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得当”来源于战前的充分准备
在上甘岭战役防御作战总结中，毛主席谈了“五点经验”，其中“指挥得当”既可作为开始，也可作为结束。部队作战，要有物质基础，也要有政治准备，仗在什么地方打？怎么去打？毛主席又谈到“指挥得当”，提出了“供应不缺”，强调了“炮火猛烈”。就上甘岭战役和整个秋季攻势最后发展的情况而言，所取得的战果与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志愿军联合司令部“指挥得当”息息相关。这些都是防御作战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6月份，当敌人在选择进攻目标的时候，志愿军开了一个作战会议，通过审查作战方案来判断敌人进攻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志愿军和中央估计，敌人要从西面打，规模就会更大，整个停战谈判就要被破坏。从东边打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据此志愿军判断敌人有可能从中线打，而选择中线，最有可能是从中线西边入手。就此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些战前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头讲到的那个情况。那时候彭总回了国，陈赓是志愿军的副司令，他们几个人就向彭总建议：“中线要做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为此就把38军、15军和60军划归为第3兵团指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加强了平康方向的防务。除了挖坑道，筑建工事，其他凡与作战相关的一套工作也都有预案和准备。6月、7月、8月，连着搞了几个月的“相互协调配合打击敌人”，就此形成了三个作战方案。由于准备得很充分，大家心里也都有底。
陈赓副司令陪同彭德怀司令视察部队
贯彻这个战术思想，15军的体会更加深刻。15军在接阵地时，敌人气焰十分嚣张。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军党委开会研究明确提出并制定了作战的指导思想，坚决贯彻执行“零敲牛皮糖”，总结出“坚守防御，巩固阵地，消耗与消灭敌人，保存与提高自己”的作战指导思想方针。这就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了这个思想指导，部队一上阵地，就制定了各种作战方案，大家都亮出自己的看家本事：
我一个组怎么消灭敌人；
我一个班怎么打击敌人；
我一个排、一个营、一个团怎么打……
这样，从小组、班、排，到营、团的各种作战方案都拿出来了，而且方案做出来以后又不断地在实践中做调整。从4月份起不断地打，不断地调整，到9月份，对付敌人进攻的作战方案就都比较实际了。认识问题有一过程，15军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9月份，军又下发了《粉碎敌秋季攻势作战方案》，发出《准备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号召，并针对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做了具体分析，对兵力部署又做了调整。军、师、团各级指挥员察看阵地、熟悉阵地，对前沿分队检查测验，这样部队自上而下加速了各项战备工作的完成。虽然解决每一个问题都要有个过程，但在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抓得比较紧。
志愿军小分队夜袭作战
15军在志愿军中算是一个年轻部队，但有老志愿军做榜样。讲排兵布阵，当时志愿军展开的就有9个军，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从临津江口到东海岸，9个军就这么并排着。讲防御，1951年各个部队就防御了大半年。15军一上阵地后，先后派出师、团，以及基层干部，到担任防御的其他老大哥部队学习取经，看兄弟部队怎么防御，怎么进攻，把人家的好经验学到手。特别是向26军老大哥学习。因为15军接的就是26军的阵地，这样相互交流学习就更加具体些。这就是一支年轻部队的特点，这点秦基伟可以做一个代表。太行部队先后走出了三批，1、2、3纵队是第一批组成的野战部队，以后又有第二批，而他是第三批走出太行的，所以这个部队按辈分讲比较年轻。当然部队里的成分并不年轻，有老红军，又有抗战时期的人，还有红军连队，但秦基伟始终以“做小弟弟”的姿态对待自己，因此在指挥上他除了善于研究敌情外，还善于研究我们自己，善于向友邻部队学习，注重吸收兄弟部队的作战经验。这样，反击作战方案的组成就能比较切合实际了。
1952年8月31日15军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是研究粉碎敌人秋季进攻的一个会，在这个会议上制定出了作战方案。
当时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是克拉克，范佛里特直接到了中线前沿阵地。克拉克是巡视，范佛里特是视察。二是美国的骑1师已经在日本，有消息说准备再次入朝。另外还有美军一个部队也要准备入朝。我们研究了美军机动部队，算着美军可能有四个师进攻的作战方案，分析敌人进攻的方向可能有两个：如东西海岸不登陆，从正面来讲，一个是开城，一个是平康。开城已经开始谈判，从军事上分析更大的可能是后者，这样可以把金城到平康的这一条线拉平。
战役以前，敌人还没有进攻时，志愿军为了防止敌人从元山登陆，配合正面进攻，毛主席、中央军委就把16军的一个师，那是换装比较齐全的一个师，调到这个方向。敌人一看我们东西海岸都有准备，正面各个地方也有准备，因为他们也都曾侦察过，于是迫使他们下了这个决心——进攻五圣山这一点。这是战役之前的一个情况。
当时15军防御态势是：西面是38军，38军与15军的防御分界线从铁原以北到平康平原中间沿铁路划的。平康的地形是平原加丘陵地带，一直往北就到了洗浦里、元山。如果敌人搞下平康，就威胁我们后方。从地形上来看，五圣山是15军防御的屏障，五圣山周围是山地，地形比较险要，交通不大方便。西边以西方山、斗流峰、王在峰为一个阵地。这个阵地再加上38军那边防御有一个蓬莱湖，它和西方山一对，像个门似的，山和两边一对，西方山、斗流峰这一块是个山地，敌人占了一部分，我们占了北半部分。从地形上来讲是这样的。
但军里看得比较远，分析敌人进攻，不光看地形，还要判断敌人后方，看敌人的二梯队，敌人的战备预备队，到底有多少机动兵力，他动了没有。如果有四个师进攻，很可能会摆到西方山、斗流峰方向。因为这方向搞下来以后，他就是不搞平康，把平康放到他的鼻子底下你也不太好受。他要搞西方山、斗流峰，再夹击五圣山，条件更充分点。军根据这个情况，大致是这样定的：第一步可能敌人先搞门闩，即搞西边，先西后东，先搞西方山、斗流峰，打开门闩，而后搞五圣山，进而拉平金城平康线。这是第一作战方案。
第二种情况分析，敌人也可能先五圣山，除去我阵地屏障。分析敌人如果搞五圣山有三种可能，最大的可能从两边搞，东边是牙沈里，西边是甑峰。如果敌人从前面搞五圣山就好办一些，五圣山地势险要，便于我方防守，从前面我方可居高临下揍敌人。三种方案就把这个放在后头了。五圣山比较高，1061.7高地大家一致认为它是全军的一个屏障，敌人是想搞这个地方。假如敌人出现第三种方案，先从东面搞起，对军来讲是好事，好打。当然好打是指敌人从两边搞好打。因此按主席的思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把这个方案摆在第二，而且第二里头敌人从正面搞起，又放到三种方案最后，当然那还是有利的。45师的任务就是死守五圣山！
总之，对上甘岭战役前的分析，大家有一共识：任何一个兵家都力图要进攻平康。特别是像美军拥有的装备和力量，假如说他要是集中了三个师到五个师来进攻平康，我们要对付他就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怎么不叫他进攻平康呢？陈老总（陈赓）早看到了这一块，就是陈赓所说的：“你们要早做准备。”为此，战役打响以前38军就先行反击，这一反击就牵制住了敌人。之后我们又是坦克的佯动，又是其他的动作佯动，老让敌人有个错觉——我们在这地方特别有准备，力图动摇敌人进攻平康的决心。敌人确以为我们在此是特别有准备，因而也动摇了他们下的这个决定。
本来克拉克想使用五个师进攻，他一直主张要进攻就要攻其要害部位。可是他连续作战连续失利，加上又是总司令的面子，攻就要攻好，没有把握不行，所以最后他接受了范佛里特的意见，发动了“金化攻势”。这样一来，等于就是在我们有准备的情况下，敌人被迫选择了这一招。
8月份起，范佛里特几次到前沿。15军阵地是从金化往西到铁原、平康，中间是美7师的防御阵地，45师防御靠美7师的一个角，即454.4高地属于美7师的防御，这边都属于韩2师。所以范佛里特几次来，我们都要防范。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了两种情况，一个考虑到敌人从五圣山正面搞，同时，更多地考虑范佛里特比较滑，搞不好他在这边给磨蹭磨蹭，一下子扑过来，那就要引起注意了。于是从兵力部署等各方面都要防备他这一手。
其实，45师开始也有错觉，既然敌人没有动作，如果进攻这里也是属于战术性的进攻，我们也有准备，可以打。因此45师准备打注字洞南山，师里不想放，军里也不想放。那时军、师有个推测，认为我们一系列战术反击后，既然驻日美军未动，敌人预备队没有动，正面的敌人也没有动，那么敌人大规模进攻可能性小了。主与次、先与后的处理是一个教训。当然，那时也准备了第二手。假如敌人从西面开始进攻，我们东边就配合，东面就要进攻敌人；假如敌人从东面开始，我们西边就要配合。但由于45师领导发生了一个错觉，结果对敌人几个月的活动就习以为常，尽管师里指示了135团加强战备，但战前主要精力和力量都集中在考虑反击注字洞南山。那时8、9月份就开始做准备了，摸来摸去，这里边情况也很熟悉了，准备打，总不想放弃。结果敌人偏偏从45师正面搞起来了，问题就出在了45师领导，把敌人在上甘岭的争夺误以为是个次要方向，实际上敌人也误以为我们主要方向的地方确实准备得非常充分。最后很自然地演变成那个样子。
当然打响以后，我们也注意到了敌人的动向，看看他们到底在后面还有什么动作。这时军里、兵团决心已下，敌人在什么地方进攻，就在什么地方坚决打下去。作为45师这支部队，战前早已反复做过打恶仗的思想动员，尽管无法确定敌人进攻的时间和方向，但对战争随机应变的思想准备时刻没有放松。上甘岭战役一开始，军就及时调整部署，敌变我变，从西重于东，转为东重于西。这样从兵团到军里、师里，大家的意见就比较一致了。准备打，考虑调整预备队，这是20日的情况。这就说明“指挥正确”是来源于熟悉敌人，熟悉我们，再加上向友邻部队学习。一旦上下级的想法结合起来，就可以说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这话用到这儿就比较恰当，符合实际。虽然45师开始吃了些苦头，但这个结果也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志愿军和部队各级对防御作战思想正确落实的过程。
在上甘岭激战的同时，15军前线指挥对于平康谷地的重点防御一刻没有放松，无论敌人采取什么打法，我们总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时时刻刻防范他们“声东击西”的企图。这并不是疑虑过重，而是基于我们与敌人整体力量对比，处于敌优我劣，特别是基于我们在制空权、战场机动、作战支援、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现状而做出的慎重考虑。战役后期，秦基伟仍然不放松44师在西方山的防御，宁可调12军预备队来增援，也不能动44师。多年后再回顾性思考这一作战部署，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