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历时最长的王朝之一，共二百七十六年，其中接近一半时间在黄金时代之内。
但创造这个王朝的皇帝李渊，却是贵族世家中的平凡人物。在隋王朝时世袭他父亲的公爵封号，担任太原防卫司令（太原留守），因为不能抵御突厥汗国的侵袭，又因为有谣言说姓“李”的将代替姓“杨”的君临天下，这两件大事，促使杨广对他不满和疑忌。又因为民变如火如荼，只有叛变才有可能死中求生，所以李渊冒险起兵。不过他虽然平凡，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却都是一代英雄。而尤以李世民的勋绩最大，几个最强悍的敌人，像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都被他击败。于是新兴不久的唐王朝，踏上隋王朝走过的道路，发生夺嫡斗争。——每逢亲王的声望和力量，跟皇太子相等，或超过皇太子时，定律的要发生流血惨剧，这是专制政体下无法解决的死结。
六二六年，唐王朝建立的第九年，李世民伏兵玄武门（皇城中门），把入朝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格杀。李渊正在皇宫内湖上泛舟，李世民的军队冲到面前，声称护驾。老爹这才知道两个儿子已死。为了避免与杨坚同一命运，他立即传位给李世民，自己退居为太上皇。
这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既杀兄弟，又逼父亲，俨然第二个杨广。但杨广没有通过瓶颈，李世民却顺利通过，历史重演到这里为止，以后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来临，原因之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比较容易。原因之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但仅此两个原因不能促成什么，将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大混战，人民也有这种客观环境和主观愿望。所以，另一个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的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再大的船舶，掌舵的只有一人，负责航行的只有少数人，这少数人即国家领导人，其重要性用不着解释。李世民大帝和他的干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随时随地都用杨广作为警惕对象，每一件措施都求其跟杨广不同，使他们成为一个战斗团队，互相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在人民尊重和信任的支持下，推行廉洁政治，获得空前成功。
李世民大帝个人的优秀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严厉地控制自己不去触及无限权力的毒牙，并且鼓励和接受最难堪的逆耳之言。他对官员们要求：“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报告给我。”——我们绝不以言论判断人，而只以行为判断人，李世民大帝的言论有事实作为基础。有一次，他下令男子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也应征集当兵。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署敕），李世民告诉他：“这都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是你却先失去诚信。”李世民愕然，魏征说：“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立即收回命令。李世民又下令凡官员伪造资历，限期自首，否则处死。限期过后，又有查获，李世民命即斩首。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戴胄忠却只判流刑，李世民大怒说：“你故意使我说话不算话！”戴胄忠说：“陛下命令，不过一时的喜怒。法律却经过慎密研究，颁布天下，人民共守。陛下应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大喜说：“你执法如此严正，我还有什么忧虑！”李世民又命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久久没有消息，一再催促他，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说：“这算什么话，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之前去借人才的。只可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可诬蔑一代中国人。”封德彝大为惭愧。——这是李世民大帝的真知灼见，历史上有一种现象，越是政府人才缺乏之时，也越是民间人才辈出之时。李世民原籍武川（内蒙武川），跟关中（陕西省中部）接近，谈话时常评论关中人如何，山东人（崤山以东，非山东省）如何，监察官（御史）张行成抗议说：“国家元首应该以四海为家，不应该在地域上划小圈圈。”李世民立加赏赐。李世民又大修洛阳宫殿，一位御前督导官（给事中）张玄素说：“陛下当初克复洛阳，把隋王朝宫殿全部烧掉，不到十年，却加倍经营。为什么从前厌恶它，而今却效法它。这种情形，比杨广更坏。”李世民变色说：“你说我不如杨广，那么比子受辛如何。”张玄素说：“如果不停工，就跟子受辛一样。”李世民叹息说：“我考虑不周到，才有此错误。”赏赐张玄素绸缎二百匹，立即停工。李世民的儿子李恪亲王打猎时伤害农民，被监察官（御史）柳范弹劾。李世民责备亲王府秘书长（长史）权万纪：“这都是权万纪不能规劝阻止，罪应处死。”柳范说：“房玄龄还不能阻止陛下打猎，怎么能单单责备权万纪。”李世民大怒回宫，很久很久，怒气平息，发现自己理屈，马上再出来召见柳范嘉勉。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六三二年，李世民受不了魏征的直言指责，也在大怒中回宫，一面发誓：“看我杀掉这个庄稼老汉！”长孙皇后问庄稼老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杰出的妇女，立即穿上皇后官服，站在庭院之中，向皇帝参拜。李世民大吃一惊。长孙皇后说：“我听说，领袖英明则部下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你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李世民这才想到他自己过分，不久之后，即擢升魏征当宰相（侍中）。
向理性屈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种高度智慧的认识。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在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下，从本世纪（七）三十年代起，中国开始从恶运中复苏。不数年间，欣欣向荣。
战争变乱容易叙述，而和平繁荣不容易叙述。我们叙述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中国社会时；深有此感。不过那盛况是显然的，最主要的现象是一年复一年的大丰收，六三○年时，一斗米只值三四个钱。中国人特别强烈的复兴潜力，完全发挥。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一年中不过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时。拿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增加到三百九十人，年终，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命于明年秋天再回来受死（古时秋天行刑）。六三三年九月，三百九十人全部回狱，无一人逃亡。社会繁荣而秩序安定，夜不闭户。从前行旅们要自己携带食物，现在则凡是有道路的地方，都有旅店，工商业随着社会安定而蓬勃。杨广时代的暴政，成为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
五 唐政府的结构
我们应先行了解唐王朝的政府机构。
中国中央政府组织，到第三世纪曹魏帝国时，把九卿挤到次要地位，另行成立“尚书”、“中书”二省，作为行政中枢。经过继起各王朝帝国四百年来不断修正，到了唐王朝，遂成为下表所列的形态：
所谓崇官，即现代所称的国家元老，一种只有尊荣而没有实际权力的最高顾问。“三公”、“三师”只是习惯称呼，事实上包括六种官位：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他们只支领俸禄，不干预国家政务。
乙级机构秘书省，二世纪中期，东汉政府设立秘书监官员，负责保管及校勘政府所持有的图书。三世纪初，三国时代之曹魏帝国政府，把秘书署扩大成为一个“省”，而命秘书监作为首长。唐政府仍维持它存在，类似国立图书馆，当然只供应帝王和高级官员阅读，不向人民开放。翰林院，是唐政府创立的类似文化人聚会所，或高级官员储备所的官署。唐王朝初建时，各地经学家（研究儒书五经的学者）、文章家（专门写宣言、文告，或短篇论文之类的知识分子）、预言家（星相占卜）、艺术家（包括画家、雕刻家），纷纷向首都长安集中。皇帝特别指定一个处所，招待他们之中最杰出的若干人士，以便随时召见。这个处所称翰林院，由年高德劭的一位担任首长，称翰林承旨，其他人士则称翰林学士。以后各色人等陆续淘汰，只剩下文章家，专为皇帝撰写诏书。因为汉字和文言文运用困难，一个人至少要有二十年以上的刻苦努力，才能胜任。文章家在这方面的特殊能力，很受到皇帝的重视。因之翰林学士往往比其他官员容易升迁到宰相地位，所以当时称翰林学士为“储备宰相”（内相），成为知识分子最羡慕的一种职位。御史台负责监察弹劾，首长御史大夫，副首长御史中丞，以及所属诸御史。他们是皇帝的耳目，但也不时反映民意。
丙级机构九寺，即九卿办公官署，从次要地位又再被挤到政府的角落，职务和权力都非昔比，大半被尚书省的六部所夺，唐王朝九卿的职掌跟秦王朝的职掌大不一样。一、太常寺，负责典礼布置跟宫廷医药。二、光禄寺，祭把用品跟宫廷饮食供应。三、卫尉寺，管理军械库。四、宗正寺，处理皇族事务，如继承封爵，保护坟陵之类。五、太仆寺，马匹牧养跟牧场管理。六、大理寺，最高法院。七、鸿鼐寺，藩属事务部。八、司农寺，农林部。九、太府寺，负责宫廷费用供应，也就是皇帝的私人钱库。
丁级机构四监是尚书省的附属机关，但它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一、国子监，隶属礼部，即国立京师大学，设六个学系：国子学系、太学系、四门学系、律学系、算学系、书学系，每学系有若干教授（博士）。二、将作监，隶属工部，负责政府重大土木建设工程。三、军器监，隶属兵部，就是兵工厂。四、都水监，也隶属工部，负责水利建设工程。
最后，我们叙述行政中枢，即甲级机构的“三省”；尚书、中书二省，是三世纪曹魏帝国的旧制，不过尚书省所属六部的权力，更为扩大，实质上已完全代替了九卿，他们的职掌在下表中已加说明。六世纪北魏帝国和南梁帝国时，又在这二省之外增加门下省——因它设在宫门之下而得名。于是中央政府遂成为三省，具有下列的编制：
三省职权的划分：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普通情形下，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由中书舍人（中书省专门委员）先用书面写出各人的意见，送呈中书令，征求同意，然后提出会议，由会议作成决定，奏报皇帝。皇帝批准后，再交中书省，用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在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时，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而给事中且有把诏书退回（封敕）的特权。如果门下省没有异议，则副署之后，即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整个帝国政令，在这种方式下运转。
三省职掌的划分，十分有趣，却也十分无聊，它只不过是皇权一权的琐碎分配、实质上中书省只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室，门下省只是皇帝私人的收友室。看它们的官属，无论官称和职务，几乎完全相同，只好勉强用“左”、“右”予以区分。只有尚书省有其存在价值，但没有像国会之类或像罗马元老院之类会议性质的制衡机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政治思想中缺少民主思想，再多的农民暴动或民变政变，因缺少这两大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始终无法产生代议政治或其他任何种类的民意机构。
三省首长是当然宰相，但因李世民大帝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缘故，大臣们不便于再称这个官号，尚书省遂一直由副首长尚书仆射（执行长）代理首长，成为当然宰相之一。除此之外，其他官员——大多是中书、门下二省副首长（侍郎）或六部首长（尚书），皇帝命他“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时，同样也是宰相。所以宰相名额，总在三人以上，而以声望最高的一人为首相，不过并没有首相名义，他只有影响力，而没有法定权力。诸宰相除了定期会议外，还要定期在政事堂共同进餐，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会商国事。
唐王朝的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影响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
学校的设立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但大分裂时代中，各独立王国因军费不足，往往停顿。上世纪（六）国家统一，学校教育也随之复兴。唐政府带给人民安定，学校教育更趋发达。各州有州立学校（州学），各县有县立学校（县学）。首都长安有三个高等教育机构：一是前述的隶属于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即国立京师大学。二是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即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三是隶属于皇太子宫的“崇文馆”，即皇太子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后二校学生限定必须具备某种资格，如皇族近亲、皇后或皇太后近亲，或宰相的儿子，一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儿子，才能入学。只有国子监大学，低级官员的儿子或平民出身的学生，才可以就读。李世民大帝在位时，常常去国子监视察，使学校教育更受到重视，当时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余人。东方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以及南方南诏王国，都有大批留学生前来受课，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
学校所用教科书，当然限于儒家学派的《五经》。因为对《五经》的解释，各学者互不相同，唐政府指定国子监大学校长（国子祭酒）孔颖达，组织一个委员会，对《五经》的解释，重新确定，出版《五经正义》，共有下列九书——因之世俗有时也索性称之为“九经’：
经过唐政府的核定颁布，这九本书遂成为学校的标准本教科书，无论研读或考试，或其他任何情形下涉及《五经》时，都以此《正义本》为标准。这是一个统一思想的基本措施，儒家学派的思想领域，再被缩小。学生们在学校研究《九经》，只要能搞通其中一经，即由唐政府授予官职。
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科举制度的发达。上世纪（六）隋王朝统一全国后，对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现象，予以变革，改用考试的方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什么门第，一律委派官职。唐王朝继承了这个办法，并使之成为一种最受尊重的制度，称为“科举”。考试分很多种类，而以“进士科”、“明经科”最有地位，又因进士科及格的人士比较容易得到高位，宰相又大多数都是进士科出身的缘故，所以尤为尊贵。参加考试的考生称为“士子”，士子大多数来自学校和地方政府的推荐（乡贡）。他们千里迢迢，集中首都长安（陕西西安），首先向尚书省礼部报到，然后等候通知，入场应试。考试及格，当时术语称“进士及第”，跟现代的“博士”一样，是一种光荣的身份。在以后，考试及格的第一、二、三名，更专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尤属光荣中的光荣。他们在发榜时所受的崇拜，不亚于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太空人。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状元、榜眼、探花，也成为家长为女儿求偶最理想的对象。中国无数文学作品，都用此作为题材。
李世民大帝对科举制度有他的看法，当他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身为世袭的专制帝王，这种看法极其自然。在此之前，政权一直是关闭的，只限于贵族和门第世家。因科举制度，使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虽然只是窄窄的一条缝隙，但与根本关闭多少有点差异。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缝隙进入政府，不得不把全部生命消磨在《九经》的九本儒书之中，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革命了。这种现象，可以减少社会上下稳定的因素。
七 佛教净化与三教合一
继五世纪高僧释法显之后，本世纪（七）又出现高僧玄奘。他的行迹和功绩，跟释法显相同，而影响更大。玄奘于六二七年离长安西行，冒犯当时不准出国的严格禁令，渡过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流沙和葱岭雪山，到印度寻求佛教经典。历时十九年，干六四五年返抵长安。李世民大帝没有追究他偷渡的罪名，反而给他很高的尊敬，请他主持长安最大的庙院弘福寺。玄奘翻译他千辛万苦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先后完成了七十五部。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即令在二十世纪，翻译工具如字典词典之类书籍具备，一个人能译出七十五部巨著，也不容易。
玄类被人们称为“唐僧”、“唐三藏”，在中国家喻户晓，连儿童都知道他。历史上高僧太多了，释法显就是其中之一。只有玄奘盛名永垂不朽，这应归功于十六世纪时的大文学家吴承恩所写的一部小说《西游记》。这是一部成功的幽默小说，不过书中却把玄奘写成一个脓包，而把他的门徒之一孙悟空，写成一个神通广大的英雄人物。
佛教是一个在非常复杂的印度社会中产生的宗教，它包括两种成分，一是印度当时崇拜的鬼神，一是印度当时盛行的唯心哲学。佛教经典因之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小乘”，属于前者一部分称“大乘”，属于后者。玄奘带回来的佛经，以大乘为主，而大乘与宗教无关，只与哲学有关，于是佛教内部，开始分裂。宗教的要件就是崇拜鬼神，必须崇拜鬼神才能称为宗教。犹如画家的要件是绘画，他必须绘画，才能称为画家。佛教徒中部分知识分子从大乘经典中发现到系统分明的心理分析，是中国古哲学和儒家学派儒书中所根本没有的东西，遂如获至宝，宣称佛教都是哲理，并不迷信，好像画家宣称他并不绘画一样，这种态度在佛教中产生一种我们姑且称之的“佛家学派”。它的发展顺序跟道家相反，道家先有道家学派，再分裂出道教。佛家则先有佛教，才分裂出佛家学派。佛家学派与佛教的差异，如同道家学派与道教的差异，以及我们曾经比喻过的“热狗”与“狗”的差异。
佛教传到中国后，小乘受到道教仇视，大乘受到儒家学派仇视。数百年斗争的结果，终于产生一种调和的局面，即“儒”、“佛”、“道”三教合一。这种调和的出现十分突兀。而且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一则，“儒”还没有资格称为宗教。二则，信仰具有排他性。不过如果发现佛教的分裂现象，合一的只是学派而不是宗教，便可了然。所谓三教合一，应正确的指出是三个学派合一。我们试用下表作一说明：
佛教译经事业在本世纪（七）达到高峰，玄类之后，便无以为继。因为佛教在发源地的印度已告没落，不再有新的经典出现。佛家学派在大量问世的佛经冲击下，更分为很多琐碎的派别，如“律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等等，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互相排斥攻击。但真正的佛教，却终于抛弃掉大乘的纠缠，成为纯净的宗教，跟道教一样，向民间传播，这种力量超过仅在士大夫之间流行的大乘万倍。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冥冥中自有神灵为人类主宰的观念和信仰，深植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