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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27日,日本占领北平,次日天津沦陷,战争如同旋风,忽然扑面而来。首先出走的是北平各大院校的教师们,因为他们不愿和日本人合作,失节为稻粱谋,这样的事是知识分子们最不能容忍的。

事实上,日军占领北平之后,首先瞄准的找茬单位也是大学。八月,日本宪兵突击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抓住一个男人,问他:“宣传品是谁的?”这个微胖的男人回答:“是我的。”

8月8日,曾经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表姐夫跑来,说日本人可能要抓他,叫他不要再去学校,把他藏在自己的医院里。可是第二天,趁着小护士没发现,他仍旧去了学校,理由是“不能让大家为我担心”。

他便是郑天挺,北京大学秘书长。他以一己之力独撑局面,保护校产和教授安全,沉着应对日本人和汉奸的诘难。

而当时,他刚刚失去妻子半年。

他的妻子叫周稚眉,出身于泰州大盐商之家,读过私塾,两人订的是娃娃亲。结婚时,郑天挺还在北大念研究生。十六年婚姻,他们有五个孩子,家庭和睦,相亲相爱。直到1937年2月10日,除夕夜。郑天挺的女儿郑晏回忆,当时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母亲周稚眉突然肚子痛。因是春节,直到初五,家人才将其送到医院。听说要动手术,她陪母亲说了会儿家常话,当时感觉母亲虽然虚弱,但神志清醒。在女儿眼里,母亲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郑天挺的日记里透露了更多消息,妻子的病并不突然。1936年年终,有人送腊梅给他,“时夫人病,下红已将月,犹起而观之。”下红之症,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凤姐也得过,是典型的妇女病。

正月初七下午四点钟,本来要在医院陪院的姐姐郑雯提前回了家。郑晏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不知道。”是大人们让她回家的。将近天黑的时候,郑天挺回到家里,神情沮丧,一夜无言。周稚眉动了手术,但没有下手术台就去世了,这一年,她四十岁。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五岁。

郑晏说,自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医生把手术器械遗忘在她腹腔内,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母亲因流血过多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郑天挺日记里的记载,周稚眉死于麻醉意外,“以割治子宫,麻醉逾时不复苏”。

不管什么原因,这都属于医疗事故。蒋梦麟、罗常培等都主张郑天挺和德国医院打官司,最终,郑天挺放弃了:“人已经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将人活过来,我就打,否则打这场官司有什么用?”

1937年8月,独立支撑北大的郑天挺在外人看来,显得格外镇定而冷静,他和胡适通信,为了避免搜查,用暗语。他告诉蒋梦麟对于校产的安排和逐步送出北大教授的计划。十月,在接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通知后,郑天挺申请了一笔一万元的汇款,分送给北大各位教授,并送同仁陆续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则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

只有女儿郑晏知道,他每日回来,除了工作,便是念经。没有人能真正体味这个鳏夫的痛苦。

1937年11月17日清晨,天气寒冷。郑天挺拒绝了钱稻孙(后任伪北大校长)的邀请,决心南下。站台上有很多日本人,他和孩子们几乎没有告别,也没有告诉孩子们自己的去向,在车站,他对女儿郑晏说:“每月到东城一位叫沙鸥的女老师家去取一百元钱,作为每月的生活费用。”他把家托付给了弟弟郑庆钰,叮嘱弟弟,无论多难,孩子们都要上学。

在日记[本篇引文除特别标注,均引自《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里,郑天挺对于五个孩子充满歉疚,他一遍遍写着:“苦矣吾儿。”

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余诗所谓“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即当时之心境。

一路坎坷奔波,郑天挺和教授们辗转来到昆明。因为时任联大总务长、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的沈履辞职,大家推选郑天挺为西南联大总务长。

1940年1月16日,梅贻琦给郑天挺写信:“联大总务实非兄莫属。”一开始,他是拒绝的。在日记里,他早早就决定:“此次南来,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

但是梅贻琦和蒋梦麟等联大决策层认为,郑天挺在蒙自时为租借房屋、建筑校舍、安排教职员与学生之伙食,以及学校保安诸方面表现出来的干练,已经为人称道。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等还专门跑到郑天挺家里,给他留了纸条:“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我们印象里的西南联大,是学生们努力治学,教授们艰苦教书,大家在战争中怀着战斗的心情,为中华民族留读书的种子、未来的希望。但这一切背后,并不代表一团和气。恰恰相反,三校之间的矛盾,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郑天挺的日记里,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琐事:罗庸教授和闻一多教授都要开《楚辞》及中国文学史一,两人相持不下,要找郑天挺。生物系女助教的房子被男职员霸占,要找郑天挺。学生宿舍被偷了被褥铺盖,要找郑天挺。赵西陆要评职称请升讲师,游国恩等不同意,“此难通过之”,来找郑天挺。朱自清推荐一个叫张敬的女士当国文系助教,结果有人举报张敬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和罗常培有绯闻,罗以权谋私,这件事也需要郑天挺调停。蒋梦麟太太的司机老徐和教授们发生口角,教授提议辞掉老徐,蒋太太不同意,还是需要郑天挺来说合……一地鸡毛,光看看我已经要炸裂了。

可是郑天挺不仅一一调停得当,还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做学问。比如到观音殿读《明实录》,临睡之前读《东维子文集》:“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

他曾经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

史书,五叶至十叶;

杂书,五叶至十叶;

习字,一百;

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

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

……

当然是做不到的,为了不让人打搅自己,他甚至不得不把房门反锁,换得一点时间,给学生出考试题:“反扄房门,作书,记日记,出试题。数日来惟今日得此半日闲,然而研究考试又逼来矣。”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为:“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校内)。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

印象里,郑天挺似乎只有一次生了气。年末考评,校中有人说郑天挺难以服众,理由有二,一是容易迟到,二是魄力不足。郑天挺说,我喜欢睡懒觉(其实我看都八点起来,比我好多了),所以第一件事你批评得对,但是第二件事,不说别的,“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

我恨不得穿越过去,帮郑先生说一句,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

更何况,在这些日常琐事中,在这些夹缝求学中,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故去的妻子。有人介绍他续弦的事,他坚决不同意,主要还是为了五个孩子。看了蒋梦麟夫人陶曾穀与蒋梦麟前妻所生的女儿蒋燕华发生口角,他更笃定不能续弦,因为“尝谓继室视前室子女之优渥,盖无逾蒋师母者”。郑天挺作为旁观者深受刺激,认为不让“前房儿女”受委屈的唯一办法,是不续弦。但我相信,多半原因仍旧是郑天挺心中,对于妻子周稚眉的那份爱与思念,斯人已去,感情却刻骨铭心无可替代。

每年妻子的生日、忌日,甚至入院的日子,他都念念不忘,每每登记。到了后来,朋友们知道夫人忌日将至,会主动来看望他,陪他散心:

余每梦亡室,多一恸而觉。魂苟相值,何无深罄之语?幽明虽隔,鬼神洞鉴家中之事,何劳更问?亡室没于正月初七日,诸友多来相伴。

看见梅花,想起妻子:

坐石鼓,久而忘去,不知夫人所培诸梅今若何已。

过年在别人家里吃到一道十香菜,猛然想起这是妻子的拿手菜:

在华亭寺逵羽见具年菜,遂念及吾家年时所备与夫人之忙,不觉泫然。

喝酒打牌过了头,想起的是从前夫人的告诫:

今日荒唐至此,不惟无以自解,且无以对亡者也。

听到其他女眷吵架的事情,回来忆及过去夫人之处世原则,想的是我夫人就不是这样:

余……轻装南来,无日不以夫人为念。

抗战终于胜利了。

1945年9月初,郑天挺到达重庆,准备回北平接收北京大学。十月到上海,见到了三表姐。三姐支支吾吾,这时他才得知,之前留在北平,帮他照顾孩子的弟弟郑庆珏已在这年清明去世了。

这位毕业于北平大学、曾赴东京明治大学法律系深造的高材生,在沦陷区国立华北编译馆担任编辑并兼任伪北大法学院讲师。他日常很少说话,看上去脾气很大的叔叔从来不让孩子们进入自己的房间,也不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因为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绝症。郑庆珏的病情迅速恶化,大咯血不止,三周后即去世。郑天挺在得知弟弟去世的消息后,整整一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自己从前拍的家庭录像里“亡弟亡室之像”,日记里说:“吾负弟矣!吾负弟矣!”

他对孩子们也充满愧疚,郑晏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北平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少,最开始供应一次粮食可维持三至五天生活,后来只能维持两天,最后一人供应两斤粮食,要维持若干天。粮食有玉米面、玉米豆、豆饼、杂豆、混合面等。玉米面是最好的粮食,白面从来没卖过。所谓混合面,实际除了少量豆面外,大都是豆饼、豆渣、扫仓库的库杂粮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面粉,面里还混有许多麻线、羊毛等杂质。“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个舀子摘除粮食里的杂毛,筛干净中午才能蒸窝头。窝头蒸熟以后怪味刺鼻,粘得难以下咽,吃后还要涨肚……二弟克晟经常饿得在夜里哭,每当这时我就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分给他们吃,家里人人营养不良,小弟克扬骨瘦如柴,十二岁的孩子体重仅二十多公斤。”

条件如此艰苦,儿女们的读书成绩仍然优异:“得廉致侄书,知大女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二女入光华女中高三,昌儿在盛新中学高一,惟未言晟儿、昜儿学校,且未提及晟儿,不知何故。年余无儿辈书矣,得此念过于慰也。”

女儿郑晏这样回忆父亲回来的那天:

父亲从南方飞回北平的时候,北大事务科的梁科长特意派了一辆车让我们到南苑机场接人。我没有去,中午有许多客人要到家里吃饭,我需要在家里与老张妈准备饭菜。父亲在一些留在北平的亲朋好友和北大同仁的簇拥下走进家门,我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小声地叫了声“爹爹!”父亲撇开众人走近我,慈祥、和蔼地看着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四个字:“劳苦功高!”当时我特别激动,热泪盈眶,八年来的辛酸苦涩全飞到九霄云外了。我有许多话想对父亲诉说,可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郑晏《郑天挺日记中的家人》

1946年2月2日,又是一个除夕夜,距离郑天挺失去妻子,已经过去了九年。郑天挺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天伦之乐:“六时回家上供,与六嫂,董行佺表侄,柴志澄表甥,养富、维勤、绍文三侄,晏、昌、晟、昜四儿共饭。饭后儿辈跳舞,并作游戏,掷色子,推牌九,极热闹有趣,至二时余就寝,儿辈仍有馀欢佳兴也。不知雯儿一人在昆如何过年。”

雯儿是大女儿郑雯,之前在北平读伪北大,郑天挺得知,跟出版社借了钱,让她到昆明读西南联大。1943年8月14日,父女在昆明街头相见:“忽见公司汽车来,仅一女子,似是雯儿,又不甚似。车停,果雯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

好景不长,1946年7月12日,郑雯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时年二十三岁。友人李君告诉郑天挺:“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一开始,郑天挺还不相信:“买报读之,仍疑信参半,而友好来电话询问者不绝。”“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他的日记在这一天骤然而止:“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五年之后。

1951年6月9日,郑天挺有了一本新日记本。他专门题下一句:“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

一年后,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郑天挺被调至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做清史研究的郑天挺显然更适合留在北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要服从组织分配。南开也成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站。

历史学家谢国桢回忆,五十年代初期,南开大学搞教改,要求教师在上课之前,每写完一章讲稿,须要试讲一次,由教务处、历史系负责同志来听讲。“郑先生总是叫我不要着急发慌,叫我坐下来吸一口纸烟,慢慢地谈。他坐在一旁,慢慢地听着,讲完之后,别位同志提出意见,郑先生总是不着一语;人散之后,他才把我错误的地方告诉给我。”

他从北京带去一株太平花树苗,这是他的好友张伯驹所赠,是“用故宫里的‘御苗’压条培育的”。郑天挺的邻居辜位廉回忆,种树的时候,郑天挺告诉他,太平花原来生长在深山中,“传说宋朝时被花匠从成都选进开封御花园,仁宗皇帝看到盛开的此花,喜爱它的素雅清香,遂赐名太平花。”1960年,郑天挺搬家时,把太平花托付给辜位廉照管。但1968年春天,太平花被人偷挖走了。郑天挺听说花丢失时,十分惋惜。

1966年,他的学生田余庆去南开看望郑天挺,发现“郑师所住楼房不供暖气,原因是住户普遍贫困,宁愿领一点烤火费自己生炉取暖。那时郑师已是望七之年,生活竟是如此”。儿子郑克晟回忆,郑天挺刚到南开的时候没有宿舍,按照学校规定,一位教授只能住一间房,儿女们来看望父亲的时候只能睡地板。困难时期,郑天挺每次开完会回到食堂,根本什么菜也没有,“每个人只能打到一勺酱,然后自己再去买主食吃。”

“文革”期间,郑天挺已经是南开大学的副校长了。做思想检查时,“诚恳从容,给人以坦荡荡的印象,在压力下不乱方寸。对同人提意见,也是平和务实,没有留下一句过火的言辞。”红卫兵在家门口贴了很大幅的标语,他的日记也被查抄,幸好,经过审查,这些日记并没有被销毁,一直放在南开大学历史系里。为郑天挺平反之后,相关部门归还了郑天挺的日记,每本日记上留下了题签,是红卫兵写的。

无论受到怎样的对待,郑天挺都是这样温和从容。十年浩劫后,他编写的教材丢失,可是他毫无怨言,继续投入工作。针对南开历史系没有文博专业的情况,郑先生努力争取,最终在1980年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共识,使南开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

1981年12月20日,郑天挺病逝于天津,享年八十二岁。在女儿郑晏和儿子郑克扬的印象中,“父亲的一生,没见过他和一个人吵架,也没发过脾气,他不爱出风头,也不站党派。”

他最终的遗憾,仍旧是一生没有时间读书治学。不知道到了生命最后,他是否想起1938年岁初,他和罗常培、陈雪屏等友人游玉泉街书肆,无意间,买到一副曾国藩的“描金红蜡笺行书”对联,上面写着:“世事多从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


参考文献: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下),中华书局2018-1

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6

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1

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0

俞国林:《“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西南联大诸人劝郑天挺出任总务长》,文汇学人2018-2-2

郑晏:《郑天挺日记中的家人》,文汇学人2019-1-4

《辛德勇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暇亦学的总务长”》,澎湃新闻2018-10-2

《“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俞国林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读书报2018-1-28

《专访郑天挺之子郑克晟:父亲最初并不想做西南联大总务长》,澎湃新闻2018-2-1

《郑天挺95岁女儿口述:父亲在西南联大,我们在北平》,澎湃新闻2018-1-25

刘宜庆:《郑天挺:烽火岁月中的家事与国事》,同舟共进2018年第9期

辜位廉:《郑天挺先生植下太平花》,今晚报201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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