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喜欢弄笔墨，算到现在，可以说以文字与世人相见， 已有25年的历史了。这25年之中， 通共写过了多少东西，通共有多少篇，有多少字，有多少篇是好的，有多少篇是坏的，我自己说不出， 当然也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说得出。原因是我每有所写述，或由于一时意兴之所至，或由于出版人的逼索，或由于急着要卖几个钱，此外更没有什么目的。所以， 到文章写成，寄给了出版人，就算事已办完。到出版之后，我自己从没有做过收集保存的工作：朋友们借去看了不归还，也就算了;小孩们拿去裁成一块块的摺猢狲，摺小狗，也就算了;堆在废报纸一起，积久霉烂， 整捆儿拿去换了取灯，也就算了。“敝帚千金”，原是文人应有之美德，无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在这上面总是没有劲儿， 总是太随便，太“马虎”：这大概是一种病罢?可是没有方法可以医治的。
我的第二种病是健忘：非但是读了别人的书“过目即忘”，便是自己做的文章，过了3年5年之后， 有人偶然引用， 我往往不免怀疑：这是我说过的话么?或者是有什么书里选用了我的什么一篇，我若只看见目录，往往就记不起这一篇是什么时候写的，更记不起在这一篇里说的是什么。更可笑的是在《新青年》时代做的东西，有几篇玄同替我记得烂熟，至今还能在茶馀酒后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诵，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 至多亦不过“似曾相识”而已!
因为有这“随做随弃”，“随做随忘”两种毛病，所以印文集这一件事，我从前并没有考量过。近5年中，常有爱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问： “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 可以印一部集子了， 为什么还不动手?”虽然问的人很多，我可还是懒着去做：这种的懒只是纯粹的懒，是没有目的和理由的。但因为他们的问， 却引动了我的反问。我说：“你们要我印集子， 难道我的文章好么?配么?好处在那里呢?”这一个问题所得到的答语种种不同。有人说：“文章做得流利极了。”有人说：“岂特流利而已” (但流利之外还有什么， 他却没有说出)。有人说：“你是个滑稽文学家。”有人说： “你能驾驭得住语言文字，你要怎么说， 笔头儿就跟着你怎么走。”有人说： “你有举重若轻的本领，无论什么东西， 经你一说，就头头是道， 引人入胜， 叫人看动了头不肯放手。”有人说：“你是个聪明人， 看你的文章， 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 总叫人神清气爽;决不是粘粘腻腻的东西， 叫人吃不得，呕不得。”有人说……别说了!再往下说， 那就是信口开河， 不如到庙会上卖狗皮膏药去!
虽承受我的朋友们这样鼓励我， 其结果却促动了我的严刻的反省。说我的文章流利，难道就不是浮滑么?说我滑稽，难道就不是同徐狗子一样胡闹么?说我聪明，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功力么?说我驾驭得住语言文字，说我举重若轻，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学问， 没有见解，而只能以笔墨取胜么?这样一想，我立时感觉到我自己的空虚。这是老老实实的话， 并不是客气话。一个人是值不得自己的严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后， 虽然就未必等于零，总也是离零不远。正如近数年来，我稍稍买了一点书， 自己以为中国总有几部好书，朋友们也总以为我有几部好书。不料，最近北平图书馆开一次戏曲音乐展览会，要我拿些东西去凑凑热闹，我仔细一检查， 简直拿不出什么好书，于是乎我才恍然于我之“家无长物”。做人，做学问，做文章，情形也是一样。若然蒙着头向着夸大之路走， 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也未尝不可以。若然丝毫不肯放松的把自己剔抉一下：把白做的事剔了去，把做坏的事剔了去，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把似乎是好而其实并不好的剔了去，恐怕结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至多也不过一粒米大。我这样说， 并不是要叫人丧气，从而连这一粒米大的东西也不肯去做。我的意思却是相反：我以为要是一个人能于做成一粒米大的东西，也就值得努力，值得有勇气。
话虽如此说， 我对于印集子这件事， 终还是懒;一懒又是两三年。直到廿一年秋季，星云堂主人刘敏斋君又来同我商量，而我那时正苦无法开销中秋书帐，就向他说： “要是你能先垫付些版税，叫我能于对付琉璃厂的老兄们，我就遵命办理。”刘君很慷慨的马上答应了，我的集子就不得不编了。但是，说编容易， 动手编起来却非常之难：这一二十年来大半已经散失的东西， 自己又记不得，如何能找得完全呢?于是东翻西检， 东借西查，抄的抄，剪的剪， 整整忙了半年多， 才稍稍有了些眉目。可是好， 飞机大炮紧压到北平来了!政府诸公正忙着“长期抵抗”，我们做老百姓的也要忙着“坐以待毙”，那有闲心弄这劳什子?惟有取根草绳，把所有的破纸烂片束之高阁。到去年秋季重新开始作删校工作，接着是商量怎样印刷，接着是发稿子、校样子， 到现在第一册书出版， 离当初决意编印的时候， 已有一年半了。
我把这部集子叫作“杂文”而不叫作“全集”， 或“选集”， 或“文存”，是有意义的， 并不是随便抓用两个字，也并不是故意要和时下诸贤显示不同。我这部集子实在并不全， 有许多东西已经找不着，有许多为版权所限不能用，有许多实在要不得;另有一部分讨论语音乐律的文章， 总共有20多万字，性质似乎太专门一点， 一般的读者决然不要看， 不如提出另印为是。这样说， “全”字是当然不能用的了。至于“选”字，似乎没有什么毛病，我在付印之前， 当然已经挑选过一次;非但有整篇的挑选，而且在各篇之内，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删削。但文人通习， 对于自己所做的文章， 总不免要取比较宽容一点的态度，或者是自己的毛病，总不容易被自己看出;所以，即使尽力选择，也未必能选到理想的程度。这是一点。另一点是别人的眼光，和我自己的眼光决然不会一样的。有几篇东西，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坏，然而各处都在选用着;有几篇我比较惬意些， 却从没有人选用。甚而至于我向主选的人说： “你要选还不如选这几篇， 那几篇实在做得不好。”他还不肯听我的话， 或者是说出相当的理由来同我抗辩。因此我想：在这一个“选”字上，还是应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做标准呢， 还是应以别人的眼光做标准呢?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不如暂时不用这个字。说到“存”字， 区区大有战战兢兢连呼“小的不敢”之意! 因为存也者， 谓其可存于世也。古往今来文人不知几万千，所作文字岂止汗牛而充栋，求其能存一篇二篇，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借曰存者， 在我以为可存， 然无张天师之妙法， 岂敢作“我欲存， 斯存之矣”之妄想乎?
今称之为“杂文”者， 谓其杂而不专， 无所不有也：有论记， 有小说，有戏曲;有做的， 有翻译的;有庄语， 有谐语;有骂人语， 有还骂语;甚至于有牌示， 有供状;称之为“杂”， 可谓名实相符。
语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决然不敢希望;要是我的文章能于有得数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传， 那已是千侥万幸，心满意足的了。至于寸心得失， 却不妨在此地说一说。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 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 所谓“以手写口”， 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 “章法”， “抑， 扬， 顿， 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顽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甚而至于动过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罢， 那就是好处;你说是坏处罢，那就是坏处;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我从来不会说叫人不懂的话，所以我的文章也没有一句不可懂。但我并不反对不可懂的文章， 只要是做得好。譬如前几天我和适之在孙洪芬先生家里，洪芬夫人拿出许多陶行知先生的诗稿给我们看。我们翻了一翻， 觉得就全体看来，似乎很有些像冯玉祥一派的诗;但是中间有一句“风高谁放李逵火?”我指着向适之说： “这是句好句子。”适之说： “怎么讲法?”我说：“不可讲，但好处就在于不可讲。”适之不以我说为然， 我也没有和他抬杠下去， 但直到现在还认这一句是好句子。而且， 我敢大胆的说： 天地间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但是，假使并不是好文章， 而硬做得叫人不可懂， 那就是糟糕。譬如你有一颗明珠， 紧紧握在手中， 不给人看，你这个关子是卖得有意思的;若所握只是颗沙粒， 甚而至于是个干矢橛，也“像煞有介事”的紧握着， 闹得满头大汗， 岂非笑话! 我不能做不可懂的好文章， 又不愿做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也就只能做做可懂的文章， 无论是好也罢， 不好也罢;要是有人因此说我是低能儿， 我也只得自认为活该!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 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 是随着时代变迁的， 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 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 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 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当然， 时代所走的路径也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 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也不妨保留，借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否则， 要是有人指鹿为马， 我也从而称之为马;或者是，像从前八股时代一样，张先生写一句“圣天子高高在上”， 李先生就接着写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这就是把所有的个人完全杀死了，时代之有无，也就成了疑问了。好像从前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监差的， 监押一个和尚， 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 雨伞一把， 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遗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 雨伞，枷。”一天晚上， 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薙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 移戴在他颈上，随即就逃走了。到明天早晨，他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 和尚也在， 可不知道我到那里去了!所谓“抓住时代精神”，所谓“站在时代面前”，这种的美谈我也何尝不羡慕，何尝不想望呢?无如我不愿意抓住了和尚丢掉了我自己， 所以，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 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把这么许多年来所写的文字从头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烟云似的已往的生命中从头再走一次，这在我个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有几篇文章之收入，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文章做得好，而是因为可以纪念着某一时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种经验;或者是， 因为可以纪念我对于文字上的某一种试验或努力——这种试验或努力，或者是失败了，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什么成功而别人却成功了;严格说来，这种的试验品已大可扔弃， 然对于我个人终还有可以纪念的价值，所以也就收入了。
全书按年岁之先后编辑，原拟直编至现时为止，合出一厚本，将来每次再版，随时加入新文;后因此种方法， 于出版人及读者两方，都有相当的不便， 故改为分册出版，每三百余面为一册。
承商鸿逵兄助我校勘印样，周殿福、郝墀、吴永淇三兄助我抄录旧稿，书此致谢。
1934年4月12日刘复识于平寓
(《半农杂文》，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版)
赏析
这是刘半农为自己的杂文集《半农杂文》写的序言。刘半农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闯将，积极响应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积极发表对新文学的见解，猛烈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在当时的文化界影响极大。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刘半农的这本杂文集体现新文学的创作实绩。在自序里，作者回顾了自己25年的创作历史，总结了自己创作上的得失和体会。
我们必须首先清楚刘半农所说的“杂文”与鲁迅先生所倡导和实践的杂文是不同的。在鲁迅先生笔下，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不拘一格，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又具有艺术审美功能的文体。而刘半农所说的“杂文”指的是多种文体的总称， 突出了一个“杂”字，其涵盖要比鲁迅所指的“杂文”宽泛得多，正如他在序文中所说，所谓“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
刘半农在序言里说：“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思想感情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读半农的杂文，确实有这种“文如其人”的感觉。他的文章写得流畅、坦率和恳切，寓庄于谐。周作人对刘半农的评价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都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刘半农的这种文学主张是和他的创作实践统一的。单从这篇序言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对刘半农的这一主张，我们应该科学公允地看待。如果是意欲纠正那种内容上艰深晦涩，故作深沉，形式上过于华丽铺张，提倡一种自然朴实的文风，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然而，刘半农的做法也往往产生以下两种弊端：一是作者容易在文章中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顾影自怜，或狂呼乱喊，内容肤浅直露;二是形式上粗制滥造，缺乏美感。写文章应该是一种艺术的创造过程，在作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经验、审美理想、是非标准写进作品的时候，应该有所选择、提炼。赤裸裸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敢于在作品中坦露自己的思想情怀，这种态度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但要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品，这种做法似乎过于简单和草率。也许正因此，许多人对刘半农的评价是“浅”，鲁迅也说，“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还说“半农确是浅”。尽管鲁迅比较欣赏半农的浅，但他的浅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与他写文章的做法不能说没有关系。
本文在语言上多用排比句式，还有讲故事、举例子等手法，这使文章不仅显得活泼，而且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思想。
