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1984年

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和陈云。那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一直是邓的上级。但陈没有邓在"文革"初期对抗陈伯达、康生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中，彭真、叶剑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们都缺少邓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年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和李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的风格与毛截然不同。毛总是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善于掩饰自己，邓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也绝不心慈手软。

与毛和华不同，邓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东）。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有两个突出的长处：他目光远大；他规定，对所有计划与建议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持久战。邓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这辈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定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日期，把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日期。同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相比，邓有条件把眼光放得很远。但是他不一定非要这么做，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对可行性进行实验是与邓在反对华国锋时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的。坚持这两个口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而表明在邓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与繁荣富强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繁荣富强。他不想让那些没有参与过社会与经济实践只是在办公室中勾画蓝图的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称他为实用主义者。

邓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于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毛泽东。1978年，也就是他对华国锋的态度由小心监视转变为公开挑战这一年，他频繁出国访问。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公关才能。在德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年底，他出访了日本，再次显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风度。

之后，邓小平留在国内。但他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当然是他的份内事。但他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

在这些谈话中，邓反复强调三点。第一，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而且不会再重演；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随着邓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人们意识到，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新生，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还承认，在国家统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点是毛比不上的。

80年代，中国的领导层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监督政策的制定；另一部分是邓提拔的担任重要职务的较年轻的领导人（也只是年轻半代）。从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大多数董事都不担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人数依然不少，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数甚至占多数，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

老一辈革命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陈云、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陈云1905年生于上海市郊区，当过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他和邓小平同一年人党（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员，比邓早二十一年。除了"文革"时期以外，他一直担任高层领导。80年代，随着他50、60年代的许多讲话公开出版，奠定了他经济决策者的稳固地位。但他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始终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经常扮演杰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他力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陈云老年时的照片看起来很忧郁。多年来一直传说他身体不好，而且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呆在南方。但他中年时一点也不忧郁，也不让人觉得阴沉沉的。他经常面带微笑，而且说话善用比喻。50年代，他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比喻成笼子和鸟，如果笼子太小了，鸟会死掉，但是如果把笼子拿掉，鸟就会飞走。1959年他把国家经济比喻成一盘棋，他认为，如果每个地区都能有效地提高产量，那么国家经济就会有很大发展。

80年代，陈云一直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1982年成立的，陈云曾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云对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及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态度日趋谨慎，更加重视控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但如果认为陈云是反对当时一些大的改革，如农村改革，那就错了，陈云的观点，代表了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观点。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彻底否定了"左"的和极"左"的观点，人们似乎以为陈云也是左派。然而，他的资格太老，而且推动过邓所欣赏的一些政策，因此，即使撇开他与邓之间的友谊不谈，邓还是会听他的。

彭真的头顶很圆，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红脸膛，使他走到哪里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佯，80年代他与邓再度密切合作。一开始，他任顾问，负责党的安全与法律工作，这也是二十年前他所从事的工作。后来，他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最高立法机关的负责人。他没有要争当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有资格这样做。彭真的资历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从没有看到过他要坚持某种观点。也许他只是一位尽忠尽职的党务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领导者。他的勇气胜过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文革"前的几个月，他曾站出来大胆地与毛争论。

李先念和王震同样赫赫有名，他们都是军队中的强硬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80年代，李先念会见了许多外宾，坦率、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外宾说，在集体耕作的制度下，农民干脆放下农具，转个身子去晒太阳了^①。1948年，邓和李曾在大别山并肩

(根据原文译出--译注)战斗，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书记处工作，然而他们仅仅是好同事。王震则刚好相反，他是邓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两次为邓的复出四处游说，邓因此欠了他很多人情。不论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视察，人们经常看到邓与王震肩并肩的公开露面。80年代后期，李先念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87年杨尚昆任国家主席后，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了。而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则继续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中国主要的行政工作主要由两个人负责。8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有名的是胡耀邦。他1981年接替华国锋出任党的主席职务，1982年9月中共取消党的主席之后，改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邓的身材还要矮小，但却精力充沛。他说话时喜欢做各种手势，这在中国人当中是很少见的。胡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他十四岁时就在井冈山加入了毛泽东的队伍。长征途中，他任"中共"书记，在一次战斗中还受了伤。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邓的手下工作。他大约是和邓同时凋到北京的。之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主要工作是为党选拔接班人。"文革"中他被撤职下放，1975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成为邓的主要助手。1978年以前，邓就已确定他为自己在党内的接班人。

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赵紫阳。赵1919年生于河南一个地主家庭，他比邓小十五岁，比胡小五岁。他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他还很年轻。同那些生产队的负责人相比，他更加同情农民的处境，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文革"初，他在广州被戴上高帽游街，但70年代初即重新恢复了工作。随后的两年任四川省省长。在任期内，他实验一项新制度，允许工人和农(此处有误。赵紫阳当时担任的是四川省省委书记--译注)民把国家计划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1980年9月被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填补华国锋下台后的空缺。

同胡耀邦一样，赵紫阳最终也失去了邓的信任。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此处有误。邓小平是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的--译注)设"，"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还接着指出了到本世纪末要抓紧的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胡耀邦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指出了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他还说："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在以后的四年里，中国的政治活动就是集中要实现这三大任务和四项工作。邓所扮演的角色则是对此进行监督和指导。另外，他还负责两项工作：向外国人说明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或者更宽泛地讲就是对"改革"进行说明。

邓的第二项工作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国的奋斗目标；第二步，于1982年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邓解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很明显，邓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要唤起人们的爱国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说的"调整"要更为广泛和深刻。最后，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同时涵盖了政治和轻济两个方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政治改革有赖于经济改革，这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论断是一致的，但却悻于毛最后二十年的理论。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一直非常谨慎，他没有贸然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借词给社会主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因而许多党的领导人不太容易准确理解他的思想，当一些外国人说邓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时，他们很恼火。

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论之前，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邓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农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冻结了每项产品的收购额度；更重要的是政协恢复了农民以家庭为主从事生产的权力：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归农民承包使用。根据土地承包合同，农民有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但要向国家和集体上交一部分产品，其余的部分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全国范围内"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了中国农村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既不同于土改后的50年代，也不同于集体化时代。从理论上讲，农民只是不再从事集体劳动，但事实上，长期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长达四十年）已足以使农民将自己视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高潮。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尽管当时有一些农民依然热衷于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1984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至十五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农民来讲，这一新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农民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比以往大，因为政府仍保证收购所有剩余的农产品，而且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或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

上述改革措施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的情绪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1957年到1977年递增0．2％），棉花产量年增长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类年增长9％（1957年到1977年年递增1．7％）。从1965年到1978年，农村人均消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从1978年到1986年几乎增长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用的砖、水泥和沙石。许多农户购买了自行车、收音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已从贫穷、落后步入了小康社会，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四个人。

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会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脱离苏联模式，另一些人则主张可以给鸟更多一些自由，但一定要关在笼子里。因而这一决议很含糊。尽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一直据此进行。

城市工业和商业改革的核心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价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种价格体系，即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很快，一种商品就出现了两种（甚至三种）价格。同时出台的上述三项改革措施造就了许多新的市场，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业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企业产品的种类与销售的控制，国有经济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一些省开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权力在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厂矿生产本省需要的产品，限制与他省的产品交流，宁愿花大价发展某些工业以满足本省的需要，也不从其他省份购进。一些工厂把产品卖给了新的客户，使老客户找不到所需的产品。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对信贷的控制不严格，因此出现了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的确发展很快，但物价水平也上涨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银行信贷，1985年和1986年却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中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专注于此事，除此之外，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②

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