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玉兰却觉得是薛大娘亏待了她家。她不知道，她跟梁福民清晨五点半骑车去上班以后，薛大娘也曾捧着喜糖来找过他们，见门锁着，只得退回，还曾跟孟昭英说：“小梁小郝他们有小小子儿，得多给他们点喜糖，下午他们回来，我要忘了你给我补上！”......郝玉兰此刻面对着愠怒的薛大娘，心想你们家办红喜有什么了不起！抠门儿大仙！得了我们一份崭新的挂历，连张糖纸也没让我们见着！稀罕你呢！咱们“人穷志不短”，喜糖不要你的，上了冻的水管子可得给咱们乖乖地烧开！

两个邻居便在那么个心理背景下，你一嗓子我一嗓子地争吵起来。

海老太太闻声赶来劝架。她站到薛大娘和郝玉兰当中，倚老卖老地说：“都给我少说两句吧！再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跟当年护国寺庙会里头‘年儿’耍把式、‘仓儿’说相声差不离啦！当年‘天元堂’的‘黑驴张’卖眼药，也没象你们这么吆喝过！成啦成啦，薛大妹子你该忙活什么快忙活去吧！小玉兰你这嘴也真太不饶人，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值当你脸上这么白一块红一块的！不就是要打水吗？走，我带你去于大夫家，先跟她那儿打两桶......啊，锁门了，那也用不着犯难，让福民到我那儿先匀一桶去使，不就结啦！......”

薛纪徽和孟昭英闻声出了屋，薛大娘转身劈面见着孟昭英，一腔怒气和幽怨又冲着媳妇发泄起来：“啊，我跟这当院让人踩咕，你倒一边躲着受用去了！你把那水管子一打开就撒手走人，连眼皮儿也不往那边夹一下，眼下水管子冻上了，你算痛快了吧？什么时候公鸡下蛋，石头开花，你许才能生出个良心来！”

薛大娘气头上把话撂得这么重，薛纪徽心都蹦到了嗓子眼儿，他想孟昭英这下还不得跟婆婆锅铲对汤瓢地大干一场。连海老太太和郝玉兰也惊呆了。几个人都禁不住把目光集中到孟昭英身上......

孟昭英本也一股气顶到了脑门上，可她看到婆婆那满脸抖动的皱纹，看到婆婆耳边那在寒风中抖动的几根白发，心中忽然闪电般划过一个念头：二、三十年后，我也不就这样了吗？谁也不容易啊！可怜婆婆一大早起来就跑出跑进，可遇上的净是窝心的事！......想到这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不但并不针锋相对地还击，反而跨上一步去，搀住薛大娘说：“妈，您别生气，是我不好，我这就烧水管子去......妈，您保重，您可千万别气出病来......”

薛大娘在惊讶中清醒过来，她望着媳妇，只见媳妇两个眼圈塌陷着，灰黑灰黑！婆媳二人的手接触到了一起，象阴阳极般突然紧紧地攥住，两个人鼻子都酸了，薛大娘的老眼里涌出了泪花......还有什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她们更该将心比心？还有谁比她们更该相依相靠？

郝玉兰在薛家婆媳的这种表现中突然感到难堪。她扭身走回自家厨房，只见梁福民在那里捧着一个纸包发楞。梁福民见她回来，便说：“回来得好！你也太错怪人了！瞧，小莲蓬送来的，她说是她妈嘱咐她的，一瞅见咱们回来，就给咱们送来......还说她奶奶说了，咱们家有小小子，所以要多给点！”郝玉兰接过那纸包，摊在案板上一看，是包喜糖，真不老少，净是带金银纸的，光“酒心巧克力”，就有六、七块之多！她心里一阵阵往上窜着惭愧......

薛纪徽立即去取劈柴，好把冻住的水管子烧通，路喜纯对他说：“大哥，您让我去。我能让它通得快点。”薛纪徽这才注意到他。他感到惊奇，因为一般来帮厨的“红案”都不会有这样的热心肠。他见路喜纯有着一张善良而质朴的面容，不知那双眼睛是让油烟熏着了，还是落入了烟灰被使劲揉擦过，显得异样地红肿......他感动地对路喜纯说：“咱俩一块儿去吧，你有什么巧法子，教给我点，以后再冻住了，我也好依法行事儿。”

路喜纯下到水井里操作，薛纪徽蹲在水井边上给他打下手，两人合作得很顺当......

正当梁福民和郝玉兰在小厨房里越来越感到尴尬时，海西宾给他们提来了一桶水，对他们说：“我奶让我给你们送的，用吧！”

    29

    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

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并不是当天《北京日报》“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葛萍开了门，一看见那人，便不禁笑着说：“呵，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人四十岁出头，头上戴着花格呢鸭舌帽，身上穿着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脚下是一双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运动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潇洒。

韩一潭一见他进来，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但也只得站起来招呼他。

来人却大有“宾至如归”的气派。他笑嘻嘻地说：“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六七级。”说着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着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萍忙过去把他那三件衣装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对他说：“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先给你搁里屋大床上吧！”

来人便坐进沙发，见韩一潭还站着，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韩一潭也便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

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着弄什么呢？”

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着说：“老韩；该革新一下啦——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嘛！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至少应该挂个门帘，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

韩一潭说：“我哪能那么讲究？不象你，有那么多稿费！”

来人一个劲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着脖子看看，问：“花茶？绿茶？红茶？乌龙？”

葛萍说：“就是一般的花茶。”

来人笑着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Coffee　or　tea？Which　do　you　prefer？（英语：咖啡还是茶？你喜欢哪一样？）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

葛萍一拍巴掌：“呵！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

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给端过去了，人家就会不高兴——”

葛萍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

来人耸起眉毛说：“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渴，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等着人家给他倒——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干渴着，忍着......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说客气话：”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

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口来还是怎么着？知道得这么清楚！”

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着我了呢？我还不是听×××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自兰地“！”

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

他所说到的×××，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认识——那时候这位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着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十七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着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着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着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一九七五年年底，戴着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

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

一九七七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一九七九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二十七首。进入一九八○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着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着写小说闯入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试着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

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一九八○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着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着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

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

韩一潭一楞，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

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请他“联合署名”......

到了这一九八二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厂调到了一个文艺单位，挂着工作人员的名，享受着准专业作家的待遇，并且在一次文艺界的大型茶话会上，穿着一身极其合体的棕色西服，走拢了韩一潭所在的那张圆桌；韩一潭别过脸去，不想主动理他，韩一潭他们那刊物的主编却主动伸出手去，同龙点睛握手，没想到龙点睛只把手同主编碰了一碰，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同志在哪桌呢？”

×××同志是当时在场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编心里一定很不痛快，可是不得不指给他：“在那边头一桌。”而龙点睛便头也不点一下地径直朝“那边头一桌”昂然而去了......

没想到这天龙点睛却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并且脱去大衣以后，显露出一身外国年轻小伙子打扮的衣装——上身是粗花呢的猎服，下身是有意做旧的牛仔裤——仪态万方地坐在沙发上，就仿佛他昨天才来过一样，轻松自如，谈笑自若。

葛萍这两年里虽然也听韩一潭以贬斥的语气议论过龙点晴，但她毕竟并无切肤之痛，而且总觉得韩一潭对人未免求之过苛，加上龙点睛光临后似乎仍同以往一样亲热随和，便傻乎乎地同龙点睛热烈交谈。

龙点睛在交谈中信口举例：“......比如苏联电影《湖畔奏鸣曲》，就标志着道德题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

葛萍便不免问：“什么？什么奏鸣曲？”

龙点睛于是挑逗性地反问道：“《湖畔奏鸣曲》都没看吗？《白比姆黑耳朵》呢？《秋天马拉松》呢？电影资料馆经常放嘛！老韩怎么就不把你带去看看呢？”

葛萍便埋怨地说：“他呀！什么时候能想着我呢！再说他自己好象也不那么容易看上。他们那个编辑部呀，一点儿油水没有！”

龙点睛又说：“其实苏联电影值得一看的也并不多。倒是象美国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猎鹿人》、意大利索菲亚·罗兰主演的《意大利式婚礼》......真不应当错过！昨天我见着影协的头头们，还跟他们呼吁来着......”

韩一潭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捻，截断龙点晴的高谈阔论，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