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人权的蹂躏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反应。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上明下空)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我们分下列三项，叙述这罪恶的内容。

一　人权的蹂躏

二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三　文化酱缸的加深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政府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扌卒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对付中国人民。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六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纪（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下世纪（十五）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四十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四十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中国人的不幸。

七　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人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巨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八　靖难之役

本世纪（十四）最后第二年（一三九八），暴君朱元璋逝世。二十二岁的孙儿朱允炆位。

明王朝面临它的瓶颈。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即皇太子（朱允炆的父亲），早死；另一幼子也早死。其他二十四个儿子，全都分封到各重要地区。这些亲王每人都拥有一万五千人左右的警备部队，称为“护卫”。在北方边疆地带，共封有九个亲王。地方军事调动，都要先报请亲王核准，所以亲王又类似军区的太上司令官。朱元璋的目的是，用边疆诸亲王抵抗退出塞外的蒙古人，用内地诸亲王镇压人民对暴政的反抗。

这种现象仿佛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七国之乱和纪元后三世纪晋王朝八王之乱发生前的形势，但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明王朝的亲王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军权，对地方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不过这已使少年皇帝朱允炆不安。朱允炆最亲信的大臣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一致主张迅速削藩。

削藩，在任何时代都是正当的，一个正常的国家内不允许同时存在很多独立王国。可是有两件事朱允炆失于考虑，第一，当时请亲王并没有割据一方反抗中央的企图和迹象。诸亲王除了王府一万五千人警备部队外，对地方军队并不能直接掌握，还构不上独立王国的威胁。第二，黄子澄一批庸才，根本不懂政治，不是处理这种带有爆炸性事件的良好人选。

朱允炆登极的当年（一三九八），刚把祖父朱元璋埋葬，就派遣军队奇袭开封（河南开封），把分封在开封的周王朱(木肃)逮捕，废为平民，贬谪到云南。这种像对付叛逆一样的发兵奇袭和废贬的严厉处分，使所有亲王大为震恐。明年（一三九九），“有人”告发分封在云南（云南昆明）的氓王朱(木便)有犯法的行为，朱允炆下令废朱(木便)为平民。不久，又“有人”告发分封在荆州（湖北江陵）的湘王朱柏也有不法的行为，朱柏得到消息，全家自焚而死。接着又“有人”告发分封在青州（山东青州）的齐王朱囗，朱允议下令废朱囗为平民。于是又“有人”告发分封在大同（山西大同）的代工朱桂，朱允炆下令把朱桂囚禁高墙。

亲王们在地方上种种暴行，都是事实。但朱允炆这种一连串暴风雨般的措施，暴露了他的目的并不是惩治不法，而且也超过了削藩的范围，分明是要消灭他的叔父一代。

就在代王朱桂被囚高墙后，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叛变，率军南下，宣称皇帝被好恶的高级官员包围蒙蔽，已不能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使职权，对这批奸恶分子，必须肃清。这是有名的“靖难之役”，即安靖内部灾难的军事行动。朱允炆对朱棣这种激烈反应，并不认为太出意外。七国之乱终被削平的史迹，给朱允炆很大鼓励，他下令讨伐。

当本世纪（十四）结束时，靖难军和中央军在黄河以北，进行猛烈战斗，互有胜负，没有人敢预测它的演变。

九　东西方世界

一三○五年（蒙古帝国大汗海山，下令凡殴打喇嘛僧侣者断手的前三年），法国人克勒门五世，当选教皇，白罗马迁到亚威农，历时七十三年，世称“巴比仑之四”。

一三二一年（蒙古十一任大汗硕德人刺即位的次年），意大利诗人但丁逝世。

一三三三年（蒙古十八任大汗脱欢铁木儿即位），日本后醍醐天皇讨伐镰仓幕府，皇军攻陷镰仓，镰仓幕府终，共历时一百四十八年。

一三三四年（脱欢铁木儿即位的次年），日本皇军元帅足利尊，逐后醍醐天皇，另行拥立光明天皇，史称“北朝”。后醍醐天皇奔吉野，史称“南朝”。足利尊称征夷大将军，于平安（京都）设幕府，世称室町幕府（室町，足利尊宅名）。

一三三七年（天完帝国建国前十四年），法王胖力六世宣布收回英王爱德华三世在法国分封的土地，爱德华三世也宣布自己是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法遂向英宣战，战争延续一百一十七年，史称英法百年战争。

一三四七年（黄河掘出一只眼石人前四年），黑死病自亚洲随着商业路线，传入欧洲，三年内，英法人口死三分之一，百年战争为之停顿三年。

一三六○年（韩宋帝国建国第六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一次战役终，历时二十四年。英王放弃继承法国王位，法割若干土地与英。

一三六九年（明王朝建立第二年），（一）英法百年战争再起，法军进攻英国在法国的领土，英军节节失利。（二）蒙古帝国所属察合台汗国大将帖木儿，夺取汗位，建都撒马尔罕（乌孜别克撒马尔罕），史称帖木儿帝国。

一三九二年（蓝玉案大屠杀前一年），（一）日本南朝并入北朝，南北朝时代终，历时五十九年。（二）高丽王国政变，国王王瑶让位给他的大将李成桂，高丽王国亡。明年（一三九三），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王瑶忽然想起来向中国索取鸭绿江北岸，在四世纪末，那是被高句丽王国占领的一片土地。动员全国军队，分道并进。当军队发现是进攻中国时，大为惊恐。大将李成桂遂把王瑶逐下宝座。李成桂即位后，向中国上奏章谢罪，请求册封，中国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此事使我们回忆八世纪八十年代，回纥汗国所发生的同样政变，也由反对进攻中国而起）。

一三九五年（蓝玉案大屠杀后二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二次战役终，历时十九年。英国把在法国的封地，大部分割给法国。但英王娶法王的女儿当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