实际上,当你喜欢上它时,它已经控制了你,时刻干扰你。它在你手里,你就过度兴奋,可当它遗失时,你必然过度地忧伤,你已经成了它的木偶和奴隶。你如果被这样一个‘善’的东西所左右,失去自主力,也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善恶之分,那岂不成了不必奋斗就可衣食无忧的和尚?薛侃就问王阳明:“您说的无善无恶和佛家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严肃地说道:“当然有区别。佛教把‘无善无恶’看得太重,总拿出来讲,而且他说完‘无善无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比如他说粪便没有善恶,哪怕床边就有一堆,他也不扫除。而我们心学说‘无善无恶’,是不要刻意为善,更不可刻意为恶。”

薛侃好像有所领悟,点头说:“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我就不拔除了。”

王阳明吸了口气,说:“我才说完这是和尚的意思,你怎么就来实践了?如果草有妨碍,你就应该把它除掉。”

薛侃被王阳明弄得晕头转向说:“这样不就是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吗?”

王阳明说:“我说不刻意为善去恶,并非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没有是非之心,那连和尚都不如,你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之人。所谓

‘不刻意’,就是说‘好恶’全凭天理,再无他意,就是不要刻意和事物对立。你现在是为了保持花园,花园里有草,这就妨碍你了,它妨碍你,你就该把它拔除。如果没有拔除干净,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比如你今天拔了一天草,可还没有拔完,那你也不要晚上想着草,一想草,就会想到它是恶的,如此,你就和草对立起来,它主导了你的情绪。你不能控制情绪,自然会被情绪所控制。”

薛侃这次好像真的明白了,说:“看来,善恶全然与事物无关了。”

王阳明说:“当然。善恶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

其实王阳明的意思只是想告诉我们,想要获得幸福,只要不和外物对立就可以了。不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价外物,让外物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去发展。比如你被雨浇成了落汤鸡,不必恼火,因为雨就是要落到地上的,这是它的规律;比如你被别人诽谤,也不必愤怒,你不理它,它自然就按它的规律慢慢消亡;大风起的时候,要顺风走,不要逆风行,你要遵守风的规律,这就是顺应万物,不要和万物对立。

财富、名声、地位自有它们的规律,你不要给它们加上标签,让它们来指挥你,你不必把它们放在心上,只需要向前努力就是了。

当我们做到不以自己的私意来衡量外物时,我们就不会受到外物的限制和支配,我们就可以支配自己,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安放,达到幸福的境界。

很多人和外物对立,归根结底,是因为有“出人头地”的野心。“出人头地”固然重要,但不能为了“出人头地”而丧失掉人本应具有的最宝贵,也是我们最容易获得的东西:幸福感。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希望能拥有功名利禄。的确,功名利禄是可以让人产生幸福感,可问题是,人有一样东西是和别人无法平等的,这就是天赋。儒家把人分为三等:只需要稍加学习就能成为圣人的人(生知安行者),通过刻苦的学习可以成为圣人的人(学知利行者),最后一种是被动的刻苦学习才有可能成为圣人的人(困知勉行者)。

人之不幸就在这里。有人天生睿智,有人投胎到大富大贵之家,而有人则天生愚笨如牛,有人出身贫苦。要追求外在的成功,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要轻松百倍乃至万倍。那么,如果很倒霉,我们成为后一种人该怎么办?

答案就是:掂掂自己的分量。

王阳明和他弟子的下面这段对话给出了我们答案。

他的弟子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贤,但是,伯夷(商朝末年的圣贤)、伊尹(夏朝末年的圣贤)和孔子(春秋时期的顶级圣人)相比,在才力上终究有所不同。而孟子却把他们同称为圣人,这是什么缘故?”

伯夷是商朝的臣子,周武王灭商后他发誓不吃周王朝的食物跑进深山而饿死;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帝王师级别的人物;而孔子,据儒家人士说,是圣贤中的圣贤,如同太阳(“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依王阳明弟子的观点,这三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伯夷是节操领域的大圣人,伊尹则是政治领域的大圣人,孔子是太阳系内的最大圣人。可孟子却把他们都称为圣人,难道圣人是雨后的狗尿苔,凡有点名气的就能称为圣人吗?

王阳明给出了解释:“这些人的确都可以称为圣人。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是天理而不夹杂丝毫人欲。这就好像精金之所以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人心到了纯是天理时就是圣人,金子纯到是百分之百时就是精金。”

他的弟子若有所悟:“也就是说,心即理,只要人的良知是完完全全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王阳明回答:“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呢,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这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轻重一样。尧、舜那样的圣人就如同一万两重的黄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两重的黄金,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两重的黄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两重的黄金。

“才力虽然不同,可他们的良知却同,所以都可以称为圣人。正如黄金的分量不同,但只要在成色上相同,就可以称为精金。把五千两重的一块金子放到一万两重的金子里,从成色上而言,没有不同。把伯夷、伊尹和尧、孔子放在一块,他们的纯是天理的心也没有任何不同。

“精金所以为精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这就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良知光明,而不在‘才力’的大小。因此,平常人只要肯学,使自己的良知光明,同样可以成为圣人。正如一两重的精金,和万两重的精金对比,分量的确相差很多,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毫不逊色。‘人皆可以为尧舜’,根据的正是这一点。学者学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罢了。

“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锻炼的工夫可节省许多,容易成为精金。成色越差,锻炼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别。对于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的不同。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纯是天理,只想在知识才能上力求做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只须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费精力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究,从形迹上模仿。这样,知识越渊博而人欲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锻炼自己的金子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这次谈话不久,有个很较真的弟子对王阳明说:“您把精金比作圣人,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功夫,这些喻义很深刻。但我认为吧,您的话有点失衡,您说尧舜是一万两的黄金,孔子是九千两的黄金,我觉得孔子应该更沉一些。”

王阳明很恼火,训导他:“你这是从外形上着眼,是在为圣人争轻重。如果不从外形上着眼,那么,尧、舜是一万两黄金不为多,孔子九千两黄金也不为少。尧舜的一万两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两也就是尧舜的,彼此之间就没有区别。因为从良知上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称他们为圣,只看精一与否,不在数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便同样可称之为圣。至于力量气魄,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你这就是在给事物加标签,和事物对立了。

“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较分量的心,各人尽己之力与精神,只在此心纯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知足,个个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具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理解圣学,不懂得从自心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还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会做的,一味好高骛远。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纣,动不动就要做尧、舜的功业,如此怎么行得通?终年劳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可悲啊!”

这段话使人振聋发聩。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和王阳明的这位弟子一样,特别重视外在的东西,比如名利。很多人都在拼命追名逐利,原因很简单:我们把名利看成了“善”,如此一来,我们就和它们产生了对立,而它们自然地会牵绊着我们。如果侥幸得到,那最好不过;如果得不到,我们会牵肠挂肚。一个情绪总受到外界控制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幸福感。功名利禄,本是外在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来获得它们,倒不如像王阳明的指示一样:专心在良知上下功夫,用良知去做事,你就能获得幸福,成为心灵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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